重生之大科学家-第4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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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奇怪的是，公民党召开成立大会之后，声称迅速设本部于北京、设分部于各省。但包括公民党主要骨干在内，任谁也不知道这个北京本部是在京城的哪个位置，因为公民党从始到终根本就没有设立正式的党部。蹊跷的还不止此。北京本部借地开会后选出了理事、参事、评议员、干事各若干人，但居然没有选出党魁，众望所归的党魁人选梁士诒只是担任理事而已。
一个政党居然没有党章、没有政见、没有本部、没有党魁，这还不够奇怪的么？
这种奇怪的现象顿时引得全国上下议论纷纷，大家普遍认为这个公民党其实就是袁世凯的御用政党，目的就是想与内阁总理孙元起在国会中一较高下，至于空缺出来的党魁位置，自然是留给袁世凯，所以连大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都不敢僭越，只能担任该党的理事。
然而作为旁观者，孙元起却知道公民党之所以成立，是因为大总统选举迟迟不能进行，自己又小动作不断，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坐不住了，决定亲自跳出来和自己拼个刺刀见红！故而公民党的第一项任务不是拟订党章、敲定政见、确立本部、选出党魁，而是用尽各种手段拉拢足够多的议员，尽快选举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
公民党虽然成立的很仓促，但来势汹汹，孙元起丝毫不敢小觑。除了组织人手在各种报刊媒体上对公民党进行大肆批评指摘，抨击他们收买议员、权钱交易的**行径，毁坏公民党在国会与民众间的名誉以外，还见招拆招，与公民党在国会中展开了国民党籍议员争夺战。
国民党籍议员本来有近三百人，前段时间逃到南方参加二次革命有若干人，被袁世凯冠以“勾结匪徒，谋为内乱，逆迹昭著”的罪名枪杀、逮捕若干人，又被孙元起严惩口号吓得流亡海外若干人……这样七七八八算下来，留在京城的国民党籍议员还有两百人不到。这些人就成为了新中国党与公民党的争夺对象。（未完待续。。）
四五四、一声已动物皆静
公民党胃口比较大，想一口吞下所有这些香饽饽。新中国党虽然是本着多多益善的原则参与竞争的，但也不会轻易放弃一城一地，派出本部得力助手与每位议员接触磋商，争取多拉几个到自己阵营，扩大新中国党在国会中的优势地位。
在新中国党最初提出驱逐部分违宪议员议案的时候，国民党籍议员都惶惶如丧家之犬，对各党派伸出的橄榄枝几乎视若救命稻草，甚至放下身段主动贴过去。在那段时间，城外新中国党总部门口不知猬集多少投机的政客。
但随着公民党竖起招兵大旗，国民党籍议员很快意识到自己由丧家之犬摇身一变，成为各方极力拉拢的关键人物，一个个都好像是从东莞成功脱险返回故里的年轻女子，收起了原先的惊惶之色，开始傲娇起来，装出温良淑德从一而终的模样，仿佛是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大丈夫。其实他们端着捏着的目的，无非就是想卖个好价钱。
当然，他们矜持也不是没有回报，至少议员卖身的价格一路飙升。公民党成立短短一个月不到，议员在国会中投一次票的车马费补贴已经涨到了200元，在表决宪法、选举总统等关键时刻可能还要更高。
孙元起私下算过一笔账：按照《临时约法》规定，选举大总统需要参众两院四分之三议员以上出席，得票超过总数三分二才能当选。而现在众议院有596个议席、参议院有274个席位。举行大总统选举至少需要653人出席、436人赞成才算勉强有效。即便按出席200元、投赞成票500元的价码来算，仅一次总统选举投票就要花费35万元以上！
照这么挥霍下去，别说自己这样家财万贯的大土豪。就算有金山银山都支撑不住，何况袁世凯是靠借外债度日的呢？很显然，梁士诒他们组建公民党属于一锤子买卖，目的就是为选举总统。只怕选出正式总统之日，便是国会寿终正寝之时！
尽管孙元起也希望能招揽到更多的议员，使得新中国党在国会中一家独大，但他也有自己的原则。比如新来的议员待遇不能超过新中国党原有议员，顶多就是持平；再比如新来的议员可以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助，但不能提出干涉司法、违规升迁等非分要求。
相比之下。公民党完全就没有任何底线可言，从包揽诉讼到安排职位，从圈占良田到赠送名妓，简直是无所不能。
公民党的金钱攻势很快就见到了成效。在1913年11月底国会对宪法起草委员会拟定的宪法草案进行表决时。公民党轻松否决该项提案。这次成功更刺激了公民党的嚣张气焰。不仅对其他小党派的议员大肆招揽，甚至把墙角挖到了新中国党籍议员的头上！好在新中国党前期工作做得够扎实，孙元起对本党派议员的关怀也无微不至，这才让梁士诒等人铩羽而归。
等到12月份的时候，国会中的议员争夺战终于尘埃落定。因为顾忌吃相，新中国党在这场盛宴中只捞到三十多人，虽然战果远不及公民党丰厚，但凭借这个成绩也坐稳了国会第一大党的宝座。就凭手中掌控国会350个以上的席位。袁世凯便应该让孙元起三分，因为孙元起或许不敢说将来的总统肯定是谁。但却有底气说将来的总统肯定不是谁！
毫无疑问公民党是此次争夺战的最大赢家，前后共收获国民党籍议员100多名，此外还收编其他小政党的议员数十人，加上旧有班底，其所拥有的参众两院议员人数突破200人，一跃成为仅次于新中国党的国会第二大党。尽管没有达成最初掌控国会的目的，但公民党已成为一支不容小觑的政坛劲旅，在否决约束大总统权力的宪法、提议尽快选举大总统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至于国民党，毫无疑问是最悲催的输家，不仅国会第一大党的地位拱手让人，连辛苦竞选出来的议员也被别人瓜分殆尽，只剩下三四十名死忠分子在苦苦支撑，算是勉强保全了昔日同盟会的名头与辉煌。真可谓底裤都输掉了！
随着议员争夺战的结束，因为对方都拥有否决权，所以新中国党和公民党都保持了相对的克制与冷静，不敢再轻易把宪法草案、总统选举等重大敏感议题提交国会表决。表明上国会趋于平静，但谁都知道下面蕴藏着即将蓬勃喷发的火山，成立不到两年的中华民国局势顿时变得微妙起来。
新到任的美国驻华公使、前威斯康星大学政治学教授芮恩施敏锐察觉到中国国会中的奇异景象，在美国政治科学学会会刊《美国政治科学评论》上撰文指出：
“最近一两年来，远东最大的帝国随着国家体制剧烈变动，政坛人物、机构以及法律、政治上都发生数不胜数的变化，即便最熟悉远东情势的评论家也觉得眼花缭乱。而在眼下这一刻，它突然变得沉静起来，好像是歌剧快到**的时候突然鸦雀无声、故事渐入佳境的时候突然戛然而止，在令人错愕的同时，也让人情不自禁转而追究其背后的原因。
“表面上看，局面平静的主要因素是国会两大党派，由内阁总理孙元起先生（他的另一个名字约翰逊博士，或许更为我们所熟知）统领的，主张先制订宪法的新中国党；与由临时大总统、也是最强有力的军队派系北洋军最高领袖袁世凯先生掌控的，主张先选举总统的公民党，互相都拥有否决对方的权力，于是各自都保持了相对克制，使得局面暂时冷静下来。就如同决斗时双方剑锋同时指在对方的咽喉之上，在这个时候，双方最理智的行为是各退一步再寻良机，而不是愚蠢地选择同归于尽。
“在过去的两三千年里，这个古老的帝国一直实行**统治，直到1911年底前任临时大总统孙文先生率领一群热血学生、青年士兵以及不知民主共和为何物的暴民推翻皇权统治为止。流亡美国多年的孙文先生在仓促之间借鉴美国的政治制度，为新建立的国家规划了最初的民主共和制度，包括总统制与三权分立，但不包括内阁总理。
“为避免远东发生人道主义危机，在西方各国政府积极斡旋下，孙文先生与北方处于军事优势地位的袁世凯先生达成和议，允诺让出临时大总统的职务。但为了限制袁世凯先生的权力、保护革命党人取得的果实，孙文先生在卸任之前突然改总统负责制为责任内阁制。从那一刻起已经埋下祸根，府院之间的冲突成为必然，关键只在于何时爆发。
“在最初的制度设计中，国会是作为制约府院权力与府院之争的工具而存在的，不过现在这种作用已经非常淡薄。此时国会更像是大总统府与国务院之间争斗的一个场所，可以避免诉诸武力的手段相对和平的争斗场所。但国会的约束手段非常有限，失败一方随时可能无视国会裁决，诉诸武力，进而引爆一场全国性战争，带来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时刻关注的！
“以上这些只是非常表面的描述，争斗背后存在着更深层次的原因，可以从多个角度加以解析，比如总统制与内阁制之间的制度之争、大总统府与国务院之间的权力之争、军事派别与教育团体之间的派系之争等等。如果我们想竭力透过复杂烦乱的政情，企图用清晰简明的方式来探究最深层原因的话，笔者更愿意将之归结为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与西方近代民主自由思想之间的思想之争。
“众所周知，袁世凯先生出生于中国传统官僚家庭，传统儒家思想和**统治思想对他的影响根深蒂固，从而使得他对权力极端迷恋，尤其是放纵的、至高无上而不受丝毫约束的皇权；而孙元起先生自幼生长在美国，民主、法制的观念伴随着科学知识一起成为他思想的组成部分。当他们在一起共事时，就像烈火与海水、生命与死亡一样，爆发出最激烈的冲突。
“当然，他们两人的思想并不是绝对的，袁世凯先生虽然被革命党人斥为保守主义者、独夫民贼，但他在清末自强运动中也积极主张向西方学习，比如德国的陆军、英国的海军、美国的议会等；而在孙元起先生近代民主自由思想的背后，也有着追求权力、排斥异己、意图独裁的念头。这也是当前中国政局日趋复杂的原因之一。
“尽管现在中国局势日趋紧张，争斗随时可能从国会爆发，进而变成武装冲突蔓延到全国，但在笔者看来，却并非没有解决当前中国困境的办法，因为袁世凯先生和孙元起先生的思想里已经互相交融，存在着相互理解的基础。他们只需像剑锷互指着对方喉咙的决斗者一样，各自后退一步，然后划分好权力分属，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所有的争端自然都会迎刃而解。这也是近三百来西方政治斗争的经验所在！”（未完待续。。）
四五五、出一头地让宗武
创办于1906年的《美国政治科学评论》，不仅是美国政治科学学会会刊，更是极具国际影响力的政治观察杂志。经世大学近期新设法政学院、中国政策研究院等机构，为丰富图书馆藏、开阔学生视野，在海内外大肆采购书籍、订阅报刊，其中自然不会遗漏这本响当当的专业期刊。只要翻阅这本期刊，就绝对不会错过这篇由美国驻华公使撰写而且关乎现在中国政治格局的文章。
不过从芮恩施在驻华使馆写完这篇文章，到寄送给《美国政治科学评论》杂志社审阅，再到付梓印刷，再漂洋过海来到经世大学。等梁启超把它送到孙元起的案头时，时间已经进入了1914年。此时新中国党与公民党之间更加剑拔弩张，参众两院的气氛也日渐凝重，甚至连最迟钝的人都能闻到其中的硝烟味。
这也难怪！国会从1913年4月份正式召开，到现在已经过去将近一年时间，大总统选举之事一直悬而未决，显然袁世凯已经失去耐心，开始变得焦躁起来。某位日本记者在日本外务省在北京出版的汉文报纸《顺天时报》上带着幸灾乐祸的语气指出：
“现在的中国局势，就像是两个儿童手持炸药互相威胁，都希望自己更危险的动作能够吓唬住对方，从而取得对方的让步。殊不知这种危险行为很容易擦枪走火，不经意间就可能引爆炸药，最后使得双方都灰飞烟灭。——不过这对于流亡在外的革命党人以及其他地方实力派来说。未必不是一个好消息。”
孙元起看完芮恩施的文章，不禁掩卷沉思：文中把国会两党的纠纷上升为府院之争、派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