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个夏天 [苏] 康斯坦丁·西蒙诺夫-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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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一共只被提到过三次。他的集团军收复的那些居民点，对收音机的听众来说，大概从通报中才第一次知道。
谢尔皮林的集团军非但没有进入大城市，而且，还得渡过许许多多的中小河流，通过泥炭沼泽和变成沼泽的洼地。在广阔的战线上进攻的时候，几乎永远是企样的，总会有一个集团军要穿过这种荒无人烟的地方，一会儿掉在后面，一会儿又赶上那些比较幸运的友邻部队，用自己的行动来保证友邻部队在通报中取得荣誉。
在战争中会发生各种各样的情况。必须有非常坚强的性格，才能够意识到自己的集团军所担负的默默无闻的劳动是必不可少的，并且不对友邻部队感到愤愤不平。如果把目光 于自己的界线以内，如果对左右友邻部队的情况漠不关心——一管它们是死是活！——那么你还不能算是集团军司令，只能算是一个受过高等军事教育的市侩。当然，在大合唱中有时会情不自禁地想独自引吭高歌，好让大家都听到你的声音！然而在战争中现在很少独唱，而且指挥很严格。不过这也很好，这就是说，战争走上了自己的轨道。
没有参加过战争的人也许会感到这种说法有点古怪：战争是不是走上了自己的轨道。好象战争还会有什么轨道似的。不过谢尔皮林心里正是这样想的。
一想到即将到来的夏季攻势，他就记起了将在十天以后召开的医务会议。他不由得摸了模自己的锁骨，心里思忖着：“医生说，长得很好，再好没有了。的确，儿乎一点也不觉得疼。不过手还不能挥动自如。”
他想从病床上站起来，双手小心地作了医疗体操中的几节动作。然后把左手捏紧、放松，一连试了几次。手仍然感到麻木，而手指象被针刺一样痛。
但总的说来，他感到比来的时候已经好多了。头已经不痛了，不再常常惊醒。而最初的时候，由于做到着非常逼真的困人的恶梦，每夜总要醒四、五次。
在战场上可以说只考虑到精神，而肉体是没有时间去考虑的。他的肉体有时坐在吉普车里，有时在堑壕里走来走去，有时看地图，有时打电话，一昼夜匆匆忙忙地吃两顿饭，夜里尽可能沉沉地睡一觉，再在颠簸的吉普车里打一两个钟点磕睡。它默默地干着向他要求的一切。可是在这里，在阿尔汉格尔斯科耶疗养院，医生一下子又是怎么说的呢？不久，在发生车祸以前，他认为自己完全健康，可是照医生的说法，他全身都是病。他不想争论，医生怎么吩咐就怎么办：打针就打针，浴疗就浴疗，做操也好，电疗也好，叫做什么就做什么。既然全身都是病，那就彻底治疗吧。
他把治病看作工作，这样就比较容易忍受离开自己集团军的痛苦。为了不妨碍治疗，他甚至把需要乘车到莫斯科去的几次拜访也取消了。从一开始到现在，只有一个例外，就是跟儿媳妇见了几次面，在她的休假日，她在午休时间以后带了孙女儿到阿尔汉格尔斯科耶疗养院来看他。
他看了看表，走出房间，到了花园里。副官迟到了十五分钟。
［她们出了什么事？也许孙女儿病了吧？］他心里想，但几乎同时就看见自己的副官叶弗斯吉格涅耶夫沿着林荫道向疗养院大楼走来。
叶弗斯吉格涅耶夫好象在想什么心事，突然看到了谢尔皮林，脸上露出了惊慌的神色。
［她们出了什么事？］谢尔皮林问。
“安娜·彼得罗芙娜不来了……”副官脸上仍旧带着惊慌的神色。
“怎么不来了？为什么？”
“这是给您的便条。”
副官走上一步，把提在手掌里的便条交给谢尔皮林。
在半张方格练习本纸上写着：“您好，爸爸！我没有来，请您原谅。我不能来，我不好意思见您的面。一切情况由阿纳托利面告。安尼雅。”
“既然她托你转告，那么你就讲吧。”谢尔皮林慢吞吞地把目光从便条上抬起来，看着仍旧站在他面前的副官。
副官站着一言不发。在他带有稚气的和善的圆脸上，露出一种感到难以启齿的惶恐。
“你怎么不说话？”谢尔皮林不耐烦地提高嗓子说。他一生中已经养成一种习惯：反正不幸的消息迟早总要知道的，倒不如早些知道好。“她们出了什么事故？”
他听到的回答完全出乎意料之外，而且由于和他心里所想的对不上号，因此显得有点儿可笑：“我跟安娜·彼得罗芙娜结合了。我劝过她，可她说，现在不敢来见您。”
“你劝过她什么？”谢尔皮林仍旧用开始时那种严厉的语调问，等到问出了口，才明白过来：叶弗斯吉格涅耶夫劝她一起前来说明情况，但她不愿意，叫他一个人来。
副官仍旧笔直地站着，可是，让他继续保持“立正”姿势谈这方面的事情，是不方便的。
“让我们在长椅上坐下来吧，”谢尔皮林说。坐下以后，又补充了一句：“把制帽脱下。”
副官脱下制帽，掏出一块手帕，擦了擦额上的汗珠。
［现在你说明一下。既然是叫你说明的。结合是什么意思，什么时候结合的？］
［结合是什么意思］，这当然是一个愚蠢的问题。这还能有什么别的意思？结合就是结合。而如果想问，他们有几分真情实意，这也是多余的。这从副官的脸上就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来。
［昨天结合的。］副官顺从地回答。他松了一口气，接着又是长长的沉默。
［你是素来不喜欢多说话的，这我知道，］谢尔皮林说。［但总得给我说个明白，我怎么也没有料到你竟会这样报告。你也得设身处地地替我想一想。］
谢尔皮林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尴尬，不由得发出一声苦笑，但副官把他的苦笑当作是生气的表示，因而越发不知所措。
说明什么呢？对司令说，他们两人一起去看电影，很晚才回去，在她家门口告别时，两人都感觉到，这件事迟早总会发发生，但在这以后，他们还是尽一切力量克制了两个星期——难道说这些吗？对司令说，在这件事上他是无辜的，因为昨天是她首先搂住他的脖子，一动不动地靠在他身上，由于感到已经身不由主而哀哀 泣，后来又是她首先吻他——难道这样说明吗？对司令说，在这件事上他是无辜的，如果是他让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终究不能推 责任，那么，他之所以这样，因为这正是他所希望的——难道这样说明吗？他沉默了好久，最后只是说了他此刻心中的感觉：
［我有错。］并且习惯地补充了一句：［司令同志。］
［我现在还是你的什么司令，］谢尔皮林说。［你不是已经成了我的亲戚了吗？］他这样说，因为他知道儿媳妇的性格，关于这件事不能有另外的想法。
［她爱上了这个小伙子。如果不是爱上了他，她就不会随便跟他结合，该能自制的吧？］谢尔皮林心里想。
“我们要去办结婚登记手续，”副官急忙说。“我今天就要去，可是她不同意。”
“为什么不同意？她怎么，要取得我的同意吗？”
谢尔皮林站起来，副官也紧接着站了起来，他担心谈话会到此结束。尽管他到这里来的时候对这次谈话感到非常害怕，但如果谈话到此结束，他感到更加害怕。
“你坐着，”谢尔皮林说，同时用下臂仍在隐隐作痛的手把他按在椅子上，自己来回地走着。
谢尔皮林在长椅旁边踱来踱去，副官的目光跟着他左右移动着。副官回想起今天早晨安娜的面容，那时，天还没亮，女孩子还要过很久才醒来，可她已经急匆匆地催他起身，穿好衣服。他还回想起她说的话，她说，她现在很不幸，可是尽管这样说，她的眼睛里却闪烁着幸福的光芒。还回想起她把这张便条塞到他手里，把他推出门外。他之所以迟到，是因为他虽然早已来到这里，却一直在花园里徘徊，不敢拿着这张便条来见谢尔皮林。这是他自从服役以来第一次迟到。
而谢尔皮林来回地走色心里想的不是他，而是儿媳妇。“这么说，她不敢来！所以派这个人……”他朝副官膘了一眼。她这样做，有点不象她的为人。这只有一个解释：大概她写的确实是自己心里的想法——不敢来见他，不愿意硬着头皮来。
“那么以后怎么办呢？难道以后跟她谈话一直要通过这个人转达吗？”他暗自思量，他对“这个人”并没有什么恶感，只是想到这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愚蠢做法。
实际上他一生中总共只看见过儿媳妇五次：两次是在同一天，即去年二月他在自己的寓所等待斯大林召见和召见后回来的时候，三次是现在，在阿尔汉格尔斯科耶疗养院，她带了孙女儿来看他。在这中间，她只写信到前线来。
她甚至从来没有叫过他的名字和父名——费多尔·费多罗维奇。在他们相识的第一天，她对他说“您”，“您坐”，“您吃吧”，“您睡吧”，“您休息吧”。后来在寄到前线的第一封信上写：“您好，爸爸。”大概她受的就是这样的教育。她认为，既然他是她亡夫的父亲，就应该这样称呼他。
（按照俄国人的习惯，媳妇称呼公公一般用名字和父名，人称代词用“你”，这里用“您”，表示安娜对谢尔皮林特别尊敬。——译者。）
她经常来信，但写得很短——小练习本上的一页纸，下面用印刷体代替孙女儿附上几笔，具她的名。
就这样，在儿子牺牲以前和他素昧平生的这个女人和孩子，逐渐在他紧张的战斗生活中占了一席之地。他通常每隔两封信，在收到第三封信的时候回一封信——不会更多，还给她汇军饷，寄包裹。最后一次是在秋天，就是这个因事到莫斯科来的副官顺便捎来的。
他们就是在那时相识的，副官回来后，对他描述过这次访问，管儿媳妇叫安娜·彼德罗夫娜，还讲她怎样请他喝茶。不，那时候他们之间是毫无关系的。否则，他一定会觉察到，因为副官向来是一切都露在表面的。正象有些人所说，他老实得甚至有点儿傻气。首先由于这一点，由于可以绝对地信任他，谢尔皮林才赏识他。
谢尔皮林想到了面临的损失：对一个不象他那样孤单的人说来，这种损失也许算不了什么。而他将受到损失，那是无可讳言的。因此，她在他面前感到不好意思。从她的性格来说是会感到不好意思的。她今天没有来，她感到惭愧，因为他的儿子去世还只一年，而她已经和另外一个人在一起了。她感到惭愧，因为曾经在寄到前线的信中对他说：［您好，爸爸］；她感到惭愧，因为她领了他——亡夫的父亲——的军饷，却跟另外一个人结合了。现在她将不再领取他的军炮，也许她已经考虑到这一点了。
当然，他要让她来和他谈谈，免得事情搞得很僵，但损失反正是不可避免的。
不仅是损失，而且是双重的损失，因为叶弗斯吉格涅耶夫一定会和她去办理结婚登记手续，这样一来，他也好象是谢尔皮林的亲戚了。而亲戚是不能当副官的。只得让他离开，虽然让他离开也是很难受的：对他默默地跟在自己身边已经习惯了，已经一年多啦，在战争中每天在一起。
“她看中了他什么呢？……非常简单，看中他年轻力壮。还有，可能是象小牛犊一样地温顺。怎么能不爱他呢？比他差的人也有人爱。难道他比不上我的儿子吗？”谢尔皮林象往常一样力求公正地想。“她过单身生活已经一年多了。怎么是一年多呢？”他记起在儿子牺牲以前他们夫妇俩已经有一年多不见面了，就纠正自己。“不是一年多，而是两年多。一个女人这样长期孤苦伶仃地生活下去，倒会使人感到奇怪的。”
谢尔皮林朝副官看了看——在他踱来踱去的时候，副官的眼睛还是一直盯着他看，——接着说：“别把脖子扭伤了。靠边一点儿坐！”
他坐下来，把双手搁在长椅背上，又朝副官瞟了一眼。现在副官的眼睛直看着靴尖。他笔直站着的时候，象个大人，而现在不戴制帽坐着的时候，看上去还是个孩子——象小孩子一样皱紧眉头，板起了嘴。
“你把详细情况谈一下。”
副官的抖动的嘴唇极得更高了。他声音很低，但语气十分坚决地说：“详细情况——我不说，司令同志。”
他以为要他说他们俩结合的详清细节。
“怎么‘不说’？你终究要了一个寡妇，还带着一个四岁的孩子，况且她比你大六岁。对这一切你都有了思想准备吗，都考虑过吗？我是问你这个！”
［我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