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皮自白:一个军统上校的笔记-第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还没有起床。他进屋一看：又是女人，又是鸦片烟灯，20岁的青年这样堕落，他很失望。马博权对我说：“你哥被日本鬼子用开水浇死，你家仇国仇都不顾，在这过着慢性自杀的生活，你回头看看东北故乡，父老兄弟姊妹在敌人蹂躏下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你这青年人就熟视无睹吗？你赌钱赌得好，那又能怎样？不过是左手来右手去，落一个赌棍之名，最后没有人理。如果在这国家多事之秋，当一个抗日英雄，或者作一个军事统帅，那有多光彩！你人聪明，赶快离开这里，与我到西北去成立军队，我有路线。”我很犹豫，经过一天的反复思索，最后决定离开北平奔赴察北。临离北平之时，我辞别双亲，苦干十年，不成功不回北平。一下子到了西北，脱了大褂，开始当兵，一步一步从汉奸的二等兵干起。以后这个部队反正到国民党那方面。我一直干到上校。光复后回到北平。有了1936年那个决定，才有以后的前途。可是今天呢？既然我认为这个决定对，就不能再错了，一错再错，一辈子就完了。辗转反侧想了一夜，还是认为应该自首。不然精神上的痛苦和折磨受不了。
10月26日起床以后，发下一种登记表，姓名、年龄、职务、经历，这个表要求下午填好。我一看名堂越来越多，昨天重新编队，造名册，今天又要填表，我怎么填呢？全填内地的经历，内地没解放，这里的政府也没有地方去调查。先这么办，打个经历草稿，一项一项地伪造，可是伪造起来感到心虚。问题不在这个表上，今后的日子难过呀！填完经历表，再找个别谈话，再从别人那里了解我，我隐藏得住吗？我一跺脚不填了，把表撕碎，决心自首。我把苗可成、李继先们找来，我说：“我决心自首，你们将来有机会给我北平家中写封信，告诉一声，就说我在吉林公安处投的案。”
勤务兵杨成荣说他也跟去，我说：“你不要跟去了，这是跳火坑，凶多吉少，你这份义气，我心领了，在这个时候看出来，我用的人对我不坏。行了，把东西给我拿过来。”
“不行，我一定跟你去，跳火坑一齐跳，没有关系，您现在身体不好，没有人服侍那怎么能行？我去了也不一定把我怎么样。”
杨成荣并不是我的勤务兵。他是锦州人，伪满国高毕业，1946年，他加入“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办的情报训练班，毕业后，在该部第二处当谍报员，少尉军衔。1947年9月15日，陈诚命令成立各兵团谍报组，我当时被派为第七兵团谍报组组长，他是我的组员。1947年11月24日我从沈阳到长春，他随我一路到长春，1948年1月，他被派为新七军谍报组组长，在长春卡哨处收集解放军的情报。搞了一些钱，他与一个女人姘居。把钱花光了，女人与他分开，他病了。1948年8月，他到我这儿，我看他有病无钱没处去，就叫他在我的住处养病，代管我的日常家务，扫地、做菜、侍候我，成了家人一样。我逃到吉林，他也不离我，别人问，我就说他是我的勤务兵，其实他与苗可成、李继先、陈震寰等人一样是谍报队的组长。他一定要与我一起自首，我同意了。杨成荣拿起两个灰色军毯，一个粗布饭包。他每天不离身背这个饭包。那里面装着鸦片烟药、药针。挎着饭包，背上两条军毯，他跟我到了干部的屋子。干部不在。我俩便找了一处矮墙跳了出去，到了大街上，雇了一辆马车，直奔公安处。
平安胡同新新旅馆
公安处是红油大门，人们说这是伪满大汉奸熙洽的住宅。门口没有卫兵，看不出来这是个机关。
一个年轻的战士问我：“同志，你有什么事？”
我庄重地说：“我是长春警备司令部督察处的特务，叫关梦龄，到这自首的。”
“他是督察处的督察长，到你们这自首报到的。”杨成荣从旁加以强调。
这个年轻战士显然对督察处这个机关还不明了，他看了看我，说：“同志们，先等一下。”转身就往院子跑，不一会，出来一个30来岁的人，很稳重地问了我的姓名及职务，然后说：“请到里边吧。”
他把我领到一个空屋子。不一会儿一个背手枪的战士进来说：“饭好了。”
这个战士引我到了一个饭厅，屋内有几条长桌和条凳，桌子上摆了两碗炖豆腐，苞米饭。我吃了一碗，挺好吃。杨成荣吃了两碗，他也吃得很香。正吃饭间，进来一个矮个，穿一件黑旧呢子上衣，敞着怀，里面一件黑制服，脸上还有几个麻子，他问那个炊事员：“没炒菜吗？”“没有，来不及了。”炊事员回答。
我看他一眼，他看我一眼。饭吃完了，那个背枪的战士把我领到一个屋子，把杨成荣引到另一个屋子。我进了一间小屋，屋内放着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年轻女人穿着黑棉制服在床边给很小的孩子喂乳。方才在饭厅的那个人站在屋内，笑着伸出手来与我握手，我很不自然的与他握了握。他让我坐在把门口的凳子上，他坐在床边的凳子上，他很随便地问我：“到吉林几天了？”
“唉哟，21日晚上下火车，有六天了。”
“在哪儿住了这么些日子？”
“在解放团。”
“那里人那么多，怎么挤得下，怎么不到我们这来呢？”
“不知道你们在什么地方住？”
“你们会不知道？”
我笑了：“不客气说，我害怕。”
“对，这是老实话。”他也笑了。
他给我纸烟，我说：“我这里有，从长春带来的，比你这烟好。”
“好，吸你根好的。”
他是江苏口音，说话很痛快。他与我谈到，长春解放前的各种情况，谈到内地——我到过的地方。他谈到反动派把共产党宣传为杀人放火的毒蛇猛兽时，说：“你们宣传，到头来自己也中了毒，所以你害怕了。你看，我们这里有什么可怕的？昨天是敌人，今天你过来就成了朋友。”
我想知道他是什么职务，但不好开口，想用一点技术，又考虑不该对这个直爽人耍手腕，慢慢就会晓得了。我说：“到这之后，对你们的政策完全不了解，希望能不客气的指教。我知道我应当做些什么。”
他接过我的后一句话说：“那是以后的事情，不忙，先安下心来。”
天黑了，我们又随着那个年轻战士出了大门，走了两个胡同一道街，到了一个院子。门口有战士守卫，院里有老百姓。迎面是一个木制的楼房，墙是青砖砌的，不怎么好看。我被领进楼下一间屋子。不一会儿来了一位穿黑呢大衣，戴八角帽的人，进了屋子，样子很严肃地问我：“你知道项迺光跑哪去了？”
“我不知道。”
“你是督察处督察长，少将？”
“上校。”
“老兄，你没想到会有今天吧？”
“没想到有今天，也没想到到这儿来。”
“你把项迺光的下落写一下。”他右脚踏着土炕，左手拿着纸烟，歪着脑袋，很随便的样子。
“好吧。”
他走了，一会儿来人给我送来几张纸，在一盏不亮的电灯下，我写了两页与项迺光突围未果的经过。
躲在炕上我心里很难过，这么几个钟头接触了这么多的人，先一个说话那样和蔼，后一个简直是对我侮辱，两个人很不一样。我睡不着，一支接一支地吸烟。那个战士来了，我问他有什么书看没有？他问要看什么书？我说：“共产主义常识的书。”他转身给我拿来一本《共产主义常识》，我打开一看，第一篇是列宁著的《论国家》，看不懂，看了两页放下了。
这时，楼上地板不住的响，是脚在地板上跺的声音，一个女人声嘶力竭的叫唤，是给女人用刑吗？共产党“不打人不骂人”，半夜上刑别人谁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听到这些声音，想到我的将来，不禁毛骨悚然。翻来覆去，到天亮才睡去。早饭后昨天晚上穿大衣那个人又来了。他叫我写一份自传。我把8岁至今的经历写了十多页，交给了他。
午后1点，那个年轻战士来了，大家叫他小王。小王长得很老实，有20岁，腮帮上的肉很厚，眼睛不大，说话先笑。这样的人一望就不叫人担心。
他说：“请你去谈话。”
我跟他出了大门，在道上问他：“昨天跟我谈话的那位是不是科长？”
“那是朱副处长，今天还是他找你谈话。”
他是副处长呵，我对朱副处长的印象很好，我的思想是“可杀不可辱”，只要客客气气，不打不骂，枪毙了也没关系，千万别另遭罪，给我精神痛苦。
到了公安处，见了朱副处长。他问我昨天睡得好不好？我说没有睡好，心中有事。他说：“新到一个环境，再过几天就好了。”
“昨天晚上，那位穿黑大衣的干部叫我写项迺光的材料，我对他的下落实在不知道。今天早上叫我写自传，我倒写得比较完全。关于我应该做的，我一定自觉去做。因为我是自己来的，又不是你们抓来的，我何不争取主动呢？敬酒不喝，喝罚酒？那样的人，说句上海话，叫不识相。”
“你能这样做，我们欢迎。这样做对你自己有利，对人民有好处。你的问题，我们是了解的，你自己来了，那是最好的表现。”
“你们的工作我也了解，你们现在需要什么我也知道。我先坦白：在特务机关长春督察处当督察长时，由我指挥杀死的地工人员及进步人士四十多人，这是一个极大的罪恶。”
“这是一个很大的罪恶，应该坦白。不过这些人已经死了，以后再写材料不迟，当前……”
“关于军统在长春潜伏的组织，埋在地下的电台，布置在哈尔滨的潜伏组，藏在督察处楼梯下的黄色炸药，以及从长春到吉林的许多特务……这是当务之急。是不是？”
“对！应当马上检举。这些潜伏组织不挖出来，会出事情。你在这马上写！”
他叫人给我拿来几张纸，我检举如下：
一、长春站哈尔滨潜伏组，自1946年建立以来，直到长春解放的早上还通报。这个组组长姓蔡，是哈尔滨报话局的一个报务员，特务电台设在他朋友处，他朋友住在道外一个破烂市；
二、军统局北满电务支台，两部大型电台及几部十五瓦手摇机，埋在督察处院内东南角墙下；
三、长春站潜伏组长吴殷强，以粮米加工厂做掩护，该工厂设在长春市七马路路北，离韩国侨民会很近；
四、东北剿总第二处设在长春的潜伏组组长徐克成，该组设在长春市长江路水楼子隔壁；
五、督察处办公大楼的楼梯下，藏有一箱黄色炸药；
六、随新七军到吉林的特务有：安震东（长春警备司令部参谋长），以及张致温、孙国、王士廷、李雄飞等人，均在尉官解放团。
这个检举写完之后，按上指印，交给了那个战士。不一会儿朱副处长又来了，他说：“你们的人，有不少在这里，你大概还没见到，你回去就能见到了。”
“报告副处长，他们吃什么灶？”
“他们可能吃大灶。”
“他们既然吃大灶，我也不应该特殊，我请求吃大灶！”
“这是对你的照顾，你先回去吧。有什么事，可以找曹同志。”
从公安处回我住的地方，我留意街的名字。我看见了牌子，我住的是通天街平安胡同，楼房是原来的新新旅馆。我对这些名字感到愉快，象征着我这个案子是通天的，上边知道；平安胡同预示我会平安无事，没有危险。我这是迷信吗？是迷信，但是有许多事应了验。
1946年2月14日在北平招考北平特警班学生。考完试出来，我走到一个死胡同，这个胡同叫“鬼门关”，我心里很不痛快。没有几天，特务头子戴笠下了个条子，把我关起来，过了一次鬼门关。在无可奈何的时候，最容易迷信，并以此来安慰自己。
我回到住处，昨天那位穿大衣的干部，见了我说：“你上楼住吧，你们的人也知道你来了。”他引我上了楼，在门外他就喊：“陈哲，你看看谁来了？”
呵，陈哲、杨绍林、邱明瑞、翟丕翕、杨钧，都来了！
“督察处来了几个科长了？”曹科长问。
“我是总务科科长，杨绍林是情报科科长，这回又来了督察长，越来人越多。”
“早晚都跑不了，早来好。”曹科长接着又说，“你们谈谈吧，看看吉林市还有谁？找找他们。”
曹科长走了，我们扯起来。自从突围失败便各自分散了，只十天的功夫，经过了各自不同的奔波又在这会面了。他们说陈哲是自己到吉林警备司令部报到的，别的人都是一个找一个找来的，这叫连环套。
大家谈了一下项迺光的下落，谁也说不清楚。吃完晚饭，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