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个夏天 [苏] 康斯坦丁·西蒙诺夫-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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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一边听他讲，一边默默地回忆着他在一年前、两年前、三年前对她讲到未来战争时所说的完全不同的话。
他讲得很多。用一种吓人的语调在她耳边轻轻地说：“我害怕德国人。象我们目前的这种状况，要是他们向我们发动进攻，我真不知道，他们会把我们搞成什么样子！”
以后，每当他感到软弱无力而又肯坦白相告的时刻，他不止一次地对她重复过以上的话。
这就是那一天夜里的事。四一年她送丈夫上战场的时候，她心上还挂着这件事，她所感到的不仅是妻子对丈夫的担心，作为他的两个儿子的母亲的担心，而且还有另一种担心；在这次确实非常可怕的战争中，他的发现会怎样？要知道，他是多么害怕战争啊，虽然他在临走的时候，看上去和其他人一个样！
就这样，在战争的烽火中度过了三年。她失去了丈夫，把大儿子送上了前线，自己三年中也有两年在战场上，而现在却孤零零一个人，在这里的一间公房里过自己的四十岁生日。儿于不可能到这里来，因为一个在前线，一个在军事学校受训；除了他们以外，她今天只希望看见一个人—一谢尔皮林。自从她在这里重新见到他以来总共才二十天。“不，十九天，”她计算着日子，同时想起第一天在手术室里的情景；她给他揭去粘住的绷带，给他检查锁骨，他熬过了一阵疼痛，坐在她面前休息。他忍着还没有完全消失的疼痛，微笑着说，他的手指已经发麻了，并且对她仔细端详了一下。
“我还记得您，您在四一年十二月到我家里来过。”
“不错，”她说。
“不过我起初有点儿怀疑，因为您现在改了另外一个姓。结婚了吗？”
“不，”她回答。“我本来就用另外一个姓。我在二二年匆忙地嫁给一个军人的时候，没有改用丈夫的姓，我们父母笑话。他们俩都是地方自治会①的医生，都抱有自由思想，他们自己直到三二年才去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因为那时候他们突然需要领取护照。因此我一直用娘家的姓。那一次我向您自称巴兰诺娃，为的是使您能够一下子明白我是谁。”
“您的儿子呢？在打仗？”
原来他记得，她那时曾经向他提到过自已的大儿子。于是她回答说，她的儿子现在是上尉，在乌克兰第三方面军的反坦克炮兵部队里服役。在这段时期中，从未负过伤。
“从那时以后见过面吗？”
“见过一次。”
“小儿子呢？”
原来他还记得她的小儿子。她回答说，小儿子今年十七岁，现在在炮兵学校受训。
“一般说来，还不错。要是战争能够在他们毕业以前结束，那就好了。您自己那时候好象是在莫斯科的一所医院里工作。没有去过前线吗？”
“去过。我们的医院那时转移到西线。和您一样，我是受伤后才到这里来的。”接着她又补充了一句：“后来就把我留在这里了。”
“您哪儿受了伤？”
“在医院遭到轰炸的时候，胸部、肩部、脸部都受了伤。”
他皱了皱眉头。
“您干吗皱眉头7”
“听到妇女受伤害，心里总觉得受不了。不过也该习惯啦！在我的集团军里，妇女不多不少，有……”他没有把话说完，朝她脸上看了看，似乎这时才发现她眉毛上边有一个十分明显的伤疤。她记着这个伤疤，认为它损坏了她的容貌。这就是他们第一次谈话的主要内容。之后，他们又谈过多次：有时很简单，在他到她那里去检查身体或做体操的时候；有时比较长，在吃过晚饭后，几次一起到花园里去散步的时候。
①由于1864年的地方自治改革而在沙皇俄国中央各省设立的地方自治机构。地方自治会的主席职位由贵族的首领担任。——译者
昨天，她第一次请他到自己房间里来，她一开始就提出了反正迟早总要问他的那个问题：
“关于巴兰诺夫的事，您那时为什么不把真相告诉我？”
“不把真相告诉您？”他把她的问题重复了一遍，没有作正面回答。“谁把真相告诉了您？跟我谈过以后，您又找谁谈啦？”
“什马柯夫，您的政委。”
“什么时候和他谈的？”
“四二年。”
“我早就不知道他的下落了。”他不再说下去，似乎认为问题已经解决了。
可是她并不认为已经解决，重又问他：他那时为什么不把真相告诉她？
“您怎么，那时一定要从我这里了解真相吗？”
一瞬间，他的眼睛华闪现出严峻的光芒，以前他和她谈话的时候，偶尔也曾流露过这种目光，这种目光使人想到，这个人不仅会怜惜人，也会派他们去死。
“是的，我希望知道真相，尽管我对它感到害怕。总之，我不需要听假话。”
“可我觉得是需要的。哪怕是为了儿子。您从什马柯夫那儿知道以后，把全部事实都写信告诉了儿子吗？”
“不，没有写。但后来见了面，都告诉了他。他是我最亲近的人，我不能让他和我有不同的想法。”
“您不怜惜他。”
“我爱他，但不怜惜他。”
“也许，您是正确的，”他说。“那时我对您扯了谎，我妻子还把我骂了一顿。”
他没有说：“我的亡妻”，但她知道，他的妻子已经去世了，而且知道是什么时候去世的。这类消息在医院和疗养院里经常是不径而走的。
她从来没有见过谢尔皮林的亡妻，现在也不想去猜想她的为人怎样，容貌怎样。但听了谢尔皮林的回答，她想他的妻子一定是个坚强的女人，跟他很相配。她想到他的妻子，象想到她自己一样，而想到他，象想到一个非常熟识的友人。她明白，要充分评价象谢尔皮林这样的人的精神力量，只能在他作战的战场上，不能在这里，在他治疗的地方，然而她毕竟能感觉到他的这种力量。
她喜欢他在阿尔汉格尔斯科耶疗养院的林萌道上走路的样子：脚步很快，没有将军架子，穿着一套旧的蓝色滑雪衣，关于这件衣服，他又象认真又象开玩笑地说过，他曾经穿着它考得了劳卫制证章。从他走路的样子，从他的筋骨强健、体格魁梧的身躯中，可以感到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毅力，这与其说是由于象他这种人有着健康的体质，不如说是由于他们有巨大的精神力量。
她喜欢他的长长的、毫不漂亮、但坚强而聪明的睑，还喜欢他的眼睛，不论他在微笑还是生气，他的眼睛深处总是流露出忧郁的神色。昨天，他就是这样的，当时，她告诉他说，在前线她工作的那个医院里，象传送带那样，日日夜夜接连不断地送来一个个血肉模糊的人体——肢体被弹片炸得残缺不全，或者由于受内伤而浑身发青，整个身体似乎都在声嘶力竭地呼救，——看到这种情景，她就会对他们这些将军产生不可遏止的激忿。每一次进攻都是这样……
“难道你们不能换一个样子，把仗打得好一些，使这种情况稍微减少一些吗？”她问。她这时不仅考虑到那些经常送到她这个外科主治医师这里来的重伤员，而且还考虑到自己的两个从未上过手术台的儿子。
“看样子，不能，做不到，”他气恼地回答。“我们永远不能做到这一点，不会做到使你们没有工作可做，不管我们多么卖力，”他越往下说，就越加气恼。“如果您以为我们还不够卖力，还没有拿出我们的全部能力，那么您还是不要和我讲话，倒不如朝我脸上吐一口唾沫。假如您这样想，您和我之间还有什么可讲的呢？”他毫不留情地说，而他的眼睛深处却还是流露出忧郁的神色。
“我并没有这样想。”
“您没有这样想，就不该随便谈这方面的事，这种事即使您不说，三年来也老是使人感到心痛。要一直痛到战争结束为止。只要情况许可，请您还是少考虑这些事吧。”
使她感到难受的，并不是他打断了她的话，并不是他说的“不该随便谈这方面的事”，而是最后一句关于“情况许可”的话。她从这句话里感到，他冤枉了她，责备她为什么不到前线去，而留在这里阿尔汉格尔斯科耶疗养院里。
“可以奉告您，”她理直气壮地说，“一星期以前我的体格检查已经在医务会议上通过，我已经打了报告，要求把我重新派到集团军的医院里去。还有别的问题吗？”
“请您原谅，”他感到她有一肚子委屈。“也许我的话说得词不达意，可是您也没有好好地理解我的意思。怎么能认为我的话是在责备您这样一个妇女呢？我不知道别人怎样，我个人却认为，自己对每一个上前线的妇女部感到十分抱愧。我真希望妇女能够不上前线。我不过是想对您说，请您尽量不要去考虑您刚才谈的那些事情，这是战争的规律，不能老是去想它。”
“好吧，”她说。她相信，他并不是由于她感到委屈而让步，他说的确实是他的心里话，于是，为了表示和解，就把自己的一只手放在他紧按着桌子的拳头上。“我不怪您了，我明白了，问题已经解决……别对我捏着拳头吧！”
他放开拳头，微微一笑。
“这不是对您，是对战争。”接着，他用另外一种温和的语调继续谈论刚才谈到的话题：“您说，我们把他们送到你们的手术台上。是的，我们送了。可是，在每一次战斗以前，为了尽量不使他们上你们的手术台，我们——不管是头脑聪明还是笨拙，动了多少脑筋啊！‘爱惜人’这句话，如果只是空谈，那是一钱不值的！这话不能光是说说就算了，而是要订入作战计划！我们这儿是这样，你们那儿大概也是这样。难道在你们那里，只要对病人多说几句体贴的话就算是一个好医生吗？”
接着，自然而然地谈到了她怎么会当外科医生的问题。她说，现在早已把当医生看作自己的天职，因此很难推究最初的动机。
“我跟父母很亲，我们的家是靠行医为生的。我相信他们，相信这世界上最好的两个人从事的是世界上最好的工作，大概这一点起了一定的作用。我父亲是一个教授，跟学生的关系很好，他们经常到我们家里来。”
他打断了她的话，问到她的父母是否还健在。她回答说：不，他们在战争前一年已相继去世了。她继续讲着自己的身世，想对他尽情倾诉，这种心情甚至使她自己也感到惊讶。
她开始回忆自己在前线的两年生活，接着突然说：
“尽管我在您面前自吹自擂，您可别以为我是个没有错误缺点的人。我既有缺点，又有错误。甚至去年秋天我已经快四十岁了，还和一个正在恢复健康的中校发生过关系。”
“后来怎样，他恢复了健康？”谢尔皮林莫名其妙地问，从他这句话的内容来看，好象是在开玩笑，但从他脸上的表情来看，又是很认真的。
“恢复了。”
“那么您呢？”地问。她从他的问话中感觉到；他不相信她说话时的那种轻松的口吻，他明白，她把这件事告诉他，一定有着某种原因。
“我作了确切的诊断，也恢复了健康，”她仍旧用那种轻松的口吻回答，她不能不用这种口吻。“我终究是个外科医生，对我说来，一切都是简单、明白的。”
“我不相信您的自白，”他气呼呼地说。
他不相信是有道现的，事情根本就不简单；就对待自己的问题来说，她完全不象个外科医生。她身上那种纯粹是女性的感情把她吸引到那个人身边去，但是，她身上另外一些——同样是女性的——感情，却反对她跟他接近。她试图把这两种感情分割开来，但没有成功，而她却越来越察觉到他精神上的贫乏。精神上的接近不可能，也确实没有达到，而肉体上的接近，很快就变成了每夜匆促地重复着的没有乐趣的活动，割断它比延续它更加简代
由于这件事，她当时骂自己下贱，并且嘲笑自己：在二二得四这样明白的问题上，却还在解精神上的方程式。
于是她象一个失足的少女似的带着傻呼呼的神情，在她真心实意地爱慕的人面前把这一切都吐露出来。其实，他本人是绝对不会向象她这样一个四十岁的妇女问起这一类事情的，而且也未必想听她这些话。
不知什么缘故，她总觉得必须把这件事告诉他。并不是由于傻，而是认为必须这样。并不是由于这件事本身怎样重要，而是由于，如果没有不久以附那种把精神和肉体分割开来的失败的尝试，那么她也就不成其为她了。必须让他知道，她实际上怎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