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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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政体得以保全不仅是因为其毁坏者远在他邦，有时也因为这种威胁近在咫尺，因为畏惧使得人们更加出力地维护其政体。因而，当政者应该对政体所受的威胁熟虑在胸，随时准备发出警告，以远害为近患，使公民们时时保持警惕，就像夜间的巡卫，从不放松其戒备。此外，还必须通过种种法律尽力防止贵要阶层之间的敌对和内讧，并且把那些尚未卷入争讧者隔离于争端之外。一般人总是不知防微杜渐，惟独政治家才有此卓识。
在寡头政体与共和政体中，财产资格的变动也能引起政权的更迭。譬如，财产限额保持在同一数目，然而由于城邦的货币量大有增加，就有必要把通行的币量与过去的标准相折算，在年年定期登记公民财产的城邦应该每年折算一次，在较大一些的城邦则应三到五年折算一次。倘若币值按先前的标准折算增加或减少了数倍，即政体中的财产估额增加或减少了数倍，就需要借助法律来提高或降低财产资格要求，在超出和不足的情况下相应地提高或降低若干倍。在各种形式的寡头政体与共和政体中若不采取后一类措施，有些共和政体就会演变为寡头政体，有些寡头政体就会转人权阀政体；若不采取前一类措施，共和政体就可能演变为平民政体，寡头政体则演变为共和政体或者是平民政体。
对于平民政体、寡头政体、君主政体以及任何一种形式的政体而言，共同的一点要领是不能让某个人的势力得以异乎寻常地膨胀，更应当尽量设法在长时间内一点一滴地授人以名位，而不是骤然间授之以显赫高位。因为人们是会腐化堕落的，毕竟不是人人都能交上好运。倘若已经做错，照样不能骤然剥夺那些在骤然之间所给出的名位，而须逐次缓慢地予以剥夺。必须制定各种法律尽力防止任何人拥有过多过大的权力，无论是因人多势众，还是因家大业大。倘若防范未果，也只好把这种人及其同党逐出城邦。既然人们的私生活也可能引起政体的变革，就应当委用一位官员专事监督那些其私生活与现行政体不相协调的人，在平民政体中就得与平民政体协调，在寡头政体中就得与寡头政体协调，在任何其他形式的政体中也是一样。出于相同的原因，对城邦任何部分的兴盛发达都须严加注意；这方面的一剂良方是永远把行为管理权和行政官职分别授予彼此反对的部分（所谓彼此反对的部分，我指的是贤明之人之于多数群众，或富人之于穷人）。另一个办法是穷苦大众同富人相结合，或者是增扩中产阶层，这是消除起因于不平等的动乱的良法。不过，对一切政体最重要的一点是借助各种法律在城邦家政的各个领域树立良好的秩序，杜绝各类官员借职牟取钱财。
这一点对各种形式的寡头政体尤为要紧。虽说不能担任官职，众人也未必就会那么恼恨，说不定他们还会因为得暇料理私务颇为欣慰，然而一俟人们觉得官员们侵吞了公款，这时双重的懊恼就会一齐袭来：一则与名位无缘，一则名位加身者损公自肥。假如实施了这类法规，单是平民政体与贵族政体就可以合并；因为两种政体中的显贵阶层和群众此际均能心满意足，如愿以偿。人人都能参与行政统治，这正是平民主义者的祈求；显贵阶层占据各种官职，这又遂了贵族主义者的心愿。只要杜绝了官员借职牟利的现象，这一点就会实现；因为穷人们既觉为官无利可图，遂难生求仕之心，而宁愿把更多的时间花在自己的私务上，而富人们由于无须以公肥私，自会格守公职。于是，穷人们由于专心操持私活而逐渐富了起来，显贵阶层也不会受治于无名之辈。为防公款遭受侵吞，公款的征缴应在全体公民在场的情况下进行，公共账目应加以复制，由不同的宗姓、坊社和部族分别保管。还应立法嘉奖那些有为政清廉之美誉的行政官员。在平民政体中，应当设法保护富室，不仅不能瓜分他们的财产，也不能掠夺其收人，有些政体以不知不觉的方式做了这种事情。当然若能阻止富人被迫甚至是自愿地承担那些巨奢却又无益的公共捐献那就更好了，比如在合唱队、火炬赛跑及所有其他这类事情上的捐献。另一方面，在寡头政体中则应从多方面关心穷人，那些多少有些甜头的官职应由他们担任，要是某位富人对穷人施暴，就应该比他在富人们中间做同样事情时受到更严厉的惩罚。而且，产业只能在家族中继承，而不能赠送他人，并且同一人不得继承多于一份以上的遗产。这样产业的分配就比较均匀，更多的穷人将有机会步入富人的行列。无论是在平民政体还是在寡头政体中，采取以下措施都是有益的，即让较少享有政治权利的人…在平民制中是富人而在寡头制中是平民…在政体中最重要的官职之外的其他方面同别的人保持平等，甚至是稍稍占先，而最重要的官职只能或大多数只能由当权阶层来担任。
五０９
想要担任政体中最重要的官职，就必须具备三项条件。首先，必须忠于现存政体；其次，必须具有为政方面的最高才能；第三，必须具备为每一政体特有的、与该政体相称的那种德性和正直（假如各种政体的公正观念并不相同，那么各种政体所提倡的正直或正派也必定彼此相异）。倘使一个人未能同时具备这三项条件，人们在对他做出选择时就要犯踌躇了。例如，某人虽有将帅之才，无奈心地邪恶且于政体不忠，另一人既正派又忠于现行政体，那么应该做何抉择呢？看来应当从两方面考虑，看在所有人中哪一项更多的为人人具有，哪一项只为较少的人所有。从而在选择将领时，可以军事经验为主，德性为次，因为贤人虽多，将才却难觅。若是说选择一位守卫或司库，情况就正好相反；因为这类司职在德性方面的要求应高出常人，至少也要与常人持平，而这方面的知识却是人人皆有。
有人或许要问，假使一个人既具备了才能又忠于现行政体，为什么还必须具备德性呢？因为这两项条件已足以使他能够为公民谋取共同的利益了。或者，具备了这两项条件的人难道还不能守身自制吗？他们熟知并热爱自己的私业但并不悉心加以料理，这样的人有时候会不会对公共的事业也掉以轻心呢？
简而言之，各种政体所制定的有利于自身的一应法律，无一不是为了维持或保全现行的政体。我们多次强调过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愿意维持现政体的人众的势力必须强于不愿维持现政体者的势力。在这一切之外，不应忽视但在今天为诸种蜕变了的政体所忽视的一点是：中庸。平民政体所采取的许多措施实际上败坏着这些平民政体，寡头政体的许多措施也败坏着寡头政体。那些自认为德性仅为他们所奉行的那一种的人往往会走向极端，他们浑然不知其所作所为对一个政体的影响。正如一只鼻子若是偏离了钩鼻或塌鼻的优美端正，仍旧可以保持优美而不至难看，然而倘若偏离得过于极端，鼻子首先就会失去其匀称，最终会因在某些方面过度或反之在另一些方面不及显得不再成其为一只鼻子了。身体的其他各部分也完全是这样，以各种政体而论情况也莫不如此。寡头政体或平民政体，尽管离最优秀的政体相去甚远，但也不失为充分可行的政体；但如果把两者各自的主张推向极端，首先会使政体劣化，最终自然会不复成其为一个政体。由此可知，立法者或政治家必须明辨，哪一类性质的平民主义措施能保全平民政体，而哪一类损害平民政体，哪一类性质的寡头主义措施保全寡头政体而哪一类损害寡头政体。因为倘若没有了富人及群众，两种政体中的任何一种都不可能得以存在或维持。一旦实现了财产的平等，政体就必然会转人另一种形式；因而企图凭借极端的法律来消灭其中的某一方，最终不免会连同这些政体一道消灭了。
在各种平民政体和各种寡头政体中，人们常常要犯这种错误。在平民政体中是平民领袖们，其背景是群众的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他们总是要把城邦一分为二，向富人们宣战，然而他们又总是一定要给人造成相反的印象，处处显得是在替富人说话。在寡头政体中，寡头们也声称自己是在为平民着想，然而他们立下的誓言本应与他们今天所立的相反。今天他们的誓言是：＂我将是平民的对头，并愿将一切可能的祸患加于平民。＂而他们应该有完全相反的主张及判断，表现在誓言中就是：＂我不会加害于平民＂。
不过，在我们述及的所有保全政体的措施中，最重要的一条是依照政体的宗旨对公民实施教育，不幸在今天所有人都忽视了这点。最有益的法律，而且得到了其所辖的全体公民的称道，如果在政体范围内未能形成风尚及通过公民教育深入人心，这样的法律就依然是无用的。如果这些法律具有平民主义性质，就应实施平民主义教育；如果具有寡头主义性质，就应实施寡头主义教育。因为正如个人缺乏约束便易流于放任，城邦缺乏纪律就会失之松散。依照政体的宗旨教育公民，即是不让公民去做那些正中平民主义者或寡头主义者下怀的事情，而是引导公民去做那些令平民政体或寡头政体得以维持的事情。然而，如今的各种寡头政体中，统治阶层的子女在奢纵的环境中长大，穷家子女却在磨炼和辛劳中成长起来，因而他们更加盼望也有能力实现变革；另一方面，在显得最像是平民政体的平民政体中，实行着有悖于公民利益的政策，其原因在于曲解了自由原则。平民政体有两大信条，一是权力属于大多数人，一是自由原则。平民主义者认为，公正或正义即是平等，而平等又在于大多数人的意见的主宰地位，至于自由（及平等），则在于做一个人所想做的事情。在这种性质的平民政体中，每个人都过着随心所欲的生活，恰如欧里庇德斯所说：＂（一切）如愿以偿＂。然而这种自由观念是轻率的，遵照政体的宗旨生活，并不一定就应被看作是受奴役，毋宁说这是一种自我保存或解救。 各类政体的更迭或覆灭出于什么原因，它们的保全或维持又依靠什么途径，简而言之就是上述这样一些。
五１０
剩下来还要讨论君主政体的问题，讨论其毁灭出于何种原因以及通过什么途径它能自然得以保全。大致说来，以上关于各种政体的阐述也同样适用于君王制及僭主制。君主制与贵族制相合，而僭主制或暴君制乃是极端形式的寡头政体与平民政体的结合，所以它对其所辖的臣民有着最大的危害，因为这种体制可以说是恶上加恶，兼具了两种极端政体的偏差和错误。这两种形式的君主政体的起源截然相反；君主制有助于置贤明之士于平民之上，君王出身于那些其自身或其家族德性卓著或凭靠德性建有殊勋的贤明之人；相形之下，僭主制或暴君制则产生于平民或群众凌驾于显贵阶层之上，这种体制保证平民群众不受后者侵凌。史实便能说明问题，因为差不多大多数的僭主可以说都出身于平民领袖，他们靠攻击显要人物博取平民的信任。在城邦版图业已扩增的情况下，一些人就是通过这种途径成为僭主的，在更早的时期，一些野心过重的君王僭越世袭的权限建立了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