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距离看美国3-我也有一个梦想-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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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然，州长沃利斯唯一能够诉求的还是所谓州的主权。但是，他应该知道，如果说，当年南方对联邦的指责还有法理依据的话，那么如今他却是完全站在一个违法者的立场上，他的声明也就显得牛头不对马嘴。更何况，在最高法院就布朗案作出裁决以后多年，沃利斯州长站在那里，阻挡的不是联邦的千军万马，而是两个拿着书本要来合法上学的南方黑人学生，再重复这番话，就活象一出闹剧了。　
　　于是，联邦司法部副部长平静而一针见血地说，“州长先生，我对表演不感兴趣，我不知道这种表演的目的是什么。我所关心的是执行法庭的命令。我再一次请求你负责任地让开。如果你不让开，我可以肯定地说，法庭的命令最终是要执行的。最终，你我都明白，历史的最后一章是这些学生入学，他们将留在这个学校，他们今天注册，明天上课。”　
　　州长沃利斯一声不吭，象一尊雕塑一样注视着前方。僵持一会之后，为了避免正面冲突，司法部副部长按照预先的计划，还是带着黑人学生暂时撤走了。在整个过程中，黑人学生自始至终坐在汽车里，司法部副部长没有把他们带到大楼前，没有使州长与黑人学生直接发生入校与阻挡的冲突。那么从技术上讲，州长沃利斯还没有违抗法庭命令，阻扰黑人学生，他只不过是拦住了几个联邦官员而已。这样，联邦当局就还没有必要逮捕他，因为真地逮捕他而引发联邦政府和阿拉巴马州的对峙局面，是任何人都不愿意看到的。　
　　就在这个时刻，在首都华盛顿，肯尼迪总统决定尝试另一个合法途径，他签署了一个合法命令，命令阿拉巴马州的国民兵立即归联邦政府指挥。于是，阿拉巴马州国民兵中最受人尊重的亨利。戈拉汉将军，奉命开赴阿拉巴马大学请州长离开。为了避免在一个大学校园里出现“军事行动”的恶劣印象，戈拉汉将军受命只带了四个民兵，这四个民兵也都是本地居民。　
　　这一切安排要花几个小时，所以当戈拉汉将军来到阿拉巴马大学时，已经是下午3点半了。沃利斯一刻也没有离开大楼，当戈拉汉将军走近时，他又出现了。戈拉汉在离沃利斯数公尺外站住，脚跟一碰，“刷”地一个立正敬礼，然后用沙哑的嗓子说：“州长先生，我有一个令人痛心的责任，请你离开这儿。”　
　　沃利斯从口袋里又抽出一张纸，宣读了一个简短的声明。他指出自己身为州长，是阿拉巴马州国民兵的最高指挥官。他指责联邦政府实行军事独裁，而阿拉巴马人民面临的是一场保卫宪法的战斗，“我们终将胜利”。然后他也来了一个立正敬礼，在戈拉汉将军回礼以后，他走下台阶，乘车离去。几分钟以后，两个黑人学生顺利注册入校。　
　　阿拉巴马州立大学的这场危机就这样在双方都保持尊严和体面的情况下结束了。不难看出，阿拉巴马州国民兵司令戈拉汉将军的明确立场是至关紧要的。事后，他曾说过，他之所以说这是“令人痛心的责任”，是因为，在正常情况下，州长是他的上司。但是，在南北战争以后有过立法，就是联邦政府如果决定动用州国民兵，那么他就是受合众国总统的指挥。他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　
　　这一幕是南北战争以后联邦和南方州权之间所发生的最后一次面对面的对峙。一百年前，就是这样的对峙引发了美国历史上最惨重的战争，但是现在，却只剩一些象征意义了。　
　　你一定会问，要是戈拉汉将军认为自己应该听从州长的命令为本州效力，而不听合众国总统的命令，或者，沃利斯州长号召其它武装民众和联邦政府对着干，反正民众手里有的是枪，而且阿拉巴马民众中有很多人正在火头上，一点就着，那么，会不会再来一场内战呢。　
　　在美国黑人民权运动过去三十几年后的今天，我曾经提出这样一个纯粹假设性的问题，如果现在在美国，有一个州出于和南北战争前相似的不可调和的理念冲突或利益冲突而坚持要分裂，说什么也不肯待在合众国联邦里了，那该怎么办呢？还要不要维护合众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美国联邦政府会不会派兵讨伐叛乱？　
　　我和很多美国人讨论过这个问题，得到的答案都十分明确，不会。　
　　我的朋友迈克跟我细数过如今不再会发生一场内战的原因。　
　　首先是引发内战的可能性已经几乎不存在了。尽管按照宪法，仍然有联邦和州的双重主权，但是各州之间的流通和交流和一百年前不可同日而语。一百年前的一个州即是一个国家的概念，已经在美国大大淡薄了。现在的美国人，依然有对于州的主权的认识，却也有了美利坚合众国公民的观念。　
　　同时，通过民主机制百年的运作和调整，美国国内不再有南北战争以前那种尖锐而难以调和的冲突。说到底，南北战争的尖锐矛盾是一个殖民时期的历史遗留问题的发展。战争的爆发，也说明当时双方的处理都并不是妥当的。然而，这就是当时的美国人的认识深度。当战争过去，人们认识到，他们必须化解仇恨，从中吸取教训，变得更理智，更理性，更聪明起来。否则，那六十万属于南北双方的父老兄弟的血，才是真正地白流了。　
　　现在的美国，没有什么你死我活的问题。相反，富人和穷人，白人和黑人，南方和北方，更多地有了一种相互依赖，共同生存的味道。矛盾当然是永远有的，但是大家都有点儿明白了，依靠这个制度来调和矛盾恐怕是最明智的做法。法治为调和矛盾提供了更为大家所认可的程序和场所。　
　　最后，可能是最重要的，通过一百多年一代又一代对那场兄弟相残的战争的反省，政治家们也达到了一个共识，无论在这块土地上发生什么矛盾冲突，再用一场战争来解决是不可想象的，不可接受的，任何人向内战跨出一步，就会身败名裂。　
　　这就是肯尼迪兄弟和沃利斯州长小心翼翼费尽心思周旋的原因，也是戈拉汉将军明确站在联邦总统一边的原因，恐怕也是沃利斯州长最终顺着台阶让步的原因。事件看似惊险，结果实属必然。　
　　人们在今天都已经有足够的智慧看到，一个国家的各民族，各部分之间的最有力维系，是互利共存，而美国人民一百年来的努力正是在完善这个制度，使得这个制度能够保障互利共存的目标，而不是以武力逼迫维持。　
　　经过那么多的历史风波，美国已经学会了协调。美国联邦政府作为一个中央政府，它在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协调机制，使得留在这个联邦里“州们”，个个获益匪浅。同时，自治在今天，依然是美国理念的一个重要部分。在这个理念之下，各个州和区域的个人，能够享受到最充分的自由。在历史的反省中，美国主流思想中一直存在的这样一个基本概念：“自由的前提是不伤害他人的自由”，在曾经是长期封闭的极端南方区域，也已经普遍被接受。在人性的觉醒上，特定的南方已经不再明显地落后于美国的其它区域。发生的问题，人们也已经习惯了遵从游戏规则，寻求在合法的范围内一步步地解决。　
　　美国联邦政府早已修炼到这样的悟性，就是一个中央政府要做的，不是考虑如何强行阻止“独立”，而是如何给民众提供更好的生存环境，使他们从心底里深深庆幸自己和自己的孩子们能留在这个联邦里，成为美国这个大家庭的一员。今天人们看到的，在美国，不是人们要离开这个国家而受阻扰，而是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不愿意离开这个并非他们故土的国家。不管原因是多么不同，这里总有什么在吸引着他们。美国最近在对待它的托管地波多黎哥的前途的时候，也决定让该地的民众以公民投票的方式，自行决定。也许，他们会选择成为美国的第五十一个州，也许，他们会选择独立。美国认为，拥有选择权利的是波多黎哥的人民，而不是美国的联邦政府。　
　　阿拉巴马州立大学门口的那场对峙和平收场，肯尼迪总统一定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他本来已经预定了晚上的电视讲话，如果阿拉巴马大学出现了密西西比大学那样的聚众闹事的情况，他就将宣布派遣国民兵进入阿拉巴马州执法，强制执行联邦法庭的命令。现在事情和平收场，不必采取什么强制手段，当然是皆大欢喜。但是，肯尼迪总统决定，他不取消当晚的电视讲话。就在那次电视讲话中，总统向全国人民宣布，他将把酝酿已久的新的民权法案递交国会参众两院。这个法案大大地扩充了联邦政府权力，这一步跨得如此之大，在当时看来几乎是不可能被国会所通过，所以总统在此之前也已经把法案捏在手里很久，迟迟不敢提到国会去。　
　　作为总统和司法部长的肯尼迪兄弟，比任何人都明白，在美国这样一个国家，南方黑人民权问题的真正解决，就是确定保障民权的立法，也就是把它纳入全民公认的契约。所以，提出并且使得国会通过新的联邦民权法，成为肯尼迪兄弟的一个重要奋斗目标。但是，要走出这一步，黑人的民权运动就不能在行为上过激，甚至有时必须作一些妥协。如果黑人丝毫不约束自己，表现得大有成为一种社会秩序的威胁力量的话，就很难使得这个民权法在国会得到大多数议员的同情。可是，这样的思路，就是当时的黑人领袖也有许多人并不完全理解。　
　　我以前提到过，在美国的大多数地区，不论是北方，还是中西部，黑人从来没有经历过什么种族隔离时期。相对南方黑人，他们已经享受了长久以来的自由状态。尤其在大都市里，他们有的是与白人共同生活中发生的，具有现代意味的种族摩擦和冲突。他们中的一些人，提出的是完全激进，甚至充满暴力意味的口号。他们根本瞧不上马丁·　路德·金“非暴力”的“这一套”。比如说，纽约的黑人领袖马康姆。X在当时就一度提出过“白人全是魔鬼”，并且不排斥暴力。而“黑豹党”甚至比他还要激进。　
　　联邦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曾经试图和黑人领袖们沟通，试图让他们理解他和肯尼迪总统所做的一切。有一次他请十几个黑人组织领袖来聚会谈话。可是，谈话一开始不久，黑人领袖们情绪就激动得难以控制。他们痛诉黑人在历史上所遭受的不平等待遇。当然，黑人领袖的反应是可以理解的。只是，整个过程，罗伯特·肯尼迪坐在那里，只有听的份。他事后谈到，这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时刻之一。因为，他想寻求黑人领袖们的理解，共同配合达到保障民权立法的最终目标，这是黑人民权的真正护身符。可是，他们却并不完全理解他正在努力的一切。　
　　新的民权法案虽然被送到国会，离开被通过却似乎还遥遥无期。1963年的下半年，黑人民权运动声势浩大，马丁·路德·金决定在首都华盛顿的国会广场上举行空前规模的黑人集会。肯尼迪总统企图说服黑人领袖们放弃这个打算，肯尼迪总统的顾虑其实很好理解：现在正是国会要讨论和考虑如何处置民权法案的时候，国会里那些从南方选上来的众议员参议员们，本来对日益增长的黑人声势就抱有顾虑，这样的集会必定挑战性很强，还会有一些黑人提倡战斗性很强的，敌视所有白人的“黑色权力”。这样一来可能就堵死了民权法案在国会通过的路。　
　　可是黑人组织是另外一种考虑，他们意识到，黑人必须自己起来显示他们要求的自由和平等。他们坚持计划举行集会。肯尼迪总统眼看说服不成，干脆公开支持黑人的集会。以总统为首的联邦政府行政分支明确地站到以马丁·路德·金为首的黑人民权运动一边。　
　　好在，马丁·路德·金相当好地控制了集会局面。1963年8月28日，在华盛顿的20万人的集会上，他发表了著名的演讲，“我有一个梦”，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仍在各种不同的场合听到这个演讲的录音：　
　　“朋友们，今天我对你们说，在此时此刻，我们虽然遭受种种困难和挫折，我仍然有一个梦想。这个梦想是深深扎根于美国的梦想中的。　
　　我梦想有一天，这个国家会站立起来，真正实现其信条的真谛：‘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　
　　我梦想有一天，在佐治亚的红土山上，昔日奴隶的儿子将能够和昔日奴隶主的儿子坐在一起，共叙兄弟情谊。　
　　我梦想有一天，甚至连密西西比州这个正义匿迹，压迫成风，如同沙漠般的地方，也将变成自由和正义的绿洲。　
　　我梦想有一天，我的四个孩子将在一个不是以他们的肤色，而是以他们的品格来评价他们的国度里生活。　
　　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