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个夏天 [苏] 康斯坦丁·西蒙诺夫-第5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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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前，军事法庭的判决书上报到集团军司令。担任司令这个职务的人，不可避免地要碰上许许多多必须办理的事情，其中也包括象审批军事法庭作出的死刑判决这样重大的事情。
幸而这种事情是难得碰上的。谢尔皮林在担任集团军司令的一年半里，只碰到过三次。前两份判决书，他毫不犹豫地批准了。第三份判决书他没有批准。退了回去。后来，这个人被改判进惩戒营，结果在战斗中牺牲了。
这是第四份判决书。谢年皮林看完了由军事法庭庭长和检察员签署的报告之后，没有批。把它搁在一边。他想亲自了解一下这个案子。
在这份判决书里，好象有什么东西触动了他。而且“犯违抗军令罪”这句话，根据法律上的措词来说可能是正确的，然而不完全符合实际。违抗军令，应该是指：命令往前进，他却不往前进，反而往后跑。而这个案子里的全部罪行，是没有得到命令而开了一炮！茨维特科夫已经安葬了，葬在克里切夫市的广场上。在他的墓前，为他举行了安葬仪式：致了悼词，并用二十支步枪为他鸣枪致哀，而后，写信通知他的寡妻。所有这些都已经过去了，已经被许许多多错综复杂的事情所湮没了。现在，把犯有打死茨维特科夫之罪的士兵判处死刑，好象与茨维特科夫之死没有多大关系了，因此，必须把这两者分开来看。谢尔皮林把判决书搁在一边的另一个原因是；他想到明天即将进攻，这个士兵既不是临阵脱逃的人，也不是故意伤残自己肢体的人，不能在队列前枪毙他，因为无论从这个案件本身来看，还是从目前的形势来看，都没有必要这样做。恰恰相反，根据进攻前的形势需要，不应该这样做。如果简单地把判决书付诸执行的话，那么这个人就完了。而这个即将要处死的人究竟是个怎么样的人呢？
昨天夜晚，谢尔皮林看了给他送来的档案材料。从档案中可以了解到：打死茨维特科夫上校的罪犯彼得·费多罗维奇·尼库林中士，年三十九岁，普斯科夫人，家里有妻子、岳母和三个孩子，全家至今还在法西斯占领下的普斯科夫。他过去在普斯科夫一个货站的仓库里当工人，从里应征入伍，在战场上荣获“战功”奖章一枚，曾经三次负伤：第一次是四一年十一月在提赫文近郊，第二次是四二年七月在顿河上游，第三次是四三年三月在别尔哥罗德近郊，每次受伤后都进医院治疗，伤愈之后又回部队继续战斗。
原来，打死茨维特科夫的那个战士和茨维特科夫有很多相似之处；茨维特科夫今年四十岁，那个战士年纪也不轻了，茨维特科夫不止一次进过医院，每次出院之后总是重返前线，那个战士也是每次出院之后又继续参加战斗；茨维特科夫家里子女多，那个战士也是家里有老有小，只是茨维特科夫的家在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就疏散到后方去了。
看完档案去后，谢尔皮林不仅要检察员到他这儿来，而且对他说，让他把犯人也带来。把犯人带到这里来是不合规定的，他明知道不合规定，但还是命令这样做了。
他心里大体上已经拿定主意，不批准这份判决书。昨天看完档案之后，他甚至打了个电话给扎哈罗夫，同他商量能不能这样做。然而，毕竟还需要亲自看看这个无意杀人的罪犯，根据个人对他的印象来作出决定。生活中往往有这样的事：亲眼看到某个人之后，你心里有关他的想法会有所改变。原来是这样决定的，一下子就会改变主意。尤其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能不在自己身上试一试呢？
“我还是第一次和您见面，”当检察员坐下来之后，谢尔皮林说。军法中校还年轻，最多不过三十五岁。
“我到集团军来才十一天，司令同志。”
“刚来就碰上这样棘手的案子，”谢尔皮林说。“您瞧，判决书我到现在还没批。”
“我知道，司令同志。我们正等着呢。”
“等什么？等批准，还是等不批准？”
“等不批准，司令同志。”
问得开门见山，答得直截了当。显然，心里的话都脱口而出了。
“那么，你们为什么要作出这样的判决呢？”谢尔皮林一边问，一边看着中校，中校感到他的眼睛里露出责备的神色。
中校不顾这种责备的目光，依然直截了当地说，
“当时犹豫不决，司令同志。法庭庭长和我在报告上签名的时候，都犹豫不决。不想判得这么重，但是他犯了这样的罪，不得不考虑后果的严重性。”
谢尔皮林看了看中校的眼睛，突然清晰地回忆起，在最初的一刹那，在他尚未进行任何思考之前，是什么东西驱使他扣住这份判决书的。他现在回忆起来，在他们给他送来的那份报告里是这样写着的：“彼得·费多罗维奇·尼库林中士，过去没有判过罪，三次负伤，每次伤愈之后都重返部队……”
现在，谢尔皮林望着中校的眼睛，才明白，最后这句关于三次伤愈之后都重返部队的话，按照法律上的格式，在判决书上是不必写上去的，现在所以写上这句话，是要让谢尔皮林在审批的时候在这个地方停住，让这句话打动他。他们写上了，预期的目的也达到了。
“犯人带来了？”
“是的，带来了。为了不引人注意，我让他和一个押送人员都坐我的‘爱姆卡’小汽车来。”
“做得对。难道说，还要用囚车把他押来吗？再说，这种因车你们大概也没有吧！按编制是不会有的。”
“按编制，我们只有一辆有篷的卡车。”
谢尔皮林点了点头： “把犯人带进来。”
不一会儿，中校把犯人带来了。没有其他人跟进来，显然，他让那个押送人员留在门外了。
被判罪的中士站立的姿势，不象一般士兵站在首长面前那种应有的姿势——双手紧贴裤缝，而是倒背着手站着。谁教他这样站的，是那个押送人员吗？他的军便服上的腰带和肩章，按照规定，都拿掉了。只看得见拿掉肩章后留下的线脚。穿旧了的军便服已经褪了色。两肩留有戴过肩章的深色痕迹，胸前有挂过奖章的痕迹。三条表示负过伤的标志，其中两条金色的，已经谈不上是金色的，早已褪成红褐色的了，还有一条是红色的！这些标志还未拿掉。大概，没有这种拿掉标志的指示吧！三条标志缝得很牢，就象嵌在肉里的子弹一样。
中土是中等身材，个子瘦瘦的，剃的是光头，但现在已经长出了斑白的头发。下巴刮得很光。
“大概这是在带到我这里来之前刮的，”谢尔皮林猜想。
犯人站在那里，眼睛既不朝地下看，也不朝谢尔皮林望，而是看着旁边的墙，仿佛不想用自己的目光去打扰人家。他似乎已经听天由命了，他不想让人家看他的眼睛，不想使人家为此而问心有愧。
但是，现在所有这些在脑际盘旋的念头，也不能使谢尔皮林忘记：站在他面前的不仅是一个遭到不幸、等待处死的人，而且，正是他，正如判决书里确切地写明的，就是这个人，用自己的双手，用他擅自发射的一颗炮弹打死了茨维特科夫上校，并使团长成为残废。
“你说说，尼库林，”谢尔皮林问道，“你是一个老兵，在迫击炮部队待了将近三年了，你明知有这个纪律，为什么不得到班长的命令就擅自开炮呢？何况，你是瞄准手，又不是装填手。而且，这又不是在战场上，在那里，有了伤亡，这一个人就不得不去替代那一个人！怎么会出这种事呢？”
“我想保持炮火射击的速度，”中士回答时，望了望谢尔皮林，脸上露出困顿已极的样子。他已经不能说出什么新的东西了。
“有这种愿望并不错，”谢尔皮林说，“但是没有命令，谁也无权开炮。这一点你也知道。那么为什么还要开炮呢？”
“我自己也不知道，司令同志。”
在中士那呆呆的、疲惫不堪的脸上，倏地掠过一种表情：好象连他自己也感到突然，他竟然想起了件什么事情：“卡拉肖夫在那天才回来，他生了三个星期黄疽病，一直待在卫生营里，可能，就是因为这个……”他讲的这句话，起先使谢尔皮林感到莫名其妙。
“卡拉肖夫是他们迫击炮班的班长。”中校解释道。
“我代替他，做了三个星期的班长，”中士说，他感到人家没有听懂他的话，想把自己还没有完全讲出来的意思解释清楚：可能，因为在前几次射击训练时，他代理班长职务，由他发“开炮”的命令，因此，这次他没有得到命令就开炮了。讲了这些话，他就不作声了，再没有讲别的什么话。
看到他不作声，看到他并没有拚命抓住这个突然想到的解释来为自己开脱，谢尔皮林感到，他面前站着的这个人是不会说谎的，是不善于为自己申辩的。也可能，他已经没有这种愿望了。
“那你是见了鬼了，怎么会把没有补充装药的炮弹塞进去呢？那时，你的脑袋瓜在什么地方？”谢尔皮林大喝一声。
在他那大喝一声的急躁情绪中，反映出他对所发生的事件无比恼恨，反映出他多么希望所有这一切没有发生过；也就在这个时候，中校才意识到，司令是不会批准这份判决书的。
“谁知道，”中士说。“问过我多少次，我也想过多少次了，我想不起来，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的。”
“你想不起来，人倒死了！”谢尔皮林气呼呼地说。
“我有罪。”中士的眼睛又从谢尔皮林身上移开，转向一边，往他原先看的地方看。他一边仍然看着旁边。一边接着说：“难道我不明白吗？四二年在索菲耶夫卡附近，我们自己的榴弹炮连向我们，向我们阵地打来一排炮弹。死了两个，伤了九个。后来我们到他们那里去，把他们的罪过讲给他们听。讲又有什么用呢？死了的人反正不能复活了。这个我们是知道的，”他讲这番话的时候显得非常伤心，好象这番话不是以他个人的名义说的，而是代表所有其他人，所有的生者和死者说的。
“是啊，在激战之中，如果因为每次弹着点过近，因为一颗炸弹炸在自己人的头上，或者因为一颗炮弹打在自己人身上，而要审判这些有罪的人，那要损失多少人啊！”谢尔皮林想到这里，又回忆起茨维特科夫下葬的情景。当时他刚死不久，躺在尚未钉上盖的棺材里，棺材停放在墓坑旁边，几分钟之后就要钉上棺材，随后大家往墓坑里撒上几把泥土就下葬了。死者的脸色蜡黄，两颊深陷。
这次，当他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他对这个罪犯已经不再感到愤恨，而只是对茨维特科夫和其他那些不应该死而死的人怀着惋惜的心情。听到这种情况，他是多么难受啊！
“我的决定怎么跟他讲，什么时候讲？”谢尔皮林看了中校一眼，心里忖度着。“现在讲，还是先叫人把罪犯带出去？”
中校的目光正巧碰上谢尔皮林的目光，他会意地站起来，把门稍许打开一点，向押送人员喊了一声，然后命令罪犯出去。
谢尔皮林把放在桌子上的公文移到自己面前。
“我打算在你们的报告上这样写：‘判决过严，不予批准……’下面怎么写呢？‘退回重审’？还是‘命令重审’？你们一般该怎么写？”
“您最好直截了当写上，您准备改判什么。”中校说。
“改判什么？送他到惩戒连去。我想只能这样。还有什么可判的呢？难道把他流放到西伯利亚去吗？您去找军事委员签个字。我想，我跟他的意见是一致的。他签好字，您马上就去办，”谢尔皮林想起了明天的进攻，就说。
他写上“拟送尼库林到惩戒连，让他以血赎罪”，并且签了字。他签名的笔迹很端正，不用花体字，下面习惯地写上日期和钟点，然后把公文交还给中校。
检察员走了出去，门砰地一声关上之后，谢尔皮林慕地回忆起一件事，那是四三年冬天，恰恰在他担任集团军参谋长的第一天，巴久克也不批准一份死刑判决书，当时他是在场的。
巴久克拿着那份判决书看了很久，好象突然从字里行间发现了什么新的东西似的，就问当时他们的检察员波洛兹涅夫：“你看怎么样，波洛兹涅夫，如果我们不判处他死刑，他也许还能打死个把法西斯分子吧？……”
谢尔皮林从桌子旁边站起来，在这间德国制的窄小屋子里来回踱了几步，然后打电话给鲍依科。
“格里戈利·盖拉西莫维奇，我现在就到你那里去……他在你那里，那更好。”
鲍依科说，集团军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