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夕之间-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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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关，你猜猜，陈老为什么留着辫子？”陶凡突然问道。
这时吴明贤敲门进来了。陶凡说：“老吴你等等吧。”吴明贤笑笑，退出去了。
关隐达就明白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了，认真想了想，说：“我只能瞎猜。我想，陈老要么就是对新的形势不适应，留辫子是他的抗议方式。就像西方有些年轻人，要反抗主流社会，就故意穿奇装异服。要么就是陈老学年轻人，想换个活法，所谓老夫聊发少年狂。要么这个不好说……要么就是有人说的，他有神经病。”
“你以为哪种情况可能性最大？”陶凡又问。
关隐达说：“我想十有八九是第一种情况。老同志大多有牢骚。他过去是地委书记，而且是西州地区第一任地委书记。
同样资历的，谁不是成了省部以上干部？他离休多年才补了个副省级待遇，又只是个虚名。加上他可能看不惯现在社会上的一些事情，就越来越古怪了。说不定，他脑子多少也有些问题，不然留那么长辫子干什么？“
陶凡听罢，没任何态度，只道：“你去吧。叫吴明贤来。”
关隐达去了吴明贤那里，说：“吴秘书长，陶书记请你。”
吴明贤笑眯眯地，道：“小关！”吴明贤把小关二字叫得意味深长，甚至同男女之间暗送秋波差不多。关隐达笑笑，回了自己办公室。他越来越看不起吴明贤。这人当初老是找他的茬，现在见陶凡很满意他，就对他格外热乎。关隐达心想，你吴明贤堂堂地委委员，犯不着在我面前赔小心啊！
每天下班，关隐达送陶凡到家，都得问问晚上有没有事。
陶凡若是晚上工作，关隐达就不能休息。今天陶凡说晚上没事。
送回陶凡，刘平说：“关科长，我送送你。”
关隐达忙说：“不要送，我走走，几步路。”
关隐达就在中途下车了。他不能让人家说闲话，一个秘书，就得小车接送。上班随小车一起走，是为了接陶凡，下班就不能让小车送到楼下了。可是刘平每次忍不住都要说送送他。
陶凡，晚上不是没事，只是不想让关隐达跟着。他想独自会会陈老。不带秘书去，一则不在老书记面前摆架子，二则遇上难堪也没人在场。吃过晚饭，他交待夫人林静一，说散散步，就出门了。
陶凡沿着蜿蜒小径，缓缓下山。两年多过去，山上的桃树都长好了。正是暮春，满山落红。暮色苍茫中，落花多了几分凄艳。说不清什么原因，陶凡就喜欢桃树。每天上下班，他要在桃林中过往好几次。树影婆娑，屋舍隐约。他禁不住会深深地呼吸，感觉着有股清气浑身流动。
下了山，陶凡径直去了陈老住的那栋楼。想了想，估计栋头一楼那套就是陈老的家。却不见屋里有灯。陶凡试着敲了门，没人答应。又敲了几次，门终于开了。
果然是陈老，问：“你找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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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老书记，我是陶凡呀，来看看您老。”陶凡说。
陈老不说话，转身往里面走。陶凡见他没有把门带上，就跟了进去。灯光很昏暗，窗帘遮着，难怪外面就看不见光亮了。屋里有股霉味，很刺鼻。客厅里几乎没有家具，就只一张桌子，两张长条木椅。桌子是老式办公桌，上面隐约可见“西州地委办置”的字样，只怕很有些年月了；木椅也是过去会议室常用的那种，上面却刷有“西州专员公署置”，竟是五十年代的物件了。没有任何家用电器，惟一值钱的就是桌上摆放着的小收音机。
“陈老，您身体还很健旺啊。”陶凡自己坐下了，注意不让自己挑二郎腿。
“一个人来的？”陈老答非所问。
陶凡说：“我一个人来看看您老，想听听您的意见。有别人在，反而不方便。”
“又不讲反动话，有什么不方便的？”陈老说。
“那也是啊。我这是非工作时间，自己出来走走……”
没等陶凡说完，陈老接过话头：“到你们手上，公私就分明了啊。难怪你一定要到办公室才谈工作。八小时之外，是你自己的时间。”
陶凡说：
“陈老啊，我跟您说啊，现在风气不如以前了，到你家里来的，都是有事相求的，总要送这送那。好像空着手就进不了门。所以啊，我就立了个死规矩，绝不在家里接待客人。”
陈老眼睛睁开一下，马上又半闭着了，问：“真是这么回事？”
陶凡笑道：“我为此事得罪过不少人的。有人说进我的门，比进皇宫还难。由他们说去吧。”
陈老说：“这么说，我俩的毛病一样了。我还以为不一样哩。我那会儿，上门送礼倒没什么。可是到了家里，他们就会套近乎，老领导呀，老战友呀。我听着这些话就烦。我就死也不让他们进我的屋。快三十年了，没几个外人进过我的家门。
有人说我家是阎王殿，我也由他们去说。“
陶凡无意间挑上了二郎腿，又放了下来。他想原来陈老并不像别人说的那么不近人情。“陈老，您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吗？
有事就要找我啊。您不要找其他人，直接找我就是了。“陶凡说。
“我没困难。是群众有困难，很多群众还很困难，你是书记，要多替群众办实事啊。”陈老的眼睛总是半睁半闭着。
陶凡说：“陈老告诫得是啊。现在有些同志，群众观念淡薄了，这有违党的宗旨。”
陈老低着头，像是自言自语：“我们都是共产党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来自五湖四海，为了同一个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这个这个……方针政策决定之后，干部是决定因素。我们要听取群众意见，哪怕是反对过我们的意见。李鼎铭先生，一个民主人士，他的意见提得好，我们就接受了，这个精兵简政……”
陶凡不打断老人的话，不停地点头。陈老说的都是毛主席语录，却像有些人唱歌，从这首歌跑到那首歌里。见陈老停顿了一下，陶凡就说：“我会按照您的意思去办的。陈老，我想看看你的房子，可以吗？”
“没什么可看的。”陈老说着就站了起来，领着陶凡往里走，又说，“我只用客厅，一间房，还有厨房和厕所。那两间用不着，锁了好多年了。”
进房一看，里面就只有一张床，连凳子都没有一张。那床也是公家的，上面刷了字。床上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就像营房里的军人床。
陶凡胸口不由得发麻：“陈老，您生活太清苦了。”
陈老像是没听见，什么也不说，就出来了。陶凡跟了出来，说：“陈老，您身体没什么事吗？我让老干局定期组织老同志检查身体，您老参加了吗？”
陈老说：“我身体没问题。”
“您安排个时间，我陪您去医院看看。”
陈老望望陶凡，又是那句话：“我身体没问题。”
陈老虽不像人们说的那样不近人情，却总是冷冷的。两人说了很多话，其实足你说你的，我说我的。陶凡总是顺着陈老说，或是听他多说些。想同陈老完全沟通，肯定不可能。如果把陈老想象成很有见识的老领导，语重心长地提出些好意见，或是把他想象成隐世高人，一语道出治世良策，那就是电影俗套和通俗小说了。陈老真诚、善良、质朴，可他说的却是另一个世界的话。这就是所谓代沟吧。代沟不是隔阂，而是进步。
当然进步是有代价的。很多陈老看不惯的事情出现了，那就是代价。陶凡只能对陈老表示深深的敬意，仅此而已。
从陈老家出来，陶凡在桃岭上徘徊。人们约定俗成，早把这片山叫做桃岭了。陶凡被某种沉重的情绪纠缠着，胸口堵得慌。历史真会作弄人，同陈老他们开了个天大的玩笑。谁又能保证自己如今做的工作，几十年之后会不会又是个玩笑呢？他丝毫不怀疑陈老某种情怀的真实，但老人只能属于另一个时代了。夜风起了，桃花缤纷而下。又一个春季在老去。陶凡感觉手中的事千头万绪，时光又如此匆匆。着急是没用的，事情再多，也得一件件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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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个把月，陶凡白天再怎么辛苦，晚上也得抽时间去走访老干部。他再也不是一个人去了，总是带着关隐达。说是专门把关隐达带来，今后老领导有事，可以找他陶凡，也可以让关隐达带个话。其他老同志就不像陈老了，他们哪怕再怎么拿架子，心里多少还是感激的。陶凡还没走上几户，消息早传出去了。后来陶凡再上别家去，他们就早做了准备，递上报告来。或是替子女调工作，或是要求换个大些的房子，或是状告某个在位的干部。陶凡差不多都是当场表态，所有要求都答应解决。只有告状的，他就谨慎些。他话说得严厉，批示却决不武断，只是要求有关部门认真调查落实。
老人家高兴起来，就跟小孩子差不多了。他们逢人就说陶书记是个好书记，西州有希望了。有几位老干部甚至联名写了感谢信，贴在了地委办楼前。望着那张大红纸，陶凡心里说不出的难堪。他不想如此张扬，会出麻烦的。
果然过不了几天，就有人说，陶凡笼络人心的手腕真厉害，只怕非良善之辈。原来老干部中间也是有派系的。多年政治斗争，整来整去，弄得他们之间积怨太深了。他们的拥护或反对，看上去很有原则，其实没有什么原则。只是那句经典教导在作怪：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不过这些话一时还传不到陶凡耳朵里去。
陶凡提议，改造地委招待所，建成三星级宾馆。自然不能像老百姓修房子，修就修吧。政府修宾馆，总得讲出个重大意义。陶凡在地委领导会上说，西州要加快发展，必须吸引各方投资，巧借外力。外商来考察，连个睡觉的地方都找不着，这哪行？所以改造地委招待所势在必行。
消息一传出，说什么话的都有。意见最大的是老干部。他们认为招待所都嫌豪华了，还要弄成宾馆？招待所不就是开会用用吗？非得睡在高级宾馆里才能想出方针政策？毛主席的《论持久战》是在窑洞里写的哩！
正是此时，有的老干部吵着要修老干活动中心。刘家厚拿了报告来找陶凡：“全省就只有我们地区没有老干活动中心了。
我们尽管年年被评为先进单位，但省里年年都督促我们建老干活动中心。“
地委研究过多次，都说老干活动中心暂时不修。财政太紧张了。怎么突然又提出来了呢？肯定是老干部们冲着修宾馆来的。陶凡想这刘家厚也真不识时务，怎么就看不出老干部是怎么想的。他也不批评刘家厚，只说：“你把报告放在这里吧。”
本来没刘家厚的事了，他却还想找些话说：“陶书记，陈永栋同志这回参加了我们组织的体检。这可是头一次啊。”
“老人家身体怎么样？”陶凡问。
刘家厚说：“具体情况我还不了解。”
陶凡听着就来火了，黑了脸说：“家厚同志，你真不像话！
你是老干局长，管什么的？一管他们精神愉快，二管他们身体健康！其他的都是大话套话！“
刘家厚没想到陶凡会为这事发火，脸红得像猴子屁股。他后悔自己多嘴，刚才走了就没事了。陶凡放缓了语气，说：“陈老你们并不了解，都把他当神经病。老人家眼睛亮得很哩！
我们要多同他联系，多请示汇报。你马上去把陈老体检的情况弄清楚，告诉我。“
刘家厚嘿嘿一笑，出去了。陶凡想这老干活动中心的事，真是个麻烦。有条件的话，可以考虑，无非就是建栋房子。但是西州太穷了，捉襟见肘啊。再说陶凡对建老干活动中心是有看法的，觉得这种思路有些怪。他在北京街头看到那些中国妇女什么中心，中国青少年什么中心，中国工人什么中心，心里就犯疑：在北京修栋房子，挂上“中国”的牌子，全中国的妇女、青少年和工人阶级就享福了？荒唐！
不一会儿，刘家厚回来了，说：“陈老身体没大问题，只是有点低血糖。”
陶凡正批阅文件，头也没抬，只道：“知道了。”
陶凡没必要说再多的话。他知道刘家厚肯定会去外面宣扬，陶凡如何关心陈老身体。此话一传，意义就不单是陶凡关心陈老一个人，而是关心全体老干部了。刘家厚自然乐意做这种渲染，说明陶凡对老干工作多么重视。刘家厚哪怕自作多情，也愿意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