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时空航班-第6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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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总司令真正担心的，就是这些人这种想法。
照着历史原来的轨迹走，毫无疑问革命最终将获得成功。
只是，历史还会照着原样走吗？
不照着原样走的历史还会如此容易被驾驭吗？
那些人，有驾驭历史的能力吗？
仅仅从这一次的湘江战役就看得出来了：老毛的计划是主动制造敌军混乱，寻机歼敌一部，争取战略主动，摆脱战略被动。就像老毛说的，这一仗只要不打成大败，之后的路就好走得多。
而那些人呢？
他们仅仅满足于快速过江，避免历史上曾经出现的重大损失。
两相比较，高下判若云泥。
“我晓得你在担心些啥子。”彭老总拍拍朱老总肩膀，“但是其实这是杞人忧天。他们跟老毛斗，说得客气点是不自量力，说得不客气点那就是自寻死路。”
魏承恭本来一直扭着总司令讲战事的，在发现总司令脸有忧色的时候，出于对红军的担心，不住追问（想要帮忙），不过在得知这是“党内机密”之后，就知趣地不再缠着总司令了，转而去找中低层指挥员问故事（总司令知道的都是宏观的总体战略，已经执行情况；论及趣味性，还是中低层指挥员知道的更多更有趣），之后彭老总过来找总司令汇总处理军队上的工作，工作完成之后，两个老总聊起这种党内斗争。
“他们不是老毛的对手，这个我晓得。问题在于，闹不团结，这才是真正的麻烦。”总司令叹气道。
“其实换个角度来看，倒也不是坏事。我们都能看的明白，相信老毛对于这些事也是心知肚明，这对于他也是一个提醒。”
“你是说……”总司令恍惚间有些明白了。
“无论如何，在形成决议后，他们还是全力以赴地工作了的，没有拖大家后腿，也没有因人废事……”
“他们敢！”不等彭老总说完，总司令就哼了一声，“真要是敢因私废公，看我不宰了他们。”
“……只要他们还能这么做，我们就还是同志，而有这样一些同志在，日后老毛就算真的要搞wg之类的运动，估计也会多想一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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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江战役打了一个胜仗，这对于高层来说，值得欢欣鼓舞。但是对于一般的红军战士们来说，却似乎不是一件太大的事。
因此对于魏承恭的“采访”，（这家伙冒充《红星报》的记者——虽然是冒充的，不过别说，倒比真的还更像那么回事儿，至少，数码dv，数码相机，拾音棒之类的玩意儿可不是这时候正牌的记者能有的），面对“你印象最深的战斗”的问题的时候，广大基层指战员对于湘江战役都不是很在乎，反倒是对之前的四次反围剿过程中的一些战斗印象深刻，话题总是向前四次围剿偏过去。
魏承恭郁闷之余，稍微想一想也就明白了：高层知道“历史上的”湘江战役是一场决定生死的战役，也是一场损失惨重的大战。对于能够规避巨大的损失，能够反败为胜，当然欢欣鼓舞。
但是对于广大的红军战士们而言，这不过是一场胜仗，一场在过往的战斗中已经出现过很多次的胜仗，类似的仗他们已经打过不知道多少了，实在没什么突出的地方。
即使对于主席来说，也是如此。
“一路都在逃跑，”主席这么评价，“敌人追得太紧了，根本来不及展开什么。如果不是通过资料提前半年就知道了敌人的布置，在突破第三道封锁线的时候就派三军团北上，算是稍微布置了一记暗手，那就真的只剩跑路而已了。”
“主席啊，做人要知足好不好，击溃了两个师你还不满意？你让我们的常伪冤长情何以堪？”魏承恭耍宝卖乖。
“哈哈哈！区区一两个师的损失，我们的伪冤长才不会放在心上呢。人家家大业大的，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国领袖，又自诩曾文正公弟子，怎么能为区区两个师的损失就坏了养气功夫。”
魏承恭想了一会儿，点点头：“也说的是，估计也就是骂几句‘娘希匹’就没下文了。区区两个师的损失都受不了的话，日后横扫他八百万美械部队，还不得气得他吐血——可是据我所知，原来的历史上，他老人家可一直都很健康呢。”
“不说这个了，你来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啊，哦，还真有点事儿。”魏承恭历时一周的“采访”活动基本结束（湘江战役胜利结束，他同样倍感兴奋），这才想起来，自己这次过来，是想要问“高级俘虏政策的”。
“哪，主席，如果抓住了常凯申，按照共和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目前这个共和国在流浪中）现行法律，会怎么处理呢？”
“这个……你不应该问我。”
“嗯，咦？”魏承恭愣住，心说我不问你问谁。
“我虽然是共和国主席，但是律法方面的事情不归我管，这个你要去问老梁。（梁柏台，法律专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司法人民委员会主任，着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宪法草案》《婚姻条例》《政府组织法》等。原史中未随军长征，1935年3月被捕，英勇就义）”
“……”魏承恭愣了一下，皱眉道：“共和国颁布的法律里面，有适合常凯申这种情况的条文吗？据我所知，共和国一共也没有制定多少法律吧？”
“说得不客气点，就是个草台班子，上不得台面。”主席笑嘻嘻地，丝毫不以为忤——本来也是事实么。
“那么，这个草台班子抓到砸场子的，会怎么处理呢？”既然主席不在意了，魏承恭也就不客气了，“在相关法律条文规范并不完整的时候，更多的还是取决于人治，对吧？如果抓到他，会怎么处理呢——这么问吧，主席您赞成怎么处理？”
主席皱眉，感觉这孩子似乎有些太执着于这个问题了：“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毕竟，抓住常凯申是没影的事。”
“可是，接下来的四渡赤水，我们确实有一个抓住他的机会。”
“四渡赤水还会不会发生，都已经是不确定的事情了。”主席摇了摇头，“好吧，现在讨论的是抓住常凯申该怎么处理，我觉得，如果时间足够的话，应该会组织一个特别法庭来审理吧。至于说审理结果——以那个家伙的所作所为，我估计会被以反革命罪处以极刑吧。”
“你不会给出特赦？”
“特赦？我可没有这个权力（不知道共和国的法律里面有没有相关条文规定，不过《宪法》里面可没有。另外，以当时政府的简陋结构，应该还顾不上这些），”主席摇摇头，又道：“就算我能特赦他，也不会给出这个特赦令的。”
魏承恭愣了一下，这可跟后来他知道的情况不一样。
“为什么呢？”
魏承恭没有急着反驳，而是先问道。
“因为我是共和国的主席，”主席慨然道：“就算苏维埃共和国只是一个草台班子，她也是一个寄托着我们的理想，寄托着我们奋斗目标的国家。”
稍微停顿了一下，主席又道：“而我们的奋斗目标之一，就是我们国家的人民，不论走到哪里，都不会被欺负，不会被人瞧不起，更不用说被人杀戮——就算这个目标一时达不到，我们也要让我们的人民，能够在自己的国土上安全地工作，生活。”
“常凯申，他名下的军队屠杀了我们那么多人民，我作为这个国家的首脑，不可能放过屠杀我们人民的罪人。”
说到这里，他朝魏承恭笑了笑，“小傅，在你们那个时代，不可能有一个外国人，跑到中国的土地上，大肆屠杀国人，却能够不受制裁，对吧？”
“……明白了。”魏承恭点点头，准备穿越了，“可是主席，您知道吗？在那个时空，您可是特赦了好多人呢，基本上，抓到的战犯都特赦了……好吧，特赦这些人我基本能够理解。但是，只看您对转进湾湾的常凯申的态度，您好像打算连他也一起特赦呢。”
八 一个重要的问题（）
在原来的历史上，中央红军在12月1日前后通过湘江，于12月10翻越老山界，14…15日攻占贵州黎平，在18日召开黎平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尚未恢复权力的主席力主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提议向四川、贵州边界进军，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新苏区。这个计划得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批准。
这之后，1月1日至1月3日，强渡乌江；1月7日，攻克遵义，召开了中国马列党党史上至关重要的遵义会议。
不过在这个时空中，遵义会议显然是大大提前了，毕竟红军的速度和战斗力比之原本的水平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在12月9日，10日前后，就已经到达了离遵义以东不过三百里的江口、石阡一带。这之后红军的行军速度有所下降（毕竟保持高强度行军和战斗的时间已经很长了，而且后方的薛岳部新败，暂时也不敢逼得太紧），不过也在每日60里以上（边走边休整）。
你说强渡乌江？基本上，在常凯申反应过来，给王家烈发命令的时候，红军就已经抢占了占了渡口。
虽然如此，王家烈还是不得不把自己的几万双枪兵派上去送死。而双枪兵的战斗力……在吸足了白面儿的时候或许尚可一观，一旦战斗的时间稍久，精力体力消耗一大，不用别人打自己就垮了。
实际上红军就是这么干的，在渡过乌江之后，还没有休整完毕的红军老实不客气地朝王家烈张开了血盆大口，先是一口吞了王部先头两个团（此时王部总共不过五个旅，整个贵州各路军阀加到一起，总共也只有三十多个团）——甚至都没怎么打，包围上不到一天，被包围后没得烟抽的部队就投降了——紧跟着又掉头把扑上来的犹国才部吞了两个团（在整个长征期间，黔军大约是红军打得最开心的对手了。尽管才经历湘江战役的重大失利，红军面对黔军依然打得轻松愉快，强度乌江，二占遵义，在赤水河来来回回等等，都是在贵州境内打的）。
只可惜黔军装备很差。其所使用的“赤水造”步枪性能之低下，连红军都看不上眼，蔑称其为“九响棒棒”。所以这两战虽然伤亡不大，俘虏不少，但是缴获却是不多，而那些个俘虏当然也无法补充部队。
当然，收获还是有一部分的，而且，如果抛开物质层面，那么红军的收获还不小。
通过对俘虏的教育释放，红军成功地向黔军灌输了这样一个想法：我们要北上抗日（不是来抢地盘的），前段时间刚刚经过一场大战（湘江战役，虽然打赢了，但也有些麻烦），急需休整，所以会在贵地稍作停留（谁让你们黔军好欺负呢？）。你们与其过来找我们的麻烦，不如还是想想该怎么对付我们后面的中央军吧？（何键的下场你们应该看到了，留神点儿吧）
而因为这两仗暴露了黔军的战斗力，这让常凯申、薛岳、周浑元等人对黔军都不再抱有信心。但是没有地头蛇的配合，仅凭中央军的七个师（薛部损失了两个师，常凯申又给他补充了三个师，不过还在路上，还需要等几天才能到），一头撞进贵州这个地方去跟六万红军打山地运动战……说实话，这方面的亏常凯申已经吃够了。
所以薛岳的十个师停在了乌江边上，一方面收拢败兵，等待后续部队到来（常凯申调过来的三个师还在路上），一方面也是威慑正在整编中的湘军。另外，意识到黔军靠不住，湘军也还在整编中，常凯申只得命令滇军，川军，桂军，东北军向贵州开进，准备再次对红军展开围剿。
这么大范围的军事调动，所需要的时间就不是一天两天了，所以红军从长征以来，终于有了一个难得的休整期。红军一方面在黔北大肆扩红（贵州太穷，军阀混战太多，老百姓太苦，对于中央红军很欢迎），整编部队，一方面广布眼线，密切注视周边军情。
到12月16日魏承恭离去之际，红军前锋部队已经攻克遵义。在魏承恭离去一天之后，中央红军进驻遵义，召开了遵义会议。
这个遵义会议的议题当然不再是追究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及湘江战役失败的责任问题。而是如何在新形势下更好地带领红军走出去的，以及“去苏联化”的问题。
“我觉得，就在黔北开辟根据地就很好。只要我们能在黔北站稳脚跟，就能以此为基础，向川中发展。如果能够和四方面军相呼应，南北夹击川中军阀，就很有可能据有全川，”发言的人拿着魏承恭带来的《中国地图册》摇晃着，“四川是个什么样的地方，相信大家都知道，有人，有粮，有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