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个夏天 [苏] 康斯坦丁·西蒙诺夫-第8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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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等候外科主任，还没有给谢尔皮林的遗体进行入殓前的化妆。下巴没有包扎，眼皮上也没有什么东西使眼睛闭紧。因此他象活人一样躺着，脸稍稍转向一边，好象想倾听扎哈罗夫对他讲话似的。他在和别人交谈时经常是这样侧着头的。不过他现在不是坐着，也不是站着，而是躺着，侧着头，两眼望着上面，视线越过扎哈罗夫，远远地射向帐篷的角落。他的脸还是活生生的，但眼睛已经没有生气了，已经看不见了，或者相反，却能看见扎哈罗夫所看不见和不可能看见的东西。
扎哈罗夫一动不动地站了几分钟，俯视着这张活生生的睑和那一双没有生气的眼睛。这时候他不是在想已经发生的事情和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而是在使自己的感情习惯于这一事实：这个人已经不存在了，不再存在了。
扎哈罗夫努力克制着这种感情，由于这种感情，他的眼睛里含着泪水。要不是背后的低语声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准会放声大哭起来。这是带扎哈罗夫来看谢尔皮林遗体的那位医生和另外一个人谈话的声音：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是不是我来给他动手术，”另外一个人说。
“不，我自己来，”那位医生说。
“还是我来吧。”
“不，我自己来。”
扎哈罗夫转过身去，他明白了，他们是在讲躺在另一张手术台上的伤员动手术的事。他向医生看了一眼，点了点头——不知是表示赞成那位医生去做该做的事，还是表示允许他离开这里，去做手术。然后他又看了看向着他的谢尔皮林的脸。此刻，他看见了辛佐夫，他知道辛佐夫站在手术台的另一侧，但刚才一直没有看见，现在他看见了，就给辛佐夫打了个手势，表示：“好了，我们走吧！”
他们走出了帐篷，扎哈罗夫离开时，最后听到的是背后医生的讲话声。这不是他讲述谢尔皮林去世经过的那种疲惫的声音，而是另一种声音，他在对什么人说：“手套！”这是另一种带有命令口气的声音：他现在已经在做另一件他应做的事了。
“就这样吧，辛佐夫，”扎哈罗夫走出帐篷后，停下来说。他这样说，好象在这一切之后还需要有个了结似的，仿佛死本身还不能算是了结。
辛佐夫没有回答。他回想起四一年秋天，他们突围出来以后，在叶尔尼亚市郊，他护送谢尔皮林去卫生营，那时，他也是站着，等待着，等他们给谢尔皮林动手术。他一直控制着自己，此刻，突然由于回忆起这件事情而全身颤抖起来，好象这是他的过错——那时他做了能做的一切，而现在却没有做！
“普罗库廷在哪儿？”扎哈罗夫问，没有看辛佐夫的脸。接着，他抬起头来，看到了辛佐夫的脸色。要是别人处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就停住不问了，当扎哈罗夫却严肃而高声地又一次问道：“我问您，普罗库廷在哪儿？”他这样问，并不是没有发觉辛佐夫的思想感情，恰恰是发觉了，而且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一个马上要放声大哭起来的人恢复常态。
“去拍电报了，”辛佐夫控制住了自己的感情，回答说：“报告医生的鉴定。”
“他已经拍好电报，现在到卫生营营长那儿去打电话了。”一个年轻的少尉翻译官从站在附近的人群里走出来说。最近几天来，谢尔批林一直带着他，让他和通信兵坐在一辆吉普车上，以便翻译从德国人那里截获的对话。近来，德国人常明码发报—一他们相互寻找，下命令调动或集合。什么密码、暗号他们都顾不上了，只要能相互找到就行……
“普罗库廷回来后，要他马上到我这里来，”扎哈罗夫说。“既然他不在，那么你报告一下吧，”扎哈罗夫转身对辛佐夫说。他离开帐篷向一旁走了几步，这样就只他们两人在一块儿了。
扎哈罗夫听着，辛佐夫汇报所发生的一切。这件事发生以前和以后的情况他记得很清楚，但这件事本身的经过情况却记不清了。事情发生的那一瞬间的情况他记不清了。是在弹片打穿他手里拿着的地图以前听到爆炸声的，还是之后才听到的……事情发生时的情况，他汇报得很含糊……
但是扎哈罗夫没有打断他的话。也许他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知道恰恰在事情发生的那一瞬间的情况往往记不清楚。
事前事后的一切辛佐夫汇报得井井有条。他先汇报事后的情况：下过哪些命令，怎样包扎，怎样抬上装甲运输车，怎样送到这里来……然后汇报事前的情况。关于这点，其实没有什么好讲的，他们从军部出来一共才半小时。但扎哈罗夫还是要他挨次序地讲。扎哈罗夫先问他们是怎样出发的，是走军长所讲的那条路，还是走另一条路？
“是走军长所讲的那条路的。”辛佐夫记起了谢尔皮林的话：“好吧，犯不着，我们绕道。”他现在重复着那句话，和当时谢尔皮林笑着对军长讲那句话的情景迥然不同。虽然同样是这句话，但当时讲这句话是一回事，现在却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这句话之所以变成另一回事，是因为：如果当时谢尔皮林不讲这句话，不笑，也不听军长的话，而是按去时的老路回来，那么，这件事也许就不会发生。现在，在他死了以后，这是十分清楚的，而那时，在他还活着的时候，却谁都不知道。
辛佐夫还讲，他们曾在一个开阔地带，在没有树木的高地上停来过，谢尔皮林曾下车抽烟，他命令报务员再试试截取德国人的通话。他们果然截获了，德国人又用明码发报，指示突围方向。
他们在这个高地上只耽搁了三分钟。现在很清楚，就是由于这次耽搁，所以才出了事；如果不耽搁，他们早就开过炮弹爆炸的那个地方了。
辛佐夫讲着，他的脑海里浮现出一桩桩往事，通常，一个久经战场的人是不会去想这些事的。因为老是去想这些就不可能打仗了。只有在某个人突然牺牲后，当你把战争中的一些偶然因素与某个人的死亡联系起来，看到他在该时该地死亡正是由于事前所发生的一连串情况凑合的结果，才会重新想起这些事来。
但是，把这些情况一个个地孤立来看，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并不预示着谢尔皮林的死亡，也并不促使他死亡；恰恰相反，今天他们一路上碰到的情况甚至是十分正常的。
扎哈罗夫一次也没有打断过辛佐夫的话，这时突然问道：“那么在出事时，在出事前的片刻，有什么情况？”
辛佐夫没有马上领会，他觉得他已把所有的情况都讲了。但他突然想起，不知怎么搞的漏掉了一件事——在最后一分钟，谢尔皮林从前座转过身来对他和普罗库廷说：“普罗库廷，你要记牢我的话，不管是根据截获的无线电报，还是根据俘虏的交代，可以看出，在我们合拢的这个包围圈里，敌人还是有两个中心，有两个大司令部。他们怎么也不能会合到一块去，因为我们挡着他们，不让他们会合……”于是他吩咐辛佐夫看一下地图——根据德国人在无线电里所透露的方向，从布达到马特韦耶夫卡，按方位下一步将到什么地方，到哪些居民点。
辛佐夫翻开地图看起来，就在这时出了事……
基尔皮奇尼科夫乘吉普车来了，他从车上跳下来，笔直地站在扎哈罗夫面前报告：“军事委员同志……”
但扎哈罗夫只是说：“去吧，到那儿去告别一下……”他向帐篷那边挥了下手。
基尔皮奇尼科夫走进手术室，他走后，接着马上又响起了小卡车的刹车声——集团军外科主任终于来了，他也行了军礼准备报告，但扎哈罗夫也没有让他说。
“到底还是来了，到那边去做您应做的事吧……”
外科主任还不知道谢尔皮林已经死了，他大概把“去做您应做的事吧”这句话理解为：要他去做手术，所以他不是走去，而是向帐篷飞奔而去。
扎哈罗夫从口袋里拿出手帕，重重地、好象要从自己身上擦去什么似地，用手帕擦了擦脸和长着花白头发的圆圆的脑袋。他拿着手帕沉思起来。他想起自己没有戴帽子，他在手术室里脱下帽子后，就一直没有拿。于是他转过身来对辛佐夫说：“帽子忘在那里了……”
辛佐夫走进帐篷，又一次看见光着上身躺在手术台上的谢尔皮林的遗体，集团军外科主任俯着身子在和另一位医生讲话。辛佐夫去找帽子。帽子在手术台下面。扎哈罗夫脱下帽子，它就掉在那里，谁也没有注意到它。”
辛佐夫把帽子送给扎哈罗夫，扎哈罗夫说了声“谢谢”，但他拿在手里没有戴。
当辛佐夫到帐篷去的时候，普罗库廷回来了，扎哈罗夫问他，通过无线电台联系得怎样了。
“我不指名地报告：请转告三号，医生验证，已经死亡。”
“上次你发报说受重伤的时候，指出是一号没有？”扎哈罗夫问。
“指出了。”
“如果德国人截获了电报，只要对比一下，就能知道，我们的集团军司令被打死了，”扎哈罗夫说。接着他挥了挥手：“不过他们现在也顾不上这些了！”
“军事委员同志，请原谅”，普罗库廷说，“我自己也明白这一点。但是………慌了手脚。”
扎哈罗夫又挥了挥手，转过身来，向从手术室走出来的军长迎了上去：
“告别了吗？”
“告别了。”
从基尔皮奇尼科夫的脸部表情可以看出，他对这件事心里感到十分难过。可能是由于这件事发生在他的军的防区内，所以他更加感到难过。
“你从哪里来？”扎哈罗夫问。
“从二○二师，从他们的指挥所来。”
“最新的情况怎样？”
“最新的博况是：师的侧翼和友邻部队会合了。又形成了一个四公里见方的包围圈。但德国人并不罢休——想突围。情况很紧迫。”
“明白了，”扎哈罗夫说。“我在这里还要听听外科主任说些什么。既然情况紧迫，那你就走吧，别等了。我们要回去履行自己的职责。”
他这话不知是对谁讲的——一既象是对基尔皮奇尼科夫讲的，又象是对自己讲的。
基尔皮奇尼科夫走后，扎哈罗夫回过身来对普罗库廷说：“装甲运输车就留在这儿，我和你乘两辆吉普车到集团军司令部去。叫他们把车子开过来。”
集团军外科主任从帐篷里走了出来，他的制服外面套了件白色工作服，头上戴着白色工作帽。扎哈罗夫朝他看了看，好象不明白为什么他要这样打扮，既然人已经死了，这还有什么必要呢！
“军事委员同志，鉴定是正确的，”外科主任说。“从各方面看来，受的是致命伤，是不可能救活的。我们能问心无愧地证实这一点。”
“您就证实吧。把该写的都写上，既然谁都没有过错，那就不要写谁有过错，”扎哈罗夫皱着眉头说。“都写上吧，以后会向你们询问的，也会向我们询问的。可能方面军和莫斯科都已打电话来了……去写吧。”
现在又只剩下他和辛佐夫两人了。
两辆吉普车在树林里绕来绕去，开到卫生营的帐篷前面的空地上。
“我们走啦，”扎哈罗夫说。“你留着吧。我们派人来接遗体，还不知道派什么车来，可能派大轿车来。装甲运输车留给你，你乘着它护送。送到哪里，我再打电话告诉你。让他们把一切都写好以后，我们再决定。可能直接送到第二梯队去。没办法送到指挥所，它是经常在流动的……命令你送到哪里，你就护送到哪里，你的事就是这些。”
扎哈罗夫向吉普车走近一步，但辛佐夫挡住他说：“军事委员同志，古特科夫要求允许他护送遗体。”
“他是受了伤的人啊！应该把他留在卫生营里。”
“他坚决要求，”辛佐夫又重复了一遍，他在这句话里表达了古特科夫本人的全部心意。
扎哈罗夫转过身去，看到了古特科夫和他那只挂在胸前、用白绷带缠着的手，喊道：“古特科夫！”
古特科夫不顾受伤的手，象往常一样，不是走过来，而是奔过来，在离扎哈罗夫两步远的地方站住了。
扎哈罗夫想亲自何问古特科夫的感觉怎样，能不能去，但当他看到古特科夫后，马上就想起了这几年来与古特科夫和谢尔皮林有关的一切事情，想起了他们同乘一辆车，想起了他们的谈话，想起了过去的一切今后不可能再重现了。于是他走前一步，改变了原来想讲的话，只是说：“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啊，古特科夫？”他哽咽了，挥了挥手，转过身，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