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大科学家-第40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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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忽略了孙元起果断参与。在得知仇亮返回北京之后，属下也曾针对袁世凯、孙元起等人可能做出的反应。对计划做出相应调整。按照道理说，孙元起的新中国党是国会第二大党，应该希望宋教仁身亡才对。这样才好继起组阁执政。没想到孙元起见到仇亮之后居然果断同意，第二天便派杨永泰陪同南下，救援宋教仁。
“三是忽略了飞机参与救援。属下获知杨永泰、仇亮乘坐飞机南下，赶紧命令上海方面加快行动步伐。尽早除掉宋教仁。谁知新中国党方面行动非常迅速。当天抵达上海后便以商议组阁事宜约见宋教仁。宋教仁一出门，就被新中国党的调查科用汽车送到机场，紧接着飞机起飞，离开上海。自杨永泰从北京出发到宋教仁离开上海，前后不到两天功夫，让我们措手不及，只能眼看着飞机飞离上海，徒自望洋兴叹。”
明石元二郎慢悠悠地说道：“仇亮走脱我也有责任。倒不能全怪山田君。至于飞机参与救援，则是个新鲜事物。不仅你我很难想到，恐怕全世界也没几个人能想到，因为只有孙元起才有这个能力，这也不能怪山田君。但是忽略孙元起的参与，那就是山田君的罪责了！”
“哈伊！”山田纯三郎再次跪伏于地，表示自己心悦诚服。
明石元二郎继续说道：“孙元起早先以学者身份闻名于世，在宣统年间才在政坛崭露头角，由学部侍郎而学部尚书，由尚书而入阁，随后兼任四川总督。趁着清末局势混乱之际，一举囊括川陕甘晋四省，成为支那政坛不可忽视的力量。山田君追随孙逸仙左右已有十三年之久，在中国也有一年多时间，耳濡目染之下应该对孙元起颇有了解。请问你对他怎么看？”
山田纯三郎酝酿片刻才字斟句酌地答道：“诚如次长大人所言，孙元起拥有西部五省之地，兵锋直指湖北、西藏、外蒙等地，袁世凯也不敢轻易捋其虎须；其组建并领导的新中国党是国会第二大党，在支那政坛三分天下有其一，确实不容忽视。属下觉得孙元起的厉害之处在于四个不可比。首先是学术不可比，这也是孙元起安身立命的根本。
“自从明治三十一年（1898）发表首篇论文开始，他便以卓绝的姿态统领整个科学界的发展，举凡物理、化学、电子、天文、生物等前沿领域都做出了划时代的巨大贡献，很多成果甚至是颠覆性的。在十年前，他就被欧、米学界称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科学家。现在他的名字和成果已经被各国写进了大中小学的教科书中，成为学生们学习的内容。”
明石元二郎也很赞同他的观点：“在活着的时候学术成果就成为那么多人学习的内容，孙元起确实算得上是空古绝今。在这个意义上，他的学术确实不可比！”
山田继续说道：“其次是清誉不可比。孙元起在学术成就闻名世界的同时，积极投身教育事业，包括创建举世闻名的经世大学、编写数量惊人的学校教科书、兴办遍布大江南北的附属中小学等，很快他便成为中国最著名的教育家。因为他学问精深、热衷教育、惠及万民，与两千年前孔子的事迹颇为类似，故而被青年学生誉为‘当代圣人’。
“据说他与前清大学士孙家鼐有亲戚关系，但他却是典型的学而优则仕，而且早期一直是在有‘清水衙门’之称的翰林院、提学司、学部等教育部门任职，之后才正式从政。从政之后，他扑灭东北鼠疫、蠲免西部各省赋税、普及全国义务教育、打击外蒙分裂势力等一系列大得民心的举动，使得他的名声更加煊赫，几至于成为贤君名臣的典范。”
明石元二郎喟叹道：“支那历来讲究‘名正言顺’，孙元起有如此名声，便已在政坛上处于不败之地。果然见识深远！”
山田纯三郎道：“第三是财富不可比。基于对学术的精深研究，孙元起与其夫人、岳家以及其他米国商人组建各种类型的公司，工厂遍布欧、亚、美各大洲，从生活日用的味精、电灯、广播、药物、内衣、速食、自行车、汽车，到军工用途的步枪、迫击炮、钢盔、飞机，乃至航空、煤炭、银行等都有涉猎，林林总总足有数十家之多，并在其中占有相当比例的股份，其财富数额可以想见。”
明石元二郎点了点头：“在前清宣统年间，英国《观察家报》曾刊布专题文章评论远东的著名财阀家族，把以孙元起为代表的寿州孙氏与我大日本帝国的三井、三菱、住友、安田等财团相提并论。如今两三年过去，孙元起家业更加扩大，只怕他的财富已经后来居上了！那最后一个不可比是？”（未完待续。。）
ps： 十二月份，工作最忙，码字有些耽误。抱歉之至！
四一二、往事悠悠君莫问
山田纯三郎道：“最后一个是眼光不可比。十五年前，孙元起不过是个初出茅庐不名一文的教书先生；十五年后的今天，居然拥有如此显赫的权势，归根结底在于他超凡脱俗的眼光。详细说来，他的眼光不可媲及主要体现在三点上，一是识人。
“袁世凯起家的班底是前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他在天津小站练兵时建立的，更早甚至可以追溯到前清光绪八年（1882）驻扎朝鲜之时；而孙逸仙革命的班底是明治三十八年（1905）成立于我东京都的同盟会，更早则可以上溯到1894年成立于美国檀香山的兴中会。两者皆有自己坚实的班底，经营达二三十年之久，而且各有凭恃。袁世凯凭恃的是北洋精兵，在前清政坛纵横捭阖；孙逸仙依靠的则是反清秘密会社以及海外洪门，在中国民间和海外华人中颇有影响。
“而孙元起呢？麾下的将领在十多年前不是地位低贱的仆役奴婢，就是负笈求学的弱冠青年，尘土一般的人物，谁能想到十多年后会成为都督、师长、旅长？但是孙元起就那么慧眼识珠，把他们从普通人之中挑选出来，送到我们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然后回国执掌军队，进而夺取大权。从目前来看，这些人还算称职，至少能牢牢掌控住手中的军队和地盘。这也足以证明孙元起的识人之明。”
明石元二郎插话道：“山田君，既然那些人都是我们陆军士官学校的毕业生。想来对我大日本帝国抱有一定的好感。如果适当加以联络的话，你觉得他们能否像孙逸仙一样为我所用？”
山田纯三郎答道：“只怕很难！孙元起对于他们恩同再造，而且他们现在位高权重。似乎没有理由要改换门庭。当然，次长大人的提议倒是可以试试，成功了，对我国大有益处；失败了，也没有什么坏处。反正是利无弊，何乐而不为？”
明石元二郎微微颔首：“山田君请继续！”
山田纯三郎又接着说道：“他的眼光不可媲及第二点是体现在识物上。像味精、广播、薯片、胸衣、方便面等，本是世间可有可无之物。但被他发明创造出来后，很快便大行其道，成为日常的必须。像电灯、汽车、自行车等。本事世间已有之物，但经他点石成金后，马上便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紧接着便占据垄断地位。好比米国福特汽车公司生产的t型车。第一年产量就达到10660辆。创下了汽车行业的最高记录，未来光辉前景可以想见。
“谁知随后孙元起参股的通用汽车公司便推出了‘宝马’系列轿车，无论在外观、性能还是在动力、价格方面都远远超过t型车，致使福特公司的汽车销量迅速一落千丈，甚至危及到其他所有汽车公司的生存！所以以福特公司为首的一大批汽车公司积极游说米国国会和政府，准备以违法《谢尔曼反托拉斯法》为由，对通用汽车公司提起诉讼。
“更明显的一个例子则是飞机。明治三十六年（1903），米国的莱特兄弟制造出了第一架依靠自身动力进行载人飞行的飞机‘飞行者1号’。并且获得试飞成功。当时各国新闻都曾予以报道，但绝大多数人都把它视为一种大玩具而没有加以重视。然而孙元起得知消息后。却马上命令经世大学组建飞机研究所，投入了大量精力研制各种类型的飞机。
“时至今日，中国对飞机的研究水平已经远超世界各国，不仅建立了全球第一家航空公司，在各大城市间从事邮递和客运服务，而且研制出数种能在战争中发挥巨大作用的飞机，很可能改变将来的战争形势。比如在前不久爆发的外蒙冲突中，孙元起仅出动两架轰炸机对科布多城、乌里雅苏台、库伦等进行轰炸与威胁，就使得外蒙不战自溃闻风败逃，最终还是靠露国出面才勉强扎住阵脚。”
明石元二郎叹息道：“飞机确实是近代战争利器。若是当初日露战争时我大日本帝国能拥有此等武器，何至于阵亡那么多忠贞的帝国勇士？”
山田纯三郎道：“飞机问世不过十年时间，各国都才刚刚关注飞机的研制，中国只是先行一步而已。古语有云：‘亡羊补牢，未为迟也。’次长大人只要提议军部和帝国大学一方面投入巨额资金加以研发，一方面借鉴中国的经验，相信我国很快就会迎头赶上的！”
明石元二郎道：“军部和帝国大学方面已经花费巨资从中国购买了数架样机，正在对它们进行拆解仿造，应该很快就会取得进展。不过支那出售的飞机肯定不是他们最先进的水平，经世大学的科研水平又远胜我东京、京都等帝国大学，要想迎头赶上，就必须要以各种方式借鉴支那的经验和成果。只是经世大学飞机研究所西迁至陕西之后防范更加严密，军部已经牺牲十多名优秀的谍报人员，依然没能渗透进去。如果山田君以后得便的话不妨多加留意，看看有何良策，免得将来‘黑船事件’重演！”
“哈伊！”山田纯三郎恭敬地答道。
明石元二郎道：“请山田君继续刚才的高论。”
山田纯三郎这才接着说道：“孙元起眼光不可媲及的第三点则是体现在识势上。孙元起留学回国之初，正好赶上戊戌变法，清政府筹建京师大学堂却缺乏师资，他凭借着耶鲁大学的硕士文凭以及米国公使的推荐，轻而易举地进入了大学堂，成为其中的物理教习。
“随后，他发现世纪初物理学面临的巨大机遇，开始积极撰写各种论文，发表在欧、米著名期刊上，很快他便在科学界声名鹊起，引得世界各国的大学、研究所的热烈关注，纷纷邀请他出国讲学。明治三十三年（1900）夏天，孙元起以访学为名离开中国奔赴米国，非常巧妙地避开了发生在北京的巨变，而且藉此在国外捞足了名声。
“次年夏天他又返回中国，或许是预测到庚子国变对西太后思想上的巨大冲击，回国之后便迅速筹办如今举世闻名的经世大学，并大量编写刊印大中小学的教科书。转过年，清廷下诏大力兴办西式学堂，此时孙元起已经成为国内外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由他出面主持各种章程的制定已经成为必然。于是他也摇身一变，从学者变成了官员。
“成为官员并不是他的终点。他敏锐地意识到清政府已经病入膏肓，开始在经世大学成立小规模的士官教导队，对经世大学以及附属中小学的学生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以便随时召集起来组成军队；并在经世大学挑选合适的人员，送到我国陆军士官学校培训，以应对可能出现的乱局。据孙逸仙透露，明治三十七年（1904）他与孙元起曾在美国三藩市见过面，那时他便已经向孙逸仙提出掌握军权的想法！
“在接下来的五六年里，孙元起一边积蓄力量、提高名声，一边静静等待时机的到来。时机出现在明治四十三年（1910）冬天，中国满洲地区爆发了规模空前的鼠疫疫情，在众人畏葸退缩之时他却主动请缨北上。正是凭借着这次剿灭鼠疫的行动，使得他麾下的兵力完成第一次集结，并合法装备了武器，完成了实战训练，为来年的军事割据做好了前期准备。
“次年，也就是明治四十四年（1911），清国先是四川发生民乱，随后湖北发生军事叛变，形势岌岌可危。孙元起通过运作，以内阁大臣身份而兼任四川总督之职，随后率领手中的兵力南下，趁清廷不备，一举夺得陕西、山西乃至四川、甘肃的控制权。接着又改组预备立宪公会为新中国党，在国会中抢占席位。两措并举，使得他迅即成为中国最大的实权派之一。
“从他这十多年来的履历来看，几乎每一步都正好落在恰当的位置上，没有半点蹉跌，由此可以看出他对局势的精准把握。包括这次他救护宋教仁，也体现了这一点。一两次把握局势变动并非难事，难的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