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家狗"之争-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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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关键一点是，用减法的方法也许能求得一种思想本来的面目，以去圣化还原真正的孔子这一主张似乎是十分合理的。但是，一种学说体系本身就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它总会自发的发展，其中内部分成若干派别或者发展过程中前后出现矛盾也是很正常的事情。举个例子，如果我们要把原儒思想的覆灭归功于公羊学的出现上（如果公羊学的传承不是汉儒所言的话），这实在是没有什么意义。孔子的思想本身就是对于周公礼乐制度的一种扬弃，即便你能够通过减法求得了孔子的真精神，也可以接着用减法减去孔子对于周礼的修饰求得周公的真精神。由此一来，为了考据而考据，我看不出其中有什么义理价值。而且，如果孔子到了西汉初年或者到了现在，他有可能还保留当年自己的思想一成不变吗？活得孔子精神变成了僵硬不变的死的孔子，对于李零先生这些训诂学家来说当然是件好事，但是对于蒋庆、陈明这些拿儒学义理做为自己安身立命之基的儒者来说，那无疑是个灾难。孔子与儒学本身就是和中国历史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儒学本身就是有机的不断发展的。牟宗三、徐复观等人的新儒学就是目前儒学思想发展的最新成果，如果否认了这一成果，那么政治儒学就永远只能是一种对于周礼的宗法制度的一种改善颁布，永远不可能再对当今的中国和社会做出任何贡献。
在序言中李零表现的很明显，这部去圣化的书就是针对蒋庆他们的儒教运动提出来的。对于一种宗教来说，所谓的理性质疑、训诂、考据的价值当然是有限的。如果用怀疑的眼光去看，世界上将没有一种宗教能够立足。如果李零先生有闲功夫去质疑历史上是否有耶稣其人、处女是否能受孕、诺亚方舟在哪这些问题的话，当怀疑碰上信仰，注定不会有任何结果。
是否建立儒教是公民信仰自由的问题，儒学原来所寄托的中国基层的宗族乡村的机体已经在当今不存在，而王官学的地位也已经消失，为了避免儒学沦为列文森所说的博物馆中的文物，建立现代性宗教当然是最好的选择。李零先生当然可以持传统学术态度，进行疑古。但是如同我上面所说，明知道人家的宗教情怀，还要用理性的态度去挖信仰的墙角，那是十分无聊的一件事，如同证明处女无法受孕而否认基督一样。李零先生当然有采用文痞的语言风格调侃孔子的自由，但是自由的权利本身还有一个如何合理使用的问题。陈明先生等新儒家对他的批评，就是建立在认为李零先生做为一名著名学者，没有正确使用权利这一问题之上。至于何谓正确，当然就是我们要争鸣、讨论的内容。不过显而易见的是，这场注定没有结果的争端是由李零先生先挑起来的，他的文中几乎处处都在针对蒋庆等人。而且他在新书讨论会上还邀请了陈明先生，可见他当时是已经做好了挨骂的准备，李零先生自己也明确表达了这点。在这之后，新儒家阵营的反响当然也太大了一些，王达三先生将自己与蒋、康两位的通信公开，本人看来没有多大必要。
既然争论的关键起源于李零先生对于儒教重建的质疑，那么下文本人将试图从理性、客观的态度去分析一下这个问题。法律是远离激情的理智，如果要不受任何偏见的影响，最好的方法当然是从法学的角度看待这一问题。
二 从法学角度看儒教建立问题
前面已经说过，建立儒教纯属公民信仰自由的问题，蒋庆、陈明等新儒家用不找论证儒学本身就有宗教特征来做为建立儒教的前提条件。
自由主义的朋友或许会认同蒋庆等要求建立儒教当然是属于其宗教信仰自由的问题，但问题是蒋庆先生还要求将儒教建立为国教，写入宪法，收取儒教遗产资源税等等，这些就有着明显的政治诉求了，因此从自由主义的眼光来看，蒋庆已经从私域走入了公共领域，大家当然可以鸣鼓而攻之。
本人一开始也对蒋庆先生的这一做法不以为然，认为立儒教为国教与现代国家的政治理念相差太远，这样做显然也有侵犯公民权利之嫌。但是后来经我仔细一想，蒋庆先生在这一问题上的说法其实也是可以接受地，其中主要原因就在于他要求将儒教为国教原则写入宪法，既然要写入宪法，自然要走法定的宪法修改程序，只要有法定代表人数提议既可列入议案，经过讨论、表决，这一议案能通过就通过，不能通过则拉倒。通过说明此提议代表了国家中多数人民的意志，因此自然就披上了法律的外衣；不能通过蒋庆先生自然也会心服口服，不再有怨言。不管结果如何都没有违反宪法、法律的规定，也没有侵害公民的基本权利。我看不出有什么不好。自由主义者和其它宗教界人士因此也不必过多担心。而且，立儒教为国教写入宪法，也不会侵犯其它公民的信仰自由，并不是说不信国教的公民都要受到法律强制。由此角度看来，我看不出其中有什么问题，因为一切都依照法律办事。如果基督教界人士想立基督教为国教，也可以以相同法律程序走一遍，如果通过了，我做为少数的不同政见者，虽然依然保持我自己良心的自由，但是法律上也没有权利否决由宪法所规定的原则。当然，经由宪法程序立儒教为国教的现实可能性不大，事实上我也不相信蒋庆先生真以为可以实现这一梦想。在我看来他最多的就是表达一种态度而已。
再者说，蒋庆先生做为一个真诚的儒教信徒，自然会将儒学的价值看做高于一切，自然会认为儒教给世人带来的贡献会高于宪法、法治带给世人的作用。这是任何一种宗教的虔诚的信徒――基督徒、伊斯兰教徒、佛教徒――都会有的态度。否则的话，他们就是自由主义者、宪政主义者而不是信徒了。既然蒋庆先生有这样的情感和态度是很自然的，只要他这种想法没有侵害到其它人，自由主义者就不应加以干涉，并予以谅解。自由主义并不是要让所有人变成自由主义者，而是要让所有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良心自由选择自己的价值理念。这时候，法律就是保障这种自由的武器。
此外，如果用一种宗教会影响政治的借口来干涉这种宗教的发展的话，那么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宗教都没有立足之地了，即便是完全与政治无干的佛教这样的宗教，事实上在当今一些地区也发挥了重大的政治功能。美国虽然号称政教分离，但是他们的主流宗教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影响大于任何一个西方国家。真正造诣精深的大儒学必然含有一种宗教情感般的忧患意识与天命意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既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就是这种意识的象征。很难想象一个没有入世、救世精神的人竟然会是一个儒者，李零先生说孔子不能救中国，不能救世界。可是儒者相信孔子能救中国能救世界。这又是一个无法达成共识的问题。儒学讲究解决问题先立乎其大，要想救世就必须涉及政治，因此儒教建立后不可能对于政治没有影响，不过只要这种影响限制在宗教社会团体对政治的影响之内既可。
至于儒教的经费问题，蒋庆先生的提议引起了很大争议，用税收的方式解决显然不好，本人也坚决不赞同。但可以改为别的形式，如孔庙等原本由国家管理的含儒家资源的旅游景点改为由儒教协会管理，这样就不是税收而是门票的问题了，老百姓、游客们不用多掏腰包。这在某种程度上又有助于实现社会团体的自治，约束国家的行政权力，一箭双雕。另外，可以参考用知识产权法的规定保护儒教的传统遗产。具体细节的问题可以多多商量，蒋庆先生把自己的构想发布到网上就是为了接受大家的批评和意见的。
最后总结一句，让训诂的归训诂，信仰的归信仰。二者完全可以并行不悖。虽然类似的这场争论以后还再所难免。不过双方仍可长久共存，和而不同。
魏英杰： 大陆新儒家何以围抢“丧家狗”
北大教授李零出了本《论语》解读。正文中规中矩，却起了个书名《丧家狗》。意谓孔子无非是一个怀抱理想，却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丧家狗”。如此解读，自然容易招致非议。
刚开始，争议焦点集中于“丧家狗”三字。但文字训诂这东西，一时难有定论。实际上，这本书最大的问题，就是将孔子拉下神坛，从而伤及某些人的切身利益。眼见讨论日渐其热，却离题甚远，终于有些人坐不住，纷纷跳将出来抨击李零。先是《原道》主编陈明撰万言书（《学界王小波或者王朔》，认为“作家的文采加训诂学家的眼界加愤青的心态等于《丧家狗：我读“论语”》”。其后，蒋庆和康晓光的议论也被披露。蒋庆批评李零“玩世不恭，轻侮圣贤”，康晓光更直接骂李零“不是一个好鸟……这本书就是垃圾”。
照道理，孔子乃公共精神资源，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理解。何以大陆新儒家主将如此不遗余力围攻李零？天涯社区关天茶舍近日就此展开了一场激辩。有网友认为，这是人文主义（现代新儒家）与科学主义（指李零的训诂方式）之战。有人说，其实双方分歧不仅在观点不同，更是价值信仰迥异使然。还有人直接指出，李零的《论语》解读冒犯了儒门的“神圣性”。
在我看来，有位网友的跟帖更为切中要害。他认为，这场论战实质是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又一相逢”。不过，这位网友用错了一个词。这一切，无非自由主义与大陆新儒家（或文化保守主义）之间的那点事儿。
虽说李零未必把自己归入自由主义阵营，但他从文本读文本，从文本读孔子的方式，他欲去历来加诸《论语》的政治化、道德化、宗教化意识形态“咒语”，无不具有自由主义的精神气质。更重要的是，在外人看来，他这就是对孔子和《论语》自由主义式的解读。但对于大陆新儒家阵营来说，如果孔子不再是那个至圣先师、百代素王，那些徒子徒孙又何以就食？如此的话，激进如蒋庆等人的“儒家王官化”计划，又将何处安身？因此，李零只不过是读自己的书而已，对于诸位文化保守主义者，却是不得不争之事。陈明就说，李零以“丧家狗”待孔子，“这不明显欺我儒门无人嘛”！
综而观之，“丧家狗”之争，大陆新儒家意在维护自身合法性资源，进而维护其合法性地位。说白了，他们围攻李零，不过是为了与“想象中的敌人”围抢孔子这个“丧家狗”。当然，这几位文化保守主义者能否代表孔子真传，甚或是否现代新儒家嫡系，另当别论。不过，蒋庆等人曾提出，以儒教为“国教”，谁使用儒教资源谁就得付“儒教遗产使用税”。——可见他们颇不把自己当孔家外人。
另一方面，自由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在这么一个读书事件上狭路相逢。也证明二者已呈完全不兼容势态。仿佛记得，文化保守主义初起时，还试图拉拢自由主义对付新左派。比如在《文化保守主义视阈之下的传统和自由》一文中，“新儒干将”王达三就认为：“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从没有把自由主义看作是自己真正意义上的敌人。”事实上，也有自由主义者因此变身为文化保守主义者。但至此不难看出，二者不仅精神境界不一样，个人品味也大不同，怎么可能搅在一口锅里？
更为重要的是，从此役不难看出，文化保守主义具有强烈排他性，而这处硬伤将导致其无法与现代社会接轨。
现代新儒家宗旨在于复兴儒学，实现其“现代性转换”。无论哪一家新儒学说，总归逃不过“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范畴，即一方面“整理国故”，另一方面寻求传统文化与西方文明相契合之处。现代社会以自由、平等为基本特征。但秉承宋明理学而来的现代新儒家，在精神气质上却并非如此。试问，忠孝如何对接平等？君臣之义又如何转换成民主自由？现代新儒家动不动就抬出“王官”路线，不外乎其内在理路的外在表现。换句话说，文化保守主义欲于现代社会谋立足之地，不仅必须面临新旧道德冲突的困境，还要对付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西方文明的暌离格局。
由此也不难断定，自由主义与文化保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