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加缪:鼠疫-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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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鼠疫而受到囚禁的人们就这样在整整一周中不断地努力挣扎着。其中也有一些像朗贝尔之辈的人，显然还存在着幻想，自以为仍是自由的人，可以自行作出抉择。但事实上可以说，到了八月中旬，瘟神的黑影已笼罩住一切。个人命运已不存在了，有的只是集体的遭遇，一边是鼠疫，一边是众人共同的感受。各种感受中最严酷的是分处两地和放逐之感，以及随之而来的恐惧和反抗情绪。在这热浪和疫潮双双达到顶峰时期，笔者认为有必要把总的情况叙述一下，并举些具体例子，谈谈活人的激烈行动，死者的埋葬经过和情人们两地相思之苦。
　　那一年，六月刚过就刮起风来，一连几天疫城上空风势不衰。奥兰居民向来特别怕风，因为城市建在高原上，毫无天然屏障，因此大风能长驱直人，横扫街巷而威力不减。数月来，城里没下过一滴雨，到处罩上一层灰色外衣，被风一刮，纷纷脱落，尘土与废纸齐飞，不断打在越来越少的散步者的腿上。经常可以看到这些人用手帕或手捂住嘴，俯着身子在街上快步疾行。过去到了晚上，人们总是成群地聚在一起，尽力把日子拖得越长越好，因为大家都知道每一天都可能是自己的末日，现在则不然，人们遇到的是三三两两地急急忙忙想赶回家去或到咖啡馆去的行人。几天来黄昏来得更早，街上行人绝迹，只听到不断的凄厉的风声。从那白浪滔天而从城里又见不到它的大海里吹上来一股夹着盐和海藻的气味。这座荒无人踪的城市，尘埃遍地，海水的味儿扑鼻，狂风呼啸之声不绝，宛若一座孤零零的岛屿在低声哀鸣。
　　迄今为止，鼠疫造成的死亡在居民拥挤、条件较差的外围地区远远多于中心区。但它似乎骤然挨近市中心，侵人了商业区。居民们归咎于大风把病菌吹了进来。“它把事情搞复杂了，”医院院长说。不管怎样，当中心区的居民听到黑夜里越来越频繁的救护车铃声在他们的窗前经过，响起了瘟神阴沉无情的召唤时，就意识到轮到自己的时刻到了。
　　在城里，人们又把某些鼠疫特别猖撅的区同其他各区隔离开来，除了工作上绝对需要以外，任何人不得离开。住在这些隔离区里的居民当然要认为这项措施是专门要使他们难堪，不管怎样，对比之下，他们倒把其他各区的人，看成是自由的人了。反过来，后者一想到别人比他们更不自由时，在困难重重的时刻里便会感到某种安慰：“还有比自己关得更严的人呢！”这句话总结了当时唯一可能有的希望。
　　大约就在这一段时期里，火灾次数有所增加，特别在西城门那里的娱乐中心地区。据调查，有些检疫隔离完毕回家的人，由于遭到飞来横祸，亲人死亡，因而精神失常，纵火烧屋，幻想烧死瘟神。大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去制止这种行动，因为这种纵火不断发生，加上狂风助威，使一些地区经常处于危险之中。人们尽管提出证据说明当局采取的房屋消毒措施已足够消除感染危险，但依旧无效，于是不得不颁布极为严厉的刑法来对付那些无辜的纵火犯。可是，毫无疑问，使这些不幸的人望而生畏的并不是徒刑本身，而是因为全体居民没有一个不知道判处徒刑等于判处死刑，理由是根据统计，市监狱中的死亡率非常之高。这种想法当然不是没有根据的，理由很明显，瘟神打击得最凶的对象似乎就是那些一向过着集体生活的人：士兵、修道士和囚犯。在监狱中，尽管其中有些在押犯是单独监禁的，但仍不失为一个集体生活单位，明显的证据就是在市监狱中无论看守人员或犯人都同样有被瘟神攫走生命的。在瘟神的傲慢的眼里，任何人，上至典狱长，下至最卑微的在押犯一概被判了刑。全监上下绝对公平，这也许还是第一次。
　　在各种身份平等化的现象面前，当局试图推行一种等级制度，设想出一套颁发勋章给执行任务期间死亡的看守人员的办法，但仍解决不了问题。鉴于戒严令已经颁布，从某个角度看来，可以把监狱看守人员看作是动员入伍的军人，因此对这些死去的人员追发军功勋章。当然犯人对此不会提出任何抗议，但军界却不能同意，而且很有理由地指出，这样做法可能会遗憾地使公众思想产生混乱。他们提出的要求得到了同意，大家认为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给死去的看守人员改发抗疫勋章。可是对以前死去的看守人员已经错授了军功勋章，也就不能再要回来，而军界方面对此却仍保持他们原来的看法；另一方面，抗疫勋章有它的弱点，起不到军功勋章能起的精神方面的作用，因为在疫病流行期间，取得一枚这种性质的勋章实在是不足为奇的。结果是大家都不满意。
　　另外，管理监狱不能像管理修道院那样，更不能像管理军队那样。城中仅有的两处修道院里的修道士已暂时分散居住到虔诚的教徒家中去了。与此相仿，每当情况许可，一连一连的士兵便离开营房去驻在学校或公共建筑里。这样，表面上疫病迫使市民处于一种被围困者紧密团结的状态中，但同时却把传统的团体搞得四分五裂，使其中成员重又进入孤立状态，这些都造成恐慌。
　　在这种情况下，再加上大风劲吹，可想而知，必然也在某些人心头引起熊熊大火。深夜中城门又数度遭到袭击，但这次冲杀的是手持武器的小组。双方相互射击，伤了几个，逃出城去几个。守卫加强了，动乱很快平息，但已足够在城里引起一股暴动之风，出现了一些暴力的场面。一些出于防疫原因而被焚或被封的房屋遭到了抢劫。当然很难断定这些行为是否出于预谋。在大部分情况下，往往是一种突然出现的机会促使一些素来令人尊敬的人做出一些应受谴责的举动，而且旁人立即群起效尤。比如：一所房子起火了，一些发狂的家伙会当着痛苦得发呆的房主的面，冲进那熊熊烈火还在燃烧的房子中去。看到房主没有反应，许多围观者也会学样。于是在被火光映红的阴暗街道上，只见许多黑影四处奔逃，这些影子在行将熄灭的火光映照下，肩上扛着各种物件和家具，一个个都变得奇形怪状。由于发生这类事故，当局被迫把出现鼠疫的状态当作戒严状态来处理，并采用一切与此有关的法律。两个盗窃犯被枪决，但这在人们心中是否产生效果颇令人怀疑，死人的事已司空见惯，处决两个人只是大海中的一滴水，根本不会被注意到。说实在的，此类趁火打劫的场面经常重复出现，而当局似乎视而不见。唯一能使全体居民感到震动的措施是宵禁。从十一点开始，全城一片漆黑，成了一座毫无生气的石头城。
　　月光下，它的灰白色的墙和笔直的街道排列得整整齐齐，看不到什么树影夹杂其间，听不到行人脚步声或犬吠声。在这种情景下，这座庞大的静悄悄的城市只是一些死气沉沉、厚实的方形建筑物的聚合，在它的行列之间，竖立着一些默不作声的人像，那是被遗忘的行善之人，或是过去的大人物，如今封闭在青铜之中。唯有这些石质或金属雕像的模拟的人脸还在试图使人想起这里曾有过人类，虽然形象已暗淡了。在愁云密布的天空下，在死一般沉寂的十字街口，这些平庸的偶像，粗野无情的雕塑，摆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气概，象征着我们已进入了那九泉之下的幽冥王国，至少是象征这王国最后的命令，指示人们进入墓窟，那里鼠疫之神，沉沉的石块和漫漫的长夜将使一切声音消失。
　　长夜同时也已笼罩了人们的心灵，市民们在听到有关埋葬事宜的传奇式的报道后增加了不安。埋葬的情况不得不讲述一下，笔者对此感到非常抱歉。他也知道免不了因此要受到人们的指责，他唯一能为自己辩解的理由就是在整个这段时期里埋葬的事儿是不少的，而且从某个方面来看，笔者也和所有同城的人一样不得不关心埋葬的事。这在任何情况下都不等于说他对此等仪式发生兴趣，正相反，他更感兴趣的是活人的社会，比如说，海滨浴场。但是海滨浴场已被封掉，活人的社会整天胆战心惊地害怕不得不在死人的天地面前让步，这是明摆着的事实。当然人们总可以想方设法不去看这个事实，把眼睛捂住，拒不承认，然而明摆着的事实却具有雷霆万钧之势，最终将席卷一切。有朝一日，当您的那些亲人需要安葬时，试问您有什么办法拒绝让他们人土？
　　一开始，葬礼就有一个特点：快速！一切手续悉行简化，殡殓仪式一概取消。病人死时亲属都不在身边，守尸礼节又被禁止，因此晚间死去的人只能独自过夜，白昼死去的人则立即安葬。当然死者家属是得到通知的，可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家属是来不了的，因为如果他们曾在病人身旁呆过，则现在正接受检疫隔离，如果不是和死者住在一起的，那也只能按规定的时间前来，所谓规定时间，那就是出发前往公墓的时间，那时尸体早已擦洗干净，被放入棺材。
　　我们假定这项过程发生在里厄医生领导的辅助医院中吧。这所由学校改成的医院的主楼后面，有一个出口。通向过道的一间很大的平时堆放杂物的屋子里，停放着许多棺木。在过道中死者家属可以看到一具灵柩，已盖了棺。于是立即进行最重要的手续：请家长在文件上签字。然后把棺木抬上汽车，可能是一辆真正的灵柩车，也可能是一辆经过改装的大救护车。死者家属上了一辆出租汽车——那时出租汽车还准许驶行，车辆沿着外围地区的马路风驰电掣一般开向公墓。到了城门口，守卫拦住了车队，在官方通行证上盖上一个戳子——没有这个戳子就无法获得市民们称之为“最后归宿地”的墓穴——然后闪过一边，让出通路，车辆就开到一方冢地边上，那里有许多墓穴等着人去填满。一位神甫在那里候着尸体，因为教堂里的宗教追思仪式已被取消。棺材在祈祷声中抬出车外，用绳子捆好，拖了过来，滑下穴去，碰到了穴底，神甫才挥了几下洒圣水器，第一铲土就已投在棺盖上，土屑乱进。救护车已先一些时候开走，以便浇洒消毒水。当一铲铲土投在棺木上的声音越来越低沉时，死者家属已钻进出租汽车，一刻钟以后又回到了家里。
　　这样全部过程确是以最大的速度来完成而且把危险性也减到了最低限度。毫无疑问，至少在最初阶段，这种做法显然使家属心中感到难受，但在鼠疫期间，这也就无法考虑了：为了效率，一切都得牺牲。开始时，上述办法使居民精神上受到一定打击，因为希望葬礼举行得隆重得体的愿望是很普遍的，超过人们的想象。幸好不久食品供应问题变得棘手起来，于是居民的注意力就被转移到更迫切的问题上来了。如要吃饭，就必须排队，交涉，办手续，忙于此事后，就无暇顾及周围的人们是在什么情况下死的，以及自己有朝一日又将怎么样离开世界。所以，这些物质上的困难本应是坏事，后来却变成了好事。正如前面已看到的，如果鼠疫已停止蔓延，情况本当不坏。
　　由于棺木渐渐少了，裹尸用的布和公墓中的穴位都不够用了，必须开动脑筋。看来，最简单的办法，而且还是从效率出发，就是埋葬仪式一组一组地进行，必要时救护车在医院和公墓之间多开上几个来回。在里厄工作的医院里，现存棺木只有五具。一等全部装满了，救护车就来运走。到了公墓，从棺中取出铁青色的尸体，装在担架上放在特设的棚中等着。棺材浇过灭菌溶剂后，又再运回医院；同样的操作重新开始，次数按照需要而定。这项工作组织得不错，省长颇为得意，他甚至向里厄表示，总的看来，这比历史上有关鼠疫的记载中所说的由黑人拉运尸车的情况要好些。
　　“不错，”里厄说，“埋葬是同样的，但我们现在还做登记卡，这个进步是抹杀不了的。”
　　尽管当局取得这点成就，可是目前履行的手续使人感到不快，因此省府不得不禁止死者亲友走近现场，只允许他们走到公墓门口，而且这还不是公开允准的，因为最后一项埋葬仪式已经有所变动。在公墓的尽头，在一块除了乳香黄连木，其他一无所有的空地上刨了两个大坑，一个埋男尸，一个埋女尸。从这点看来，当局还是尊重礼仪的，只是过了很久以后，迫于形势，方才连这最后一点廉耻之心也丢了：不分男女乱七八糟地往里堆，什么体统也不顾了。幸而这种后来发生的混乱现象出现在瘟疫已近尾声的时候。我们现在报道的还是男女分坑时期的情况，那时省府对这一点还很重视。在两个坑的底部堆着厚厚的一层生石灰，沸腾着，热气直冒。坑边上生石灰堆得像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