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个夏天 [苏] 康斯坦丁·西蒙诺夫-第5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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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怎么回答的？”
“我回答没有其它新的命令。”
“妻子看到了？”
“看到了。”
“她身体好吗？”
“好。”
辛佐夫解开图囊，把一张气象报告单放在谢尔皮林面前。他已经摸熟了谢尔皮林的脾气，谢尔皮林很关心天气预报，一天要问几次，并且喜欢亲自看气象报告单。
“好了，你可以走了。”
气象报告反映了真实情况。无风，阴天，这样的天气总是很难预测它的趋势的。气象报告单上，在气压数字一项下写着：“夜里可能有雾”。
“是啊，可能有雾，”谢尔皮林想。“这里毕竟沼泽地多，如果和前几次一样，浓雾到第二天早晨还不消散，这是会有影响的，那只能把炮火准备开始的时间和发动冲锋的时间推迟。这种可能性不仅不能排除，而且要预先估计到。当然，最好是不要推迟。”
假如夜里有大雾，空军的行动也会受影响。对敌人的后方，本来有远程航空兵的三个师负责袭击。但是，假如有大雾，那又产生一个问题；是不是“同意”让原来确定的那些人起飞，即使让他们起飞，在能见度这么差的情况下，他们轰炸的效果又会怎样呢？如果今天夜里对敌人的后方狠狠地炸它一夜，这对明天的进攻来说，我们就算赢得了一分。如果夜里不轰炸，那就相反，我们输掉一分。
不管你对这次战役准备得如何充分，但是天气还可能在最后的一刹那间打乱你的计划，对你造成不利。
谢尔皮林打电话给参谋长。
“格里戈利·盖拉西莫维奇，我回来了。要是没有什么特别紧急的事，过半个小时，我就到你那里去……这我知道！”
鲍依科在电话里对他说，没有特别紧急的事，并且告诉他，方面军司令还没有从基尔皮奇尼科夫那里出来。
方面军司令巴久克和军事委员李沃夫今天早晨一到集团军，谢尔皮林就知道了，虽然那时他在远离司令部的一个团的观察所里。
巴久克早晨到集团军司令部来，没有碰到谢尔皮林，就对鲍依科说，不要打断集团军司令的工作，让他在部队里办他的事。李沃夫听说扎哈罗夫一早就到另一个师里去了，也就对鲍依科说，不用去找他了。
巴久克和李沃夫带了在指挥所碰到的库兹米奇将军，一起乘车到基尔皮奇尼科夫的军部去了。
方面军司令今天本来不打算来，昨天在离开集团军时，他还对谢尔皮林说：“你把扫尾工作搞好。我要到音乐开始前一小时才到你这里来。”
“在音乐开始前一小时”，就是说，正在炮火准备开始的时候。在那边观察所里，为谢尔皮林准备了几个有挡板的小掩体，离这些掩体一百公尺的地方，为方面军司令准备了一个同样的观察所。通往那里的电话线已经拉好了，一切必要的东西也准备好了。他明天不想和谢尔皮林一齐观察，想各归各观察，一切全都安排停当了！
可是他毕竟忍不住，今天还是来了。
谢尔皮林知道方面军司令到来，心里并不高兴。在战斗马上就要开始的时候，方面军司令在这里兜来兜去，也许会发现什么事情不称他的心，或者，更糟的是，他会突然想出什么新的主意。这种情况是很有可能发生的！
不过，他心里倒没有责怪巴久克今天到这里来。如果他自己处在这种地位，他也可能会忍不住，跑到这里来的。这里毕竟是担任主攻的地方。巴久克当了方面军司令，还是第一次指挥这样的战役。难怪他坐不住了。
谢尔皮林不想急急忙忙地去迎接首长。相反，他从电话里得知巴久克命令不要打扰集团军司令之后，就仍然按原计划行事：先到前沿的一个团去，接着到第二梯队一个师的师部去，然后到重炮阵地去。他和炮兵们不谈炮火准备的情况，不谈战斗开始的情况，而是谈进攻第一天结束时的情况：估计要用多少时间，才能变换阵地，跟上步兵。
谢尔皮林从炮兵阵地又乘车到坦克部队，就是捱过他一顿批评的少校技术副旅长所在的那个卡拉切夫旅。每到一处，他总是把自己下一个要去的地方预先通知各个部门，而他们就打电话告诉他，方面军司令现在在什么地方，在做什么。
这样，他也顺便检查了通信联络的情况。通信联络正常，没有故障。
如果方面军司令从基尔皮奇尼科夫那里出来，不再到集团军司令部来弯一弯，直接到右邻部队去，那么库兹米奇会回来报告，他们巡视了哪些地方，有些什么意见。如果巴久克回去的时候经过集团军指挥所，那么，为了防备万一他要留下吃饭，在用作军委食堂的帐篷里面，午饭已经准备好了。
谢尔皮林早晨在几个部队里兜了一圈，回来之后，感到下面的人也象他一样，抑制着内心的激动，等待着明天的到来。但是没有忙乱的现象。他们没有在首长面前手忙脚乱地转来转去，他们神态自若，举止从容，他们已经意识到，他们完全准备好了，只待迎接自己的决定性的时刻。
谢尔皮林今天不急于巡视更多的部队，只在几个部队转了一圈，想摸摸部队的士气，有所选择地检查情况，不仅检查准备进攻的情况，而且还检查进攻之后下一步的准备情况。部队很多，进攻路线图上箭头密布。对这次战役的某些细节，他今天也作了检查，在炮火准备得手之后，即使能一下子突入纵深很远，还不能算大功告成。突入纵深之后，还可能会甚至肯定会产生许多错综复杂的情况，这些情况事先必须估计到。
现在，回来之后，他想起那个坦克旅的技术副旅长，就打了个电话给汽车装甲坦克部队司令斯维里多夫上校。他先对斯维里多夫说，他已经到卡拉切夫近卫坦克旅去过了，坦克旅旅长加尔乔诺克上校第一次见面就给他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然后，再要求斯维里多夫注意该旅的技术副旅长少校工程师布雷金在未来的战斗中的表现，等这次战役结束之后向他报告。
斯维里多夫在电话里只说了个“是”，他没有问打这个电话来的原因，显然他猜到了——谢尔皮林有一个癖好：他希望凡是犯过一些错误的人，以后在战斗中会表现得出人意料地好。
“司令同志，集团军检察员来了，”辛佐夫报告。
“让他进来。”
谢尔皮林看了看表；十五点正。检察员没有到别的地方去，他准时来了。
虽然在进攻前夕好象已经挤不出时间来接见检察员了，可是谢尔皮林还是挤出了时间。他想解决掉检察员为此而来的那个严重问题，使它不再成为自己头脑中的负担，以便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去进行战斗。
“奉您的命令来到。”
“请坐，”谢尔皮林说。他放下了气象报告单，抬起眼睛，打量着从门外走进来的这位初次晤面的军法中校。
这个检察员是十天之前来接替波洛兹涅夫的。波洛兹涅夫是这个集团军编成后就来的，一直在这里任职。恰巧在谢尔皮林从莫斯科回来的那天，波洛兹涅夫在前沿被弹片打伤了。伤并不是致命的，可是受伤的地方很不巧——叫他坐立不得。
波洛兹涅夫为人很好，集团军司令部里的人跟他相处得也不错，可是，在这种情况下，大家还是免不了要取笑他一番，说德国人到底把检察员按军法惩办了！
新来的检察员一到任，就碰上一件非常特别的案子：副师长茨维特科夫上校在军事训练时被一颗可恶的迫击炮弹的弹片打死了，在他旁边的团长也被同一颗炮弹的弹片打伤了。
大家感到这个案子很棘手；因为既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这是预谋，也没有证据足以证明不是预谋，而案情又极其严重，以致必须严惩罪犯。
除此之外，审理这件案子的人听说，素来沉着冷静的集团军司令，得知茨维特科夫上校死亡和团长身受重伤的消息后，怒不可遏，要求严加侦查。他对这个确实糟糕透顶的事件非常关心，对茨维特科夫之死感到万分悲痛，因为茨维特科夫是他还在当师长的时候就跟着他参加过整个斯大林格勒会战的。
集团军司令总是集团军司令。不管你作出什么判决，还得由他去批！明知首长要求严加惩办，再要设法根据法律条文从宽处理，那就难了。即使有人要这样做，也无能为力。在前线，特别是在可能判处死刑的场合，大家往往都希望从宽处理。周围死的人已经够多了。因此，很少有人再想通过判处死刑，让更多的人去死。做这种事往往是迫不得已的。
审理这个案子也是迫不得已的。犯罪的人立即就发现了，他也不想抵赖。
案子的详情是这样的：在与实战条件几乎相同的情况下进行训练已经是第三天了。在此之前不久，师部捱了谢尔皮林的批评，因为他们在师里只搞华而不实的表面文章，而不进行认真的踏踏实实的训练，所以，实际上是没有做好战斗的准备工作。副师长被撤掉了，由茨维特科夫接替他的职务。茨维特科夫一上任，就加倍努力进行训练，想以此证明他到这个师里来不是吃干饭的。他连续训练了几天，把大家搞得疲劳不堪。
这天从早晨起，他规定的以营为单位的训练项目，是在火网掩护下冲锋。火网是由火炮和迫击炮的火力交织组成的。茨维特科夫带了团长，在营的散兵线里亲自示范，要保持多大的距离，才能安全地跟着火网前进。
之后，散兵线继续往前推进，茨维特科夫带着团长开始返回，打算再到另外一个营去。就在这个当儿，有人打了那该死的一炮。
迫击炮进行远程射击时，按规定，它的炮弹要补充装药。在连续射击时，有一颗炮弹没有发火。把炮弹从炮身里取了出来——发现不发火的原因是，在这颗炮弹放进去之前，撞针上有一块弹壳底缘的碎片。
撞针上的故障排除之后，迫击炮又架起来了，但是装填手心急慌忙，错拿了一颗没有补充装药的炮弹。班长看到之后，命令停止射击，大骂装填手粗心大意。
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莫名其妙而又无法挽回的事情——瞄准手尼库林中士完全不按规定，自说自话地拿了一颗炮弹，开了一炮。这颗炮弹原来也没有补充装药——拿错了……弹着点非常近，散兵线中的战士倒一个也没碰着，炮弹落在他们的后面，说也凑巧，正好在茨维特科夫和团长走的地方爆炸了。团长的一只脚齐踝骨炸掉了，茨维特科夫的腹部中了七块弹片，一直昏迷不醒，死在手术台上。令人惊异的是，他居然还能活一个半小时。
严格地说，除了瞄准手之外，谁也没有罪。班长命令暂停射击，而去申斥那个失职的战士，这也是合情合理的。瞄准手恰恰在这个时候会突然心血来潮自说自话地去开炮，这是谁也无法预料的。
审问连长、班长之后，在他们的行动中没有发现构成罪行的因素，建议给予他们纪律处分，已经按此办理了。上尉连长由于连里有人开了这一炮，算他倒霉，按玩忽职守处理，由上尉降为少尉，由连长降为排长。迫击炮班班长由中士降为列兵。瞄准手也是中士，送交军事法庭审判。
问他为什么擅自开炮，他解释说，因为他想快点继续射击。再问他，怎么会没有发现那颗炮弹没有补充装药，他讲来讲去讲不出个所以然来。他自己也感到奇怪，双手一摊，老是重复着一句话：“现在有什么办法！我犯了罪，我来承当。”他的神情十分沮丧。在他受审讯期间，检察员甚至有些担心他会自杀，曾命令对他进行搜查，看他身上有没有可以用来自杀的东西。
搜查他的时候，他猜到进行搜查的原因，于是就说：“你们这样怀疑我是多余的，我不是犹大，不会去上吊。我有罪，但不怕受审判！”
军事法庭判处：迫击炮班瞄准手尼库林中士，因擅自发射没有补充装药的炮弹，打死了副师长，打伤了团长，犯违抗军令罪，后果极其严重，应判处极刑，予以枪决。
听完判决之后，尼库林只是长叹一声，没有说话。假如，他说几句话，也许心里会好过些。但是他一句话也没有说。军事法庭对他说明这个判决应上报集团军军委批准．尼库林中士对这句话或者是没有听到，或者是未加注意。从他脸上的表情可以看出，这样的判决早在他的意料之中。这倒并不是因为他认为自己是罪犯，而是因为他老想着，既然出了这样的事，把人打死了，那么自己就要准备受到严厉的惩罚，这是应该的。
两天前，军事法庭的判决书上报到集团军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