忏悔录　卢梭-第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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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年后的博尔德先生身上将可以看到，当一个才子以为被人疏远了的时候，他的自尊心会激起怎样的报复情绪。
　　在离开里昂之前，我不应该把一个可爱的人儿忘掉。我又见到了她，感到格外喜悦，她在我的心头留下了极其温馨的回忆。这个人就是赛尔小姐，我在第一部里曾经提到过她，后来我住在马布利先生家里时又和她再度相逢。我这次旅行，比较悠闲，因此和她相见的次数也比较多。我对她产生了强烈的感情，我也有理由相信她的心并不与我相反，但是她对我是如此信任，使我根本不能产生滥用这种信任的念头。她没有任何资财，我也是身无长物；我们的处境太相同了，不容许我们结合起来，而且我心里另有打算，根本不想结婚。她告诉我，有一位年青的商人热内夫先生似乎很想赢得她的爱情。我在她家也见过他一两次，觉得他象个正派人，而且大家也都说他为人正派。我深信她和他的结合会是很幸福的，因此很盼望他能娶她。后来他果然娶了她。为了不致扰乱他们的纯洁爱情，我就赶快离开了，并衷心祝愿这位可爱的人儿幸福无量。可惜我的祝愿在尘世只实现了很短一段时间，我后来听说她结婚只两三年就死了。我在旅途中一直怀念她，我当时感觉到，后来每想起她时也感觉到，为义务和道德而牺牲固然是痛苦的，但是这种牺牲在内心深处留下的温馨的回忆，作为补偿是绰绰有余的。
　　上次旅行，我是怎样单从巴黎的不利的方面看这个城市，这次旅行，我也就怎样单从巴黎的辉煌的方面看这个城市。不过，所谓辉煌并不是指我的住所而言；按照博尔德先生给我的一个地址，我住进了离索尔朋不远的科尔蒂埃路的圣康坦旅馆。糟透的街，糟透的旅馆，糟透的房间。然而在这旅馆里却曾住过许多杰出之士，如格雷塞、博尔德、马布利和孔狄亚克两位神父以及其他一些人，可惜我那时一个也没有遇到。不过我在那里遇到了博纳丰先生，他是个破脚绅士，好争讼，一副咬文嚼字的典雅派的样子。由于他，我认识了我现在最老的朋友罗甘先生。我又通过罗甘先生认识了哲学家狄德罗。关于狄德罗，我在下面还有很多话要说。
　　我是一七四一年秋天来到巴黎的，随身带着十五个金路易的现款以及我的《纳尔西斯》喜剧和我的音乐改革计划，这些就是我的全部本钱。因此我没有多少时间可以浪费，急于要拿自己的存稿来想办法。我赶紧利用我带来的许多介绍信。一个年青人到了巴黎，面孔长的过得去，显得有些才能，总是靠得住有人接待的。我受人接待了。这种接待给了我很多愉快，但是无大实益。在介绍给我的那许多人之中，只有三位对我有点用处，一个是达梅桑先生，他是萨瓦贵族，当时是宫廷侍从，我相信他还是卡利尼安公主的宠臣；一个是博茨先生。他是铭文研究院的秘书，国王办公室的纪念章保管员；还有一个是卡斯太尔神父，耶稣会教士，明符键琴的发明者。陈达梅桑先生外，其余二人都是马布利神父介绍给我的。
　　达梅桑先生为了满足我的迫切要求，又给我介绍了两个人：一个是加斯克先生，波尔多议院议长，拉得一手好提琴；另一个是莱翁神父，当时住在索尔朋神学院，是个很可爱的年青贵族，在社交场中以罗昂骑士的名字出过一阵风头之后就在盛年死去了。两人都异想天开，要学作曲。我教了他们几个月，稍微补充了一下我的几乎枯竭的旅囊。莱翁神父跟我交上了朋友，想聘我做他的秘书，但是他并不富有，只能给我八百法郎，我很歉然地拒绝了，这样的待遇实在不能维持我的衣食住行。
　　博茨先生很好地接待了我。他爱学问，也有学问，但是有点学究气。博茨夫人简直可以做他的女儿，她容光照人，而且有点矫揉造作。我有时在他们家吃饭。在她的面前，我的样子显得十分笨拙。她的举止随随便便，更加重了我的羞涩感，一举一动都格外可笑。当她把菜碟送到我面前的时候，我总是伸出叉子把她递来的莱谦而逊之地叉上一小块，因此当她把打算给我的菜碟交给仆人的时候，总是转过身去，怕我看见她笑。她没有料到我这乡下佬的脑袋里也并非空无一物。博茨先生把我介绍给他的朋友雷奥米尔先生，这位雷奥米尔先生在每星期五学士院例会的日子都来他家吃晚饭。他把我的方案对他谈了，并说明我有意把方案送请学士院审查。雷奥米尔先生答应了，并向学士院提交了我的建议书，此事蒙该院接受了。到了预定的日子，我由雷奥米尔先生引进学士院，由他作了介绍。同一天，即一七四二年八月二十二日，我就荣幸地在学士院里宣读了我早就为此准备好的论文。尽管这个大名鼎鼎的机关的确十分庄严肃穆，但我并没有感到象在博茨夫人面前那么腼腆，我的宣读和答辩都还应付得不太坏。我的论文成功了，并博得许多颂词，这些颂词既使我惊，又使我喜，因为我几乎不能想象，在这些院士的心目中，任何不是院内的人居然会有常识。被指定审查我的方案的委员是梅朗、埃洛和富希三位先生。他们当然都是杰出之士，但是没有一个懂得音乐，至少懂的程度不足以使他们有能力审查我的方案。
　　在我和这几位先生讨论的过程中，我深信，既确实而又惊讶地深信，学者们固然有时比一般人的成见少，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对已有的成见却坚持得比一般人更厉害。尽管他们提出的反驳大部分都那么无力，那么不正确，尽管我承认我在回答的时候有些胆怯，而且措辞不当，但是我的理由是不容置辩的，然而我却没有一次能使他们了解，使他们满意。我总是目瞪口呆地看到，他们还没有懂我的意思就用几句漂亮话轻易地对我进行反驳。不晓得他们从哪里挖出了一个苏埃蒂神父，说他曾想出用数字表达音阶。这就足以使他们认为我的记谱法不算是新发明了。这倒也还罢了，因为尽管我从来就没有听说过什么苏埃蒂神父，尽管他那根本没有考虑八度音的记录教堂歌曲的七音记谱法不能和我发明的简单而方便的方法相提并论——我的方法可以很容易地用数字把音乐里可能想象到的一切，如音符、休止符、八度音、节拍、速度、音值等等都表示出来，而苏埃蒂对这一切根本未加考虑；尽管如此，如果只就七个音符的基本表达法而论，说他是最初的发明人倒也是十分确实的。但是，他们除了对这种原始发明过度重视以外，并不就此罢休，在谈到记谱体系的内容时，完全一派胡言，不知所云。我的记谱法的最大优点就是省掉变调和音符的麻烦，所以，同样的一支曲子，不论你用什么调，只要在曲子开头换上一个字母，全由就随你的意思记下来了，移调了。这些先生们听到巴黎乱弹琴的乐师说移调演奏法毫无价值，他们就从这一点出发，把我的体系的最大优点反而当成是反对它的不容置辩的理由。他们决议说，我的音符便于声乐，不便于器乐，而实际上他们应该说，我的音符既便于声乐，更便于器乐。学士院根据他们的报告，给我发了一张奖状，措辞夸奖备至，骨子里却可以看出，它认为我的记谱法既不新颖，又无用处。我后来为公众写了一部题为《现代音乐论》的书。我认为没有必要把这样一张奖状作为该书的装饰。
　　这件事使我有机会体会到，为了正确审查一个专门问题，尽管你对各门科学的知识很广博，如果你在广博之外不加上对这一问题的专门研究，则远不如一个知识浅陋而对这一门却研究得既专又深的人。对于我的记谱法的唯一站得住脚的反对意见，是拉莫提出来的。我刚一向他说明我的体系，他就看出了它的弱点。“你那些符号，”他对我说，“是很好的，好就好在它们简单明了地确定音值，清楚地表现音程，并且能将复杂的东西简单地表示出来，这都是普通的记谱法所办不到的。但是它们坏就坏在要求用脑子去想，而脑子总是跟不上演奏的速度。”“我们的音符的位置，”他又说，“明摆在眼前，不必用脑子去想。如果两个音符，一个很高，一个很低，用一大串中间的音符连接起来，我一眼就看出由此到彼的顺序变化的进程，可是，用你的记谱法，要我摸清这一大串，就必须把那些数字一个一个拼出来，一目了然却做不到。”我觉得这个反对意见是无法反驳的，登时就同意了。尽管这个反对意见既简单又明显，却只有老手才能说出来。当时没有一个院士能够想到这点，是不足为奇的。然而出奇的倒是那些大学者可谓无所不知，而他们竟不懂每个人只应该审查自己本行以内的事物。
　　由于我时常拜访我的审查委员和其他院士，这就使我得以结识巴黎文坛中最杰出的人物。所以，当我后来一跃而进入文士之林的时候，我已经是他们的旧相识了。至于目前，我还是专心搞我的记谱法，一意要在音乐这门艺术中掀起一场革命，并从而一举成名；艺术界的这种一举成名，在巴黎经常是使你名利双收的。我关起房门，以一种说不出的热情，一连埋头几个月，把我向学士院宣读的论文彻底改写了，改成一部以公众为对象的作品。困难的是要找到一个书商肯接受我的手稿，因为要铸新字就得花几个钱，书商们是不肯把钱花在新作者头上的，而我却认为用我的作品捞回我写作时的伙食费也似乎是天公地道的事。
　　博纳丰为我找到了老基约，老基约就跟我订了合同，获利对分，而出版税则由我一人负担，这位老基约把事情办得如此之糟，出版税我是白付了，出的第一版书呢，我却没有拿到一文钱。虽然德方丹神父答应为我宣传，别的报人对这本书也颇有好评，书的销路似乎还是不佳。
　　试验我的记谱法的最大障碍，就是人家怕这种方法如果不能通行，学的时间就算白费了。我的解释是，我的方法使概念非常清楚，即使想用普通的方法学音乐，如果开始先掌握了我的记谱法，反而可以节省时间。为了拿实验来证明，我免费为一位美国女人德卢兰小姐教音乐。她是罗甘先生介绍来的。教了三个月，她就能用我的音符读任何乐曲，甚至能依谱唱任何困难不太大的乐曲，比我自己还好。这个实验的成功是惊人的，然而没有人知道。若是别人，一定要在报上大吹特吹了；但是我，虽有若干才能发明一些有益的事物，却从来没有才能去宣扬它，借以牟利。
　　就这样，我的埃龙喷水器又一次损坏了；可是，这一次我已是三十岁的人了，在巴黎街头，没有钱就不能生活，而我在巴黎是无所凭依的。在这种窘迫环境里，我所采取的办法，只有不曾好好读过本书第一部的人才会感到惊讶。我总算又紧张又劳而无功地忙过一阵了，我需要喘口气。我不仅不悲观失望，反而安于疏懒和听天由命；为了让老天爷有时间去解决问题，我不慌不忙地吃着我那仅存的几个金路易，并不取消我那悠闲的享乐，只是花费上稍微节约一些，两天只坐一次咖啡馆，一星期只去两次剧院。关于花街柳巷的耗费，我没有什么可改弦更张的，因为我一辈子也不曾为此花过一文钱，除了唯一的一次例外，这我在下面就要说到。
　　我手里连三个月的生活费都没有，而我却把这种懒散而孤独的生活过得那么安闲、那么愉快、那么满怀信心，这正是我生活的特点之一，也是我性情乖僻的一斑。我极端需要人家想到我，却也正是这种极端需要使我丧失了抛头露面的勇气，越是需要登门拜访，我就越觉得这种登门拜访无聊，以致连那些院士们，连我已经挂上钩的那些文坛人士，我都不愿去看了。只有马里佛、马布利神父、封得奈尔我有时还继续去看看。我甚至把我的喜剧《纳尔西斯》拿给马里佛看了。他很赏识，并且惠然予以修改。狄德罗比他们都年轻，差不多和我同岁。他爱好音乐，也懂得音乐理论。我们常在一起谈谈音乐，他也对我谈了他的一些写作计划。这样，在我们两人之间不久就建立了更亲密的关系，这种关系维持了十五年，如果我不是由于他自己的过失不幸被拖进他那一行业的话，这种关系是会维持得更久的。
　　在我迫不得已去乞讨面包之前所剩下的这点短暂而宝贵的间歇时间里，我利用它干了些什么，这是谁也料想不到的：我利用它来背诵大段的诗作，这些作品我读了不下一百遍，又忘掉一百遍。每天上午十时左右，我就到卢森堡公园去散步，衣袋里带着一本维吉尔或卢梭的集子。我在那里一直呆到午餐的时侯，有时背一首宗教颂歌，有时背一首田园诗，虽然背了今天的就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