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个夏天 [苏] 康斯坦丁·西蒙诺夫-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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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马上把全部情况告诉您。”
她把两只肥胖的手掌合起来，她那神情象是要把全部情况讲给一个孩子听似的。谢尔皮林微微一笑，但她没有发觉，仍旧是一本正经的样子。
“您也知道，由于我的弟弟谢尔盖·彼得罗维奇的缘故，根纳季·尼古拉耶维奇在二五年不得不从军队中复员。”
谢尔皮林这时才想起她叫什么名字。皮金曾告诉过他，但他忘了。现在他记了起来，她叫娜杰日达·彼得罗芙娜。
“谢尔盖·彼得罗维奇从前在俗时是个有钱人，开了一家大商行。他自己既是企业家，又是工程师，这在当时是合时的。可是后来却……”
她没有讲下去，在找合适的词儿。可是谢尔皮林不理解她为什么用“在俗。这个奇怪的词儿。“在俗”，“在俗”，这个“在俗”指的是什么呢？
“谢尔盖·彼得罗维奇由于拒绝交出财产，在财产被没收以后被流放到索洛夫基。您知道，这就影响到根纳季·尼古拉耶维奇和我的命运，他不得不转业当了会计。”
“这我知道，他对我讲过。”
“但是，我自然不能对弟弟一点也不关心。他在索洛夫基时，我去探望过他，后来他恢复了自由，住在托木斯克，我也去过。在西伯利亚，他丢掉了世俗的事务，担任了教职。在战争爆发之前，他在沃罗涅什教区任职，直到那儿遭到轰炸后才奉上级教会之命离开了沃罗涅什。”
“噢，原来四二年夏天她弟弟在那儿！”谢尔皮林想。“他待的地方离我们这些世俗的罪人井不远。不同的只是：他是奉教会领导之命离开了遭到轰炸的地区；而我们这些世俗的罪人则按照我们领导的指示，冒着轰炸，一直坚守到最后一分钟。”
不过，关于小舅子当上了主教或者甚至总主教这件事，皮金没讲过。也许是他不好意思讲，也许是怕别列日诺依会嘲笑他。
“在俗时，我弟弟叫谢尔盖，担任教职之后，就改名叫尼科基姆了，”皮金娜讲这句话的语气使人感到，只要谢尔皮林一听见这个名字，就会知道她的弟弟是谁。
他的确记得，他曾在报纸上看到过这个名字。这个尼科基姆可能是法西斯暴行调查委员会的委员，曾在这个委员会的文件上签过名，也可能是在号召教徒们为红军捐献坦克和飞机的呼吁书上签过名。
“从他移居莫斯科之后，我就为他料理家务。可是，那算什么家务呀！”皮金娜把双手一摊，仿佛表示：一个神职人员会有什么家务呢？“不过，用不到为柴米油盐发愁。而且，除此以外，”她稍微犹豫了一下，又补充道，“我妈过世时还给我留下了一些首饰。战争刚开始时，我把她的两颗宝石坠子和一枚胸针捐献了出来。但我还留了一点以防万一。”
她略微举起手，指了指耳环。
“噢，所以你戴上了耳环，”谢尔皮林想。“原来是为了向我表明，你生活并不困难。”
这时，皮金娜又用刚才指过耳环的那只手彬彬有礼地把信封顶着桌面推过来。
“那好，不需要就不需要吧。”
谢尔皮林拿起信封，把它塞进放在桌上的军用背包里，决定把这笔意外之财加到留给父亲的款子里去。
“您有没有听到根纳季·尼古拉耶维奇的消息？”皮金娜问。她早就在等机会提这个对她来说是最为重要的问题了，不过她不愿意在解决这笔使她不安的款子之前就提这样的问题。
“很遗憾，没有听到，”谢尔皮林说。“我们是不会听到这一类消息的。也许，根本就毫无消息。”
他确实没有听到任何关于皮金的消息。一点都没有。去年秋天，在皮金的事已经过去，不再查究以后，而库尔斯克会战已经结束，谢尔皮林又一次立功受奖，于是他便写信给军需机关询问：被俘将军的妻子是否能按规定领取抚恤金和生活补助？
皮金恰好在被俘前夜获得将军衔。但当时战斗非常激烈，他还没来得及换上将军服，所以在德国人的公报里仍旧称他上校。可是在我方军需文件上已列入将军一级了。
回信很快就来了。军需机关通知说，被俘将军的家属可以领取抚恤金和生活补助，但必须有材料证明他们不是叛徒。
因此，打算让皮金的妻子领取生活补助这个念头只好打消。现在也没有必要把这一切告诉她。
“现在只能相信根纳季·尼古拉耶维奇结实的身体能经受住俘虏生活的折磨。况且，现在离战争结束的日子不会太远了。至于他被俘后的表现，我本人对这一点并不怀疑，”谢尔皮林把自己认为应当对她说的主要一点作了补充。
“这有什么可怀疑的呢。”她低声说，说得很随便，好象在谈一件谁也不会怀疑的最平常的事情。“但愿他的身体能够顶得住。他在战前就得了糖尿病。”
“我怎么没看出来，”谢尔皮林说。他想，大概皮金不让别人知道他有病，他不是那种一有病就哼哼的人。
“还有一点使我担心，”皮金娜叹了口气说，“报上说我们的盟军正在轰炸德国，炸得可厉害啦！但愿他别挨到炸弹！可是轰炸时炸弹是乱扔的。我曾想通过红十字会去了解他的情况。我去见了叶卡杰琳娜·巴甫洛芙娜·彼什科娃。她是一位非常可爱、很有教养的女人。但她告诉我说，红十字会也毫无消息。据说，我们过去没有在一个公约上签字，所以现在无法了解被俘人员的情况。英国人和美国人能够了解，而我们不能。”
这话使谢尔皮林大为震惊。是的，他当然知道，甚至还清楚地记得，在上一次世界大战中，曾经有过一个红十字会。通过红十字会可以了解俘虏的情况，甚至还可以给被俘军官寄送包裹。但是，在他的脑海里，这一切和眼下这场战争怎么也联系不起来：“什么红十字会？这一次是和法西斯打仗，它还能有什么用？还谈得上什么协定、公约？”
简直不能想象，在我们和法西斯之间，红十字会协定还会起作用，还可以通过红十字会去打听坐在他面前的这个女人的丈夫目前在法西斯俘虏营里的情况——他死了，还是活着？生活情况怎么样？
这个想法，和在这三年战争中发生的一切，是多么地不协调，以致使人感到十分荒谬。
“可是彼什科娃是一位非常可爱的女人，”皮金的妻子重复了一句。“您认识她吗？”
“不认识。”
“她本人对我非常关心。她的秘书对我也很照顾。他们红十字会里的人待人都很亲切……当然，我是带了我弟弟的介绍信去见他们的，”她补充说。
“原来如此！”谢尔皮林想，“上帝的安排真是奥妙莫测！她的丈夫是一个共产党员，陷身在法西斯俘虏营里，可她却拿着弟弟的介绍信去向红十字会乞助。她弟弟是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资本主义分子，在索洛夫基流放了十年，而现在当上了不知是主教，还是总主教。红十字会接待她特别亲切，就是因为她带着弟弟的介绍信。”
谢尔皮林早在国内战争时期就形成的对教会的恶感，非常自然地使他在一生中的任何时刻都不怀疑自己的正确观点。但是，奇怪的是，随着这个善良的胖女人的来访，生活突然又向他展示了另外一个侧面。一个他很不理解、然而却是现实存在的世界出现在他的面前，这个世界属于另一些人们，属于对未来怀着与他截然不同的另一种理想，而且对过去大概也抱着另一种观点的人们。
他沉默不语，被这个突如其来的念头控制住了。而皮金的妻子却把他的沉默看作是谈话的结束，认为自己该走了。
“您大概该去了。”她站起身来。
他也站了起来，看了看手表。
“我们慢慢地顺着林荫道走到大门口，时间刚好。我们可以相信，下一次我们再见的时候，战争已经结束，我们已经能够和根纳季·尼古拉耶维奇欢聚一堂了。”
“只希望他的糖尿病别恶化！战前他曾经发过一次病，需要打针治疗……在那边怕是办不到了……”
“在那边还想打针！”谢尔皮林心里想，但没有说出来。
“您明天就要回前线？”当他们走到花园里的时候，她问。
他点了点头。
“假如您信教，我就要给您佩戴一个护身香囊。根纳季·尼古拉耶维奇上前线的时候，我要给他戴上，可他不要，”她说得很伤心，仿佛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他后来才出了事。
谢尔皮林一时不知该怎么回答。他始终不说，多少受过点教育的人怎么会相信上帝。他知道有这种人，但总是不能想象，怎么会有这种事。惰。可是和他并肩走着的这个女人和他恰恰相反，她不能想象的是，一个人怎么能不信上帝。
“她，跟我和别人一样，也是俄罗斯人，”他忽然这样想。这时他记起了在库尔斯克弧形地带埋葬的一个大尉的事情，这个从预备队补充进来的四十五岁的大尉在自己的炮兵阵地上英勇地牺牲于坦克之下。他被埋葬之后，有人来报告说，死者的所有证件连同一个贴身挂的十字架都交到人事处去了。他脖子上挂着这个十字架，不知是他从前隐瞒了信神的事呢，还是他在战争中信了神。可是哪有时间去考虑这个问题。当时，谢尔皮林在得知从死者身上摘下了十字架之后，甚至对来报告的人发火了：“他死的时候身上有什么东西，葬的时候也该让他带着！”
他非常生气，仿佛人家对死者做了什么不公正的事儿。也许，这确实是一件不公正的事吧？
“如果不是秘密的话，请告诉我：您从哪儿得知我在这里？”
“我们那儿有一个教友说起了您的事儿。”
“大概是这儿阿尔汉格尔斯科耶疗养院里的哪一个卫生员或护士。”谢尔皮林心里想，但是没有问。
“剩下的教堂很少，”皮金娜继续说。“有多少人希望不单把阵亡战士写进死者名册，而且要为他举行单独的祭祷仪式，他们就象排队买东西一样一天天等待着。看到这种景象，真使人伤心得掉泪！”
“可不是嘛。哪里有战争，哪里就有祭祷。”谢尔皮林说。
她和他在林荫道上走着，继续对他说，有多少人开始祈祷上帝，现在连从前线回来的军人有时也上教堂了，虽然这种情况还不多。她讲着这一切，似乎认为谢尔皮林对信教的人数增加这件事必定会寄予同情。
谢尔皮林完全不为她的感情所动。这个善良而糊涂的女人所说的话虽然幼稚无知，但却有着一种信仰的力量。她跟他讲这番话，似乎他到前线去不是为了保卫苏维埃政权，而是为了保卫她的东正教教会。而且他觉得，对她来说，这两者之间并无区别，几乎就是一回事。
他们快走到大门口的时候，她抬起头来望着谢尔皮林，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我的根纳季·尼古拉耶维奇在三十五岁以前是信教的，只是因为在红军里服役，所以不上教堂。到后来，他在财经夜校学习当会计，就不信教了。但是我们俩并没有因此而各走各的路……他现在在那边的情况怎么样？这使我日夜不安。”
谢尔皮林望着她那变得苍老和可怜的睑孔，确定无疑地想：“她不只为此而日夜不安，而且还在天天做祷告，希望丈夫重新信仰上帝，靠神的力量在法西斯的地狱中得到拯救。就让她去祷告吧。何况，这样做的人同时还在捐献坦克。祷告未必有用，但武器却能救人。”
他想起了自己的一件心事；最好在发动进攻的时候能有一个机械化军。接着，他俯下身子，吻了吻这个善良女人的胖手。
“我和您一样相信，他会回来的。”
吻过后，他抬起头来，看见大门口停着一辆汽车，旁边站着巴兰诺娃。
“不要拿到配药间去，直接送手术室，交给外科护士长，”她对汽车里的一个人说。
后来，她看到了谢尔皮林，就走了过来。她的身材高高的，穿着一套合身的军便服，脚登一双合脚的铬鞣革高跟皮靴。
“我到莫斯科领麻醉药去了，要不是自己去，又可能落空。”
谢尔皮林给她们介绍了一下。巴兰诺娃简短地对皮金娜说，她从费多尔·费多罗维奇那里常听到对她丈夫的夸奖，接着行了个军礼，便朝诊疗大楼走去。
她走了二十来步，回过头来对谢尔皮林大声说：“医务会议别迟到了！”
她走远了。谢尔皮林送皮金娜到她乘来的“爱姆卡”汽车跟前，汽车正停在这儿等她。
“爱姆卡”汽车的驾驶盘后面坐着一个阔脸膛的中年男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