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个夏天 [苏] 康斯坦丁·西蒙诺夫-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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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身子，她活着……
第十二章
今天一点钟将召开医务会议，谢尔皮林已预定在明天早上返回集团军。
鲍依科收到辛佐夫带来的信之后，为了防止意外，除了原来的那辆吉普车之外，另外还从集团军汽车营里抽调一辆“道奇一3／4”型汽车，连同司机和一名中尉技术员一起派到莫斯科去。
虽然谢尔皮林昨天不问情由，对这个中尉技术员说，他们没有必要来，他们不来他照样能回去，但他们这样做还是对的。如果只有一辆车子，就有可能因机器发生故障而中途抛锚，对集团军司令来说，不值得冒这样的危险。现在和从前比起来，条件不同了，何况如今时间又特别宝贵。
在临走前的一天，有一大堆由于各种原因拖下来的事情必须处理。
午饭后，根纳季·尼古拉耶维奇·皮金的妻子要来。谢尔皮林过去从未见过她，也不大想见她。但她写来了两封信，他就只好同意了。
总之，对他来说，今天是专门接见大客的日子。午饭后皮金娜要来。而现在，从一清早起，他穿着跟儿媳妇见面。她两次派人送孙女儿到他这儿来，而自己却象啄木鸟那样老是重复着一句话：“我不好意思见您”。
但是，到了昨天，眼看自己马上要走了，他就叫叶弗斯吉格涅耶夫转告她：要么她来一次，要么一刀两断。虽然没有什么可多谈的，但会个面还是应当的。并且叫她别害怕——不会吃了她！
他在林荫道上散步，等候她到来。她从大门口进来，这林荫道是必经之路。他相信这一次她一定会来。
他老远就看见她从林荫道尽头走来。尽管她这次是专来见他的，但她走路的样子却好象害怕碰见他似的。然而，当她看见他之后，便立即加快脚步迎上前来。最后几步路她简直不是在走，而是在跑了。她跑到他跟前，就一头扑到了他的怀里。
“请原谅我吧！”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由于情绪非常激动，她这句低语简直象在呼救。
谢尔皮林用手抚着她那末梢被烫焦的草黄色的粗硬头发，不假思索地说了临时想到的几句话：“别哭了！你有什么对不起我的地方呢？人死不能复生，那就是说，你对他也并没有过错。”
儿媳妇离开了谢尔皮林的胸怀，用手擦了擦哭肿了的眼睛。她的眼睛里已经没有什么泪水，大概在家里和来的路上已经哭够了。她此刻在他面前好似一个做错了事的小姑娘，可怜巴巴地抽动着鼻子，垂着双手，象士兵那样笔直站着。
她是一个身材匀称的瘦弱女人，两根锁骨在毛衣下面突了出来。她神情沮丧，睑色苍白，两片宽嘴唇都咬破了，眼窝底下有一圈青晕，不知是哭出来的，还是失眠引起的，也可能两者都有关系。
“看你象什么样儿啦！”谢尔皮林脱口而出。“你干吗把自己弄成这个样子？想表明你比他大六岁吗？”
“您以为我没对他说过吗？我一开头就跟他讲了。”
“不管你讲过几次，但是看来等于没讲，”谢尔皮林见她着了急，笑了笑说。“你是一个漂亮的女人，具备美的一切条件。可以把你放在我们这个大门口，代替那个手握船桨的石膏像，你甚至比她更好看。应当让他欣赏你的美貌，可你把自己弄成什么样子了？”
“我现在没心思考虑这些．”她又是惊奇又是委屈地说。
“你既然要嫁给他，怎么能不考虑这些呢？你恰恰应该考虑这些。别的还要考虑什么呢？我们进屋去谈谈吧。干吗站在这儿？”
“最好还是在这儿坐一会儿吧。”她不等谢尔皮林回答，有气无力地先在长椅子上坐了下来。
“你马上就要走吗？”谢尔皮林一面问，一面在长椅子的另一端坐下。
出乎他的意料，她点了点头。
“上哪儿去？”
“我和他要到民事登记处去办手续。他一定要今天去。”
“他做得对。明天一早他就要动身了．他怎么还能有别的做法呢？”
“所以我想在登记之前和您谈谈。”
“早就该谈了。”
“早些时候……我不能。”她咬紧嘴唇说。“我不好意思见您，因为是我自己找上他的。他对您没有一点儿过错，都是我一个人不好。”
“安尼雅，你听着。”尽管她的嘴唇咬破了，眼窝底下有一圈青晕，但这时她的脸上流露出一种敢于自我牺牲的神色，谢尔皮林觉得她仍旧很美。“我要问你一件事，你可别生气。”
“随您问什么好了。”她仍然用准备作出自我牺牲的口气说。
“在你嫁给我儿子瓦季姆之前，你有没有跟其他人好过？”
她的胜则地红了起来，她正视着他，说：“没有……”她想到了什么，突然叫了起来：“他不能在您面前这样谈论我！”
“他什么都没说过。是我自己想问你。”谢尔皮林说。由于她气得涨红了睑，他相信她说的是实话，而且以后也会对他说实话的。“在你没碰到阿纳托利之前，也没有跟谁好过吗？”
她对这个问题一言不答，只是泪水夺眶而出，她气呼呼地用手掌擦掉眼泪。
“好。瓦季姆是你一生中的第一个男人。阿纳托利是第二个。而你呢，据我所知，却是他第一个爱上的女人。你该怎么说呢？你有什么过错呢？你是一个真正的士兵的妻子，再理想也没有了。假如我有第二个儿子的话，不会找到比你更合适的媳妇了。你的阿纳托利可算是生来有福。”
谢尔皮林说这些话的目的，是想叫她不要妄自菲薄。可是没想到正是这些话使她放声大哭起来。
他望着她，等着她停止哭泣。同时，他想到了自己。他这样热情地证明她做得对，大概也是为了替自己辩护。他自己是五十岁的人了，曾经和一个很好的女人过了很长一个时期美好的生活，而现在才感觉到单身生活是不好过的，在她死后只过了一年半时间，他不但已经打算爱上另一个女人，而且很难想象今后没有这个女人怎样生活下去。
在这个现在坐在他身边轻轻地吸泣着的安尼雅和她的二十岁的阿纳托利之间发生的事情，同他和巴兰诺娃两个中年人之间发生的事情，尽管存在着许多不同之处，但还是有它们的共同点。这个共同点就在于：对人来说，单身生活是不好过的，他们不会，也不愿意过这样的生活，尽管有时在别人或者自己面前装得好象他们既会这样生活，又愿意这样生活……
“你的工作怎么样？”谢尔皮林等安尼雅哭过之后问她。
“还是老样子。姑娘们都很好，大家都搞熟了。对我很尊重……我当上小组长的事儿，去年冬天我就写信告诉过您了……”
她停了一下，心里在寻思，还有什么话要对他说，接着，叹了一口气说：“有一个姑娘上星期收到一封从克里木来的信说，她弟弟失踪了。如果象从前那样往后撤，那是可能的，可现在是在进攻，怎么还会失踪呢？”
要跟她讲清楚为什么在进攻中也会有人失踪，需要花很多功夫。再说，她此时需要听这种解释吗？
谢尔皮林沉默了片刻，问道：“你们在缝些什么？”
“和以前一样，老是缝军便服。”
“是呀，老是缝军便服。”从她的话中，隐约地透露出悲哀的调子，引起了谢尔皮林的思索：“从前缝的是翻领衫，现在是竖领衫……穿着这种衣服驰骋疆场，也穿着这种衣服长眠于地下，有的人已经身亡，有的人暂时还是‘下落不明’……”
“我今后不能再领您的军饷了，”安尼雅说。“从一号起，您不要汇钱来了吧。”
“这是你一个人的想法，还是和阿纳托利一起商量过的？”
“是我一个人的想法。怎么，难道我错了？”
“即使你对，至多也只对一半。即使叶弗斯吉格涅耶夫上尉的肩膀是够宽的，这一点我承认，但是，没有理由把抚养我孙女儿的责任也放到他的肩上去。你自己可以让叶弗斯吉格涅耶夫上尉照顾，孙女儿就让我来负担吧。”
“假如他要从她做女儿呢？”安尼雅甚至带点挑衅的口吻说。
“有这样的愿望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爱你。可是按理说，孙女儿该由我来抚养。暂时就这么办，等打完仗以后再说。”
她动了动嘴唇，说了声“谢谢”，但是声音轻得几乎听不到。
“等打完仗以后再说”这句话好象是在提醒她，人总是要死的，叶弗斯吉格涅耶夫上尉今后还得打仗，现在就认女儿未免太早了。她竭力克制自己，但是爱情和恐惧煎熬着她的心，终于使她忍不住讲了出来“只是求您别让他离开您。如果可以的话，就让他以后一直跟着您。”她又重复了一遍：“如果可以的话。”
“可以当然是可以的，”谢尔皮林想。“可是总觉得不妥当。她终于下了决心，提出了这个问题！其他的事看来是两口子一起商量过的。这一点可没商量过！是她自己提出来的。”
“不过您别跟他讲我求过您！”她的话证实了谢尔皮林的猜测。
“他不能再当我的副官了，”谢尔皮林说。“这对我对他都不方便，也不妥当。可是谁也不会叫他去送死的。两星期之后，他会写信告诉你他在哪里，担任什么职务，是否对生活感到满意。”
儿媳妇叹了一口气——谢尔皮林心里仍称她儿媳妇。
她叹了口气，摇了摇头，仿佛在回答自己内心的问题，然后抬起头来望着谢尔皮林说：“我该走啦，要不然，今天就来不及了。”
“你的未婚夫呢？”谢尔皮林站起身来问。“也许在车子旁边等着吧？我送你到他那儿去。”
“不，他在民事登记处。在那儿排队等着。”
“现在那儿还排什么队7”谢尔皮林和她在小路上并肩走着，问道。
“那儿什么事都办，可是只站一个队。”她解释说。
谢尔皮林想起来了：民事登记处不仅办理结婚和出生登记，而且还办理离婚和死亡登记……现在是战时，主要是死亡登记。还有领取抚恤金证明和补助金证明的。那儿的人当然就多了。他想，排在这样的队伍里可不是一件太愉快的事儿。最后他对她说：“明天经过莫斯科的时候，我来喝你们的喜酒。白兰地由我带来，你烧一只葱煎土豆下酒。我不准备在这儿吃早饭，在你那儿吃了。行吗？”
“行。我还有几听罐头。您什么时候来呢？”
“你什么时候下夜班？”
她红了脸说：“今天我请了假。不上班。我和一个女朋友换了个班，下次我代她上班。”
“我正九点到。”谢尔皮林想到，今天她和叶弗斯吉格涅耶夫是最后一夜了。下一次什么时候再能在一起过夜还不知道。于是又补充说：“告诉阿纳托利，叫他不要到这儿来接我了。让他派车子在八点半直接开到大楼，他自己就在你那儿等我。明白吗？”
“好的。”
“噢，”谢尔皮林和她走到门口时，想起了一件事，就说：“我有一件事要托你。”
“什么事？”她乐意地问，使她感到高兴的是，他现在还托她办事。
“阿纳托利对你说过我父亲的事吗？”
“说过。”
“现在看来，父亲已经碰不到我了。如果他来了，就让他住在你那儿。”
“我知道。阿纳托利跟我讲过了。”
“在不妨碍你的工作的情况下，你照料他几天。他到底上了年纪了。七十七岁啦。”
“好的。阿纳托利关照过了。我会安排好的。”
“那好，我想，如果有什么事，你的女邻居会帮忙的。你和她相处得怎么样？”
“还不错。”她没立即回答，吞吞吐吐地说。
“我看，你没把话讲完？怎么，关系不好？”
“不，关系还好。”看来，她不想讲下去。“在她不酗酒的时候，还好。”
“她酗酒了？”在谢尔皮林的头脑中，两个印象怎么也联系不到一块儿去：一个是他上次回家安葬妻子时见过的女邻居玛丽雅·亚历山大罗芙娜，另一个是开始酗酒的女人。她怎么突然会变成这样？哪儿来的钱喝酒呢？
儿媳妇耸了耸肩膀，说：“她在后送站工作，一昼夜值班，一昼夜在家休息。当然，她不是天天酗酒，但是常常喝。她是用面包去换的，家里的东西也一件件变卖了。”
“她这样已经很久了吗？”
“从去年秋天她儿子上前线之后就这样。”
女邻居的儿子格利沙上前线这件事，谢尔皮林是知道的。他不但知道，而且还曾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