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王道-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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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抑或开始
春季。东科克（ EastCoker），萨默塞特（ Somerset）。一个不到 2000人的村庄，艾略特《四个四重奏》（Four Quartets）中的第二篇（也许也是最伟大的一篇）。艾略特的骨灰撒在了这里，圣迈克教堂，这个村子的教堂。他的祖先就是从这个村子在 1660年移民到了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
这是一个画一般的英国村庄。教堂是 12世纪的。唯一的住宅科克公寓，是一座15世纪的庄园大宅，现在被分成了几处住房。蜜色的石头在白天晒着太阳，而后在黄昏时放射出温暖的光辉。感觉就像是一个被装在琥珀中的英格兰—尽管实际上只是在扩张中的繁忙小城约维尔（Yeovil）。
教堂里一块简单的匾额祭奠着艾略特的骨灰，上面写着艾略特自选的墓志铭，是《东科克》（East Coker）开头和结尾的话：
在我的开始中是我的结束。
在我的结束中是我的开始。
“开始”和“结束”这两个词是艾略特伟大的诗篇所思考的。对艾略特而言，“开始”并不仅仅是物质或地理上的起源 —尽管这二者也是开始，而且还非常重要。“开始”是我们确信无疑的开始的地方。而“结束”并不仅仅是故事结束的地方，而是旅程的目的，是我们踏上旅程的原因，是我们在旅程中的发现。
因此艾略特所思考的谜，是“结束”如何总是被植入到了“开始”之中。孩子降生的那一刻便注定了未来的一次死亡。然而，他在诗中探讨的，并不仅仅是物质结束是物质开始所固有的。在另外一个意义上，要过上一种完整的人的生活，我们必须接受我们的结束就在我们的开始中，我们会在我们的目的中找到我们的根。很多时候，我们的生活似乎只是于偶然之中做发现的练习，几乎没有什么主线串联于这些练习之中。作为人，我们很大一部分的追求是去探讨我们可以接受什么作为我们最深刻意义上的“家”，因为这是我们将要发现真正的精神目的的地方。
分隔是人类的一个恶习。将生活分到不同的领域，有着不同的终点，受控于不同的规则。我们都想呈现出多个版本的自己 —面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脸（甚至在不同情绪、不同时刻面对自己时也是如此）。“世上还没有一种方法，可以从一个人的脸上探察他的居心。 ”—但我们对自己内心的了解也是不完美的。从邪恶者到微不足道者，我们被引诱着分隔开来。从可以背诵歌德的《浮士德》中大段文章的营地司令官，到办公室政客和成了家的男人，到我们之中的任何曾经扮出另一副面孔、对伴侣不忠、得过且过、不惜一切代价追逐任何东西、出卖我们的灵魂的人：我们都在一定程度上有分隔的罪。
分隔是一种对模糊的逃避；它让我们能够将规则（我们在不同领域中的生活所需遵守的规则）简单化，因此避开了 —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道德和精神的问题。分隔的趋势中最明显、最平常的表现是把我们的职业生活看做是一个中立的领域，在其中价值、道德以及智慧的问
①出自莎士比亚戏剧《麦克白》第一幕第四场。—译者注
题无需出现。但我们还有许多其他分隔生活的方式。工作、家庭、朋友、社会 —这些是不同的生活领域（尽管它们常常存在部分重合），在这些领域中，我们都有各自的行事规则。生命的这些不同领域也同自身的内在领域有着重合（尽管没有一个是完全重合的）：这个内在的自我应当根据什么来判断自己前行的方向？甚至当它偏离航向时它能否知道？分隔让我们把这样的问题关在了门外。
但是，到最后，如果我们想要探究自我，我们就不能限制我们探索的领域。而且我们必须要探究，如果我们想要发现或重新发现我们的“开始”和“结束”的话。目标是明确的，它是对下面的问题（它们既是多个问题，也是一个统一的问题）的回答：我为什么做我在做的？我们为什么做我们在做的？而且，奖励是什么也是明确的。正如艾略特在《小吉丁》（《四个四重奏》的最后一篇）中的阐述：
我们将不停止探索
而我们一切探索的终点
将是到达我们出发的地方
并且是生平第一遭知道这地方
正文 第2章 全球化将把世界带向何方（1）
第2章全球化将把世界带向何方
我们已经习惯于全球化了。事实上，还没等分析家和历史学家开始分析它、解释它的时候，全球化就已经成为公众头脑中的陈词滥调了。它是新的，还是旧的—也许像人类这个物种一样古老？它是某些世界精英故意设计的掌中玩物，还是一个失去控制的怪物？它是文化的杂交，还是全球的弱智化？它会导致理解和尊重的增进，还是紧张和冲突的加剧？最重要的是，它是不是一种进步，它是否应该或者能够被停止？
世界是平的
新千年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中信步迈开了步伐。2005年，一本书迅速抓住了新世纪人们的心理 —《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The World is Flat）。该书由三度普利策奖得主、《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 •；弗里德曼所著，一上市就迅速成为畅销书。作为国际事务和经济方面的专家，弗里德曼的基本论点是：先进技术的同时爆发及其所带来的全球范围内的知识与资源的结合，意味着我们彼此之间都是潜在的、平等的竞争者。
这本书是新闻业的一部代表作。作为其核心内容，该书列出了10辆改变世界的“推土机”（atteners），其中包括例如 1989年 11月9日柏林墙倒塌这样的大事件， 1995年第一个网页浏览器上市这样的技术创新，以及在整个 20世纪90年代发生的源代码开放、外包、内包以及供应链迅速发展的新趋势。书中同时谈到，国际商业合作方面取得了大量的新进展，而来自中国、印度、俄罗斯、东欧和中亚的30亿新竞争者也在市场上突然涌现（一个真正可联网的全球竞技场又进一步加剧了这两种趋势）。弗里德曼称，这些推土机已经将世界带到了一个“引爆点”上，在这里，变化已经越来越快、不可逆转。
在此基础上，弗里德曼构建了他的论点。他考虑到在“平坦”世界中各个国家的适应和发展能力不同，提出一个观点，即允许世界各地的思想和最佳的实践传播的一个关键要素是，一国文化吸纳国外思想和影响的能力。他说，一国文化的吸纳能力越强，它在平坦世界中的优势就越大。他列举的有高度文化吸纳力的国度是印度、美国、日本和近期的中国。他也提到了一些穆斯林国家，比如土耳其、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但是相比之下，”他说，“其他一些国家，比如阿拉伯社会中的大多数国家，则很难从平坦世界的优势中受益。”弗里德曼的建议是，由于力量在扩散、差异性在流失，因此各个地方的经济人（ homoeconomicus）正在变得越来越相像。
不仅仅是更加相像—弗里德曼受到广泛讨论的另一个观点是，各个国家也会变得更加和平。他在他的“防范冲突的戴尔理论”（DellTheoryofConictPrevention）中概括了这一点。其中的“戴尔”是偶然用到的一个词，因为他正在用一台戴尔电脑写作。他知道，倘若没有大量的外包，这台由许多零部件组成的机器不可能以现在这样的价格买到，于是，他想到要去弄清楚它及其包含的诸多零部件都是从哪里来的。他从戴尔总部那里了解到了整条供应链。他逐步发现了这个组合物中的每个单独的构件的来源地 —微处理器来自菲律宾、哥斯达黎加、马来西亚或中国；内存来自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德国或日本，等等。他拼凑出了一幅非凡的图景，其中浮现出的模式是巨大的跨国物流和通信网络。弗里德曼热衷于更新他早先的“防范冲突的金色拱门（麦当劳标志）理论”（GoldenArchesTheoryofConictPrevention），该理论规定，当一个国家达到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即拥有一个足够庞大的中产阶级来支撑麦当劳网络的时候，该国就成为了一个麦当劳国家，并且麦当劳国家中的人们不会再选择去打仗了（他们更喜欢排队等候汉堡）。戴尔理论更进一步说明全球供应链的出现对于地缘政治侵略来说是一种更为强大的遏制力，这一理论认为：
处于像戴尔这样的全球供应链上的两个国家，只要它们都是同一个全球供应链上的一部分，彼此之间就不会爆发战争。因为嵌入到主要的全球供应链中的人们不希望再打旧式的战争。他们希望及时进行货物和服务的传递 —并且享受着随之带来的生活水准的提高。
弗里德曼所描绘的景象抓住了时代的心理。跨国合作确实有助于带来世界和平，这一理念提得非常好，毋庸置疑。
正文 第2章 全球化将把世界带向何方（2）
然而，在 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末期，在遭受了严重的全球经济动荡之后，我们已经更加成熟、理智，不再认为地球是“平坦的”，也不会把机会看成是如此无限、普遍的。
第一，弗里德曼所钟爱的那些有竞争力的、能创造财富的机会仍旧主要与城市中少数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们有关，这一点很清楚。弗吉尼亚州乔治梅森大学公共政策学教授理查德 •；弗罗里达（ RichardFlorida）已经详细展示了国际经济状况是如何远离“平坦”的（不论以哪个标准来看）。从经济生产的角度来看，只有相对而言为数不多的几个城市能够形成创新，而且这些城市被“大峡谷”（vastvalleys）分隔开来，与全球经济几乎没有联系，也几乎没有从全球经济中获得直接利益的机会。用这种方式绘制的世界地图看起来是“带刺的”，而非平坦的。弗罗里达称，当前在创造力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的城市区域的数量不超过 10个：伦敦、
纽约、巴黎、东京、中国香港地区、新加坡、芝加哥、洛杉矶和旧金山—这些经济创造力的集群彼此之间紧密相连，但是与世界上其他地方的联系却很薄弱。尽管其他城市很可能也在准备加入这个网络（比如中国上海市，很显然正在向世界级城市迈进），但是从一个更普遍的角度来看，它只是一小部分的经济活动或人类交流。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些创造力集群对世界创造力的绝对控制在任何程度上都不可能减弱。世界当然不是“平”的。
第二，弗里德曼高估了在隔绝之中进行创造的能力。创新者同行之间的交流和彼此间的靠近对于创新的速度至关重要，如今大量关于创新的著作都显示了这一点。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 •；卢卡斯（ RobertLucas）已经向人们展示，当人们分散在各自的家中以及工作场所的时候，各种思想很难自由交流，也很难被磨炼成型。
第三，根据像《世界价值观调查》这类研究的结果，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多样性事实上并没有像弗里德曼所讲的那样在减弱，同时，忠诚性也没有变得更加全球化。相比之下，正在发生的事情似乎是，在一个经济体最初的工业化进程中，在共享的唯物主义以及几乎不惜一切代价强调经济增长的这两股力量的驱动下，文化价值确实开始变得更加同质化了。但是一旦这些国家进入了“后工业时代”（于1956年发生在美国，被定义为“多数劳动力受雇于服务部门”），关注的重点就会立刻转向生活质量、自我表达以及环境保护之类的问题。这经常伴随着文化差异性和区域忠诚度的复兴 —有时甚至能够唤起比以往更多的关于差异性的意识的觉醒。
第四，“戴尔理论”无法承载弗里德曼所赋予它的重任。已经有许多人指出，历史证据是与之相反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公司在德国进行了大规模的投资。同样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也有一连串的银行和法律公司专门负责为美国资本打开德国市场，然而，所有的一切都没能阻挡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同时，我们也不应该忘记商业互联潜在的黑暗面，恐怖组织也可能利用它来搞破坏而不是盈利。在网络世界中，恐怖活动的传输和犯罪行为的扩张也变得更加容易了。
对于许多人来说，弗里德曼通过清晰明了、引人入胜的表达抓住了 21世纪经济前景的本质。他的书在2005年出版的时候，正值一波乐观情绪的顶峰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