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狂飙-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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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作了个深呼吸，松弛了下来，说：“对，说得对。
一封电报泄露了他们的天机。”
刘伯承说：“右纵队！军团侦得的情况，同这份电报说的完全一致，薛岳把部队到达贵阳的时间都是作了严格的规定。因此，我很同意毛泽东同志所作的分析和判断，继续前进，争取在他的先头部队的隙缝中穿过去。”
周恩来说：“好。这一来，我们就不应恋战，顶多小部队打打阻击，争取尽快进入黔北。”
毛泽东见周恩来认可他的分析和判断，心里很高兴，说：“恩来同志呀，我刚才说我是诸葛亮，是夸海口喽，你可别给我传了出去；要是传了出去，毛泽东自称诸葛亮，又要生出麻烦来。伯承同志是参谋，我算个参谋的参谋。”
周恩来笑了笑说：“你是政治局委员，红军的老政委，就说是诸葛亮，也是不为过的。就这样吧，伯承同志，请你从速把泽东同志和我刚才说的意思通报朱德同志，并告各军团长，北进黔北的决心不能动摇。最要紧的是刚才泽东同志讲的，找缝子钻过去。”
刘伯承说：“我马上去给总司令汇报。”
果然，如同舞台上的两队舞蹈演员变换队形一般，中央红军从敌人的隙缝中钻了过去，越过了湘黔公路。一越过湘黔公路，两路纵队连克镇远、施秉、黄平、余庆数县，于１２月３１日到达了乌江南岸的猴场地区。
中央红军从进入贵州以来，从黎平算起，长驱数百里，连克十几城，部队也得到了休整和补充，军心大振，情绪很高。就在这种情况下，博古和李德的头脑又热起来了。转移行军中，博古和李德是经常走在一起的，宿营住房子，大都住在一间房子里，两个人又都精通俄语，嘀咕事情很方便。这天，部队一到猴场宿营地，李德看了看地图，便高兴地跳了起来，跟博吉说：“太好了，太好了！博古同志，不必去黔北了，完全不必去黔北了。大好机会，应该向东折向湘鄂西，同２、６军团会合。利用现成的根据地，是可以打些好仗的，可以推进整个中国革命的事业！”博古也动心了，说：“有道理，这里离２、６军团越来越近了，部队拉到川黔边，等于到了湘鄂西。”李德还说：“就是照毛泽东避实就虚的理论，我们也该去湘鄂西。薛岳兵团已西进贵阳，黔东北正好空虚。还有，中央红军即使到了川黔边，到时候还不是有个会合的问题？你们中国同志总是批评‘毕其功于一役’，我就不理解，毕其功于一役有什么不好，难道非得毕其功于两役，三役，四役？”伍修权在一旁听了直发笑。李德问：“你笑什么？”伍修权说：“一役不行，当然得两役，三役，乃至四役啦。”李德说：“那你说，这去黔北和去湘鄂西的问题，是一役好呢，还是分作两役好呢？”伍修权看了博古一眼，有话没敢说。博古说：“有话说嘛！”伍修权说：“去川黔边是黎平会议定了的呀。”博古说：“我们再开个会改过来嘛！本来，从黎平出发，我们就电告过２、６军团，要他们给予配合。其实，战争情况下，也不必事事都开会做决定，指挥员有权变更某些作战方案。”李德说：“对，我找朱德下命令，部队暂停过乌江。”
一场风波就这么挑起来了。李德找到朱德说：“部队不要过乌江了，该向东北折向湘鄂西。此事我同博古商量过，他同意的。”朱德听了伍修权的翻译，愣了好一阵，只跟伍修权说：“不过乌江了？‘三人团’开会了？”伍修权说：“是他们两个人嘀咕的。”朱德又问：“黎平的决定不作数了？”伍修权说；“我也这么说呢。你快去找找周恩来同志吧。”李德见朱德只跟伍修权在对话，说：“他怎么样啊？他好像不大想执行？”伍修权只好跟朱德说：“他想知道你是执行还是不执行？”朱德说：“你告诉他，我是军委主席，这样大的变动，我得听中央的！”说着，他扭头走了。
朱德想，黎平会议后，李德不可能再那么享受特权，有什么事情，周恩来会直接给他说的。他连忙找到周恩来，问道：“部队不过乌江了，你知道吗？”周恩来一怔说：“谁说的？”朱德说：“德国的那个小老德说的，说博古也同意了。”周恩来这才想起来，昨天李德真还在他面前嘀咕过一句：“部队是不是还有必要在这里过乌江？”当时他没在意，以为李德说的是渡江位置问题。此刻周恩来有点火了，说：“不行，作这样的变动，就是‘三人团’议决了也不合适。去黔北是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的决定。我找毛泽东。”周恩来转身便去找毛泽东。他来到毛泽东的住处，正好王稼祥和张闻天也在，他便转述了朱德说的李德和博古提出的问题，说：“部队正在做抢渡乌江的准备，你们的意见怎样？”王稼祥叹道：“我没说错吧？我说这个东西子，这样下去不行。”他没有明说“组织”问题，他怕刺激了周恩来。张闻天也阴阴阳阳地说：“看来，明天的元旦也过不好了。”毛泽东说：“恩来啊，才开会定下来的东西，就这么变了不好吧？”周恩来说：“只好再开一次会了？”王稼祥说：“开，开！要不这双脚对这张嘴有意见哩，说是我累着你倒闲着。”张闻天恼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嘛！
老毛，你脑子好，你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毛泽东说：“要我说呀，”他点着自己的脑袋：“基本思路错了，就是比较难办，改起来挺费事的。我们最近这一段的形势不是还不错吗？恐怕是脑子里的那根虫又动起来了。别看李立三去苏联了，批评李立三的调子也挺高的，但那个李立三还在自己的脑子里：到湘鄂西去吧，贺龙办了酒席在等着我们喽，那里离长沙很近喽！要不，他怎么会变得这么快？别的理由找不到嘛。嘿，你别说，我还真想过一下子，要是到湘鄂西去，一个短时期里，可能比较去黔北要轻松一点。但是，同志们呐，长远考虑，不行。在那里，向北向西是长江，那里的长江我们过得去吗？向东向南，还是湖南、江西。所以，还是要作长期打算才行，苦一点也没法子。说来也真费思量啊，一个外国人，耐不住性子，倒也罢了；我们中国人自己，还是要把中国革命的日程表放长一点才好，是不是？不说了，开个会再谈谈吧。”
在猴场，１９３５年的元旦，政治局再次开会讨论转移方向问题。这次会议，是由周恩来提议召开的，由博古主持。由于有黎平会议的基础，阵线是很清楚的。毛泽东事前又跟王稼祥和张闻天打了招呼，说是看在部队正在积极作渡江准备的份上，不要提组织问题，争取开个短会。因此，尽管会议来得突然，却没有黎平会议上的那种大吵大闹。会议一开始，博古便陈述了他和李德关于改变去川黔边的决心的理由，接着是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三言两语，除了何克全没吭声，没有一个赞同改变去黔北的决心的，都认为，“扩大会议的决议是不能随便改变的，目前的敌情也不足以使我们改变原来的决心。”博古感到很恼火，说：“折向湘鄂西，怎么能说是改变了黎平会议的决议，在黎平决定北进的时候，我们就考虑到了同２、６军团会合的问题。现在不过是付诸实施的问题。”周恩来说：“那倒不能这么说，黎平决议的主要之点是去黔北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根据地。我看，还是请泽东同志谈谈吧，他的意见也许能充分一点。”博古说：“请吧。”王稼祥又在一旁递了一句：“抓紧点，我还要过年哩。”
毛泽东说：“中国的事情挺复杂的，知其一好办，知其二就不那么好办，要知其三知其四，恐怕就更难了。为什么要念念不忘同２、６军团的会合呀？我们同２、６军团会合的目的是什么呀？不就是为了发展自己，打几个好仗，彻底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么？根据这个思想，我们有什么理由放弃去川黔边？那里不正是可以搞那么一块根据地，发展自己，争取打几个好仗么？现在来个否定之否定，折向湘鄂西，不妥。第一，我们已经要２、６军团向常德方向打几仗，他们现在的位置到底在哪里，我们还不得而知，再要像６军团那样找来找去，天老爷恐怕不会给我们那么多的时间。就说我们去了，同他们会合了，要在那里长久下去，也是不行的，那里的地理位置不合适，这一点我已经同一些同志谈过。第二，正如有的同志所说，眼前敌情的变化还不足以使我们改变去黔北的决心。薛岳兵团西进贵阳只是他的直接目的，他的进占贵阳是针对王家烈的，他的这个问题很快就会得到解决，他还会掉过头来尾追我们，现在还不能说他已经放弃了阻拦我同２、６军团会合的打算。因为，他沿湘黔路再向东机动，是很方便的。第三，要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这个敌人主要是薛岳、吴奇伟、周浑元，而要同蒋介石的这个嫡系打几个好仗，在黔东北地区是有困难的，那边还有个刘建绪，他是专事等着我们去同２、６军团会合的，他可以同薛岳取得密切的协同；另外，在川鄂边还有个徐源泉，此人不可小看，湖北黄冈人，科班出身，南洋讲武堂的，手头有好几个师。我们要往那边去，弄不好还是钻口袋。这里，我顺便说说钻口袋的问题。这个钻口袋的问题，我们要完全避免是很难的，可以说是不可能的。我们到哪里，蒋介石就在哪里画个圈圈，一个圈圈就是一个口袋。但是，口袋与口袋不一样，有的是纸口袋，有的是布口袋，有的口袋是裹了铁皮的。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选好口袋；二是要学会从口袋里钻出来，而不是钻进去。我们不沿湘西那条路去同２、６军团会合，就是不去钻那个铁皮做的口袋。第四，有人说了，到川黔边，不是同样要惊动刘湘么？刘湘和薛岳、王家烈南北夹击我们怎么办？我说，刘湘到底能深入黔境多少，还难得说。他背后还有个红４方面军，刘湘在红４方面军面前是败军之将，他不怕徐向前过了嘉陵江？当然，到黔北遵义地区也不是没有困难的，问题在于那方面的困难少一点，好对付一点。没法子啊，在现在的中国，要想找一块对共产党和红军没有困难的地方，是找不到的。说来说去我是一句话，就是想到黔北去发展一下，寻机打几个好仗。湘江一仗没有打好，我是一直不服这口气的！”
毛泽东的话不算短，可似乎在不该结束的时候结束了。他好像应该讲到某些人头脑中的那条“虫”，但他没有讲，连边都没有挨一下。他拿住一条，只讲军事，不涉及其他。在他的长篇发言中，李德听着伍修权的翻译，一句没吭。在听了毛泽东最后一句话的翻译后，李德竟掏出一张小手帕来擦拭着自己的眼睛，完了跟伍修权小声道：“我这是到中国来，从他嘴里听到的最有人情味的一句话……”
周恩来望着博古，想知道博古是不是有作结论的话。等了片刻，博古没有话。周恩来说：“既然又开了一个会，自然应该有点记录才好，又考虑到是军事指挥上的问题，我这里写了几条，是不是再通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