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个夏天 [苏] 康斯坦丁·西蒙诺夫-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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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金降落在他们的阵地上，已经向他们投降。由于这次糟糕的飞行是谢尔皮林亲自批准的，因此，就有人打算撤他的职，并且报告了斯大林，但斯大林不同意，他说：“我信任他。”
这一切李沃夫都知道。然而尽管如此，他还是感到不满意：既不满意谢尔皮林待在他的方面军里，也不满意集团军军事委员认为这个人无懈可击，还不满意方面军司令对他特别推崇，强调他的作战经验。
现在恰巧有一个极好的机会，可以根据工作上的正当理由把他摆脱掉，然而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加以阻挠。
李沃夫是一个毫不圆通的人，使他感到难受的是，现在在战争中必须和这样一些人打交道，这些人是从过去他认为一去之后不能复返的那个地方回来的。他不能象对待一般人那样对待他们，仿佛他们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仿佛他们一点也没有变化，仿佛他们经历了这件事以后，仍旧和设有经历以前完全一样。
在战争中，他们目前的职位迫使他无可奈何地容忍着，让他们中间的某些人指挥成千上万的人，而且，战争进行得越长久，他们越能博得上面的信任，和那些历史上没有发生过这类事情的人毫无区别。
然而在一切由他本人决定的那个部门，他从来不容许自己的直属部下中有象谢尔皮林这样的人，甚至他认为历史上有疑点的人：从敌人那里单独突围出来的，或者从前去过国外的。他希望能够离这些人远些，也希望这些人离他远些。
他要求清楚，在他看来，他们这些人终究有点不清不楚。
斯大林任用这些人，甚至让他们当方面军司令。假如他处在斯大林的地位，他是不会这样做的。他内心就是这样想的：不，决不能这样做！没有他们也能打仗。
生平无论做什么事，要做就要做得彻底，决不中途改变！他认为，这是斯大林本人教导他的。他看重斯大林的这个特点，把这一点看做斯大林作为一个政治家的最大优点。但既然要做得彻底，就应当在一切事情上贯彻这个原则，不要有任何例外。
忠于斯大林是李沃夫生活的核心，他活着是为了忠于斯大林，他做一切工作也是为了忠于斯大林。但是，也许正由于意识到自己的耿耿忠心，他认为自己有权在内心不赞成斯大林的某些行为，特别是这些行为在某种程度上破坏了他心中早已形成的斯大林的形象———他过去的、现在的和应有的那种形象。
斯大林让许多象谢尔皮林那样的人回到军队里来，要他们本人和所有其他的人忘掉过去发生过的事情，这在李沃夫看来，是斯大林的一个几乎令人无法理解的弱点。无论如何，他希望斯大林不要这样做。
假如处在谢尔皮林位置上的是另外一个人，李沃夫同样要考虑及时撤换有病的集团军司令。而现在，既然这个集团军司令是谢尔皮林这样一个有历史问题的人，那么，李沃夫就更急于要把他撤换，并且对遇到的阻力感到恼火。
被叫来的译电员从桌子上拿起三张填写好的电报纸，用询问的眼光朝李沃夫看了看。
“今天就是这一些，”李沃夫说。
译电员转了个身，响起了皮靴的沉重的 声。这个突然而来的响声传到了李沃夫的耳朵里。根据这种响声，而不是根据透进掩蔽的窗子的光线，他感觉到时间已经很晚了。
然而还是得把给斯大林的报告马上写好，以便早晨派信使送到莫斯科去。
李沃夫为这个新编的方面军存在的困难感到不安，在这一切不安之中最主要的一点，是他越来越确信方面军司令日前已经不能胜任，而今后将更加不能胜任他肩负的一切工作。他对人要求过低，软弱而又轻信。说他对未来的战斗的准备工作很少关心，那是不符合事实的。他是关心的。但怎样关心的呢？他完全相信，人们会按照他所说的那样去做。检查工作做得太不够了。在一次谈话中，他甚至流露出这样的意思，他说，老是让人们感觉到你不信任他们的良心，那无异是损伤他们的自尊心，使他们对自己失去信心。
总之，过多地讲到良心和自尊心，对一切事情很少进行具体的、细致的检查工作。
现在，在准备阶段，还可以应付过去，还可以等待，看一看将来会有怎样的结果。但如果将来在战斗的时刻也是这样，就可能会弄到危险的、甚至不可收拾的地步。那时就后悔莫及了！
在方面军司令部的工作中，在通信联络部门，在一切有关部队管理的工作中，漏洞百出。这本来不足为奇：方面军是新编的。然而依李沃夫看来，司令对这些漏洞过于宽容了。主要的是对在这方面有错误的人过于宽容了。他总是下不了决心——甚至对那些李沃夫认为已经无法容忍的人，既不同意撤职，也不同意调职。
他宁可损害事业，而不愿意搞坏关系吗？就拿今天的事情来说，李沃夫告诉他后勤副司令的汇报和这一天的实际情况不符，可司令是怎样处理的呢？当李沃夫说后勤副司令“谎报”的时候，他用手势阻止李沃夫，并且说：“您这样讲太过分，不够慎重吧。”
然后他打电话给这个副司令，不是对他申斥，而是用名字和父名称呼他，①用略带责备的语气对他说，没想到他的汇报这不精确，希望以后不再有这样的事情……
①用名字和父名称呼对方，是表示尊敬和客气。——译者
在进攻开始之前可以一直抱这样的希望！但是结果会怎样呢？相互之间客客气气，彼此深信不疑，而弹药基数和汽油却没有备足！
司令的这种软弱、松劲似乎和他过去的战斗经历中的某些篇章很不相称，那时候他担任集团军司令，在艰苦的防御战中以顽强见称。李沃夫试图解释这种变化的原因，他认为部分原因是由于司令目前体弱多病，他的糖尿病加重了，大概正是由于这一点而感到信心不足。甚至他下部队去的时候，还随身带了一个女医生，让她坐在吉普车的后座，她每天给他打两次针。
李沃夫今天直截了当地对他说，如果需要打针，下部队的时候最好还是带一个别的什么人。甚至可以从作战处经常随从的军官中派一个人学一下，注射胰岛素并不是复杂的事情。
司令只是气呼呼地说了一句：“嗳，这事您就别管啦……”
这事怎么能不管呢？下面已经有反应了：人们议论纷纷地说，司令到前沿阵地来带着医生。这是怎么回事？他怎么啦？其他的就不用说了……
显然，由于身体不好，就对自己信心不足，对别人要求也就不严，这差不多总是有连带关系的。
另外还有一个令人不安的情况：这个人没有大规模进攻的经验。防御的经验，主要是集团军范围内的防御经验，他是有的。而进攻的经验却没有。因此，他抓住谢尔皮林不放，把谢尔皮林的集团军放在主攻的地位。谢尔皮林有进攻的经验，而他本人却没有。
他本人的勇敢，这是有事实可以证明的。那时候，他知道：决不能后退一步，否则就会被赶到海里去——他出色地解决了自己的艰难而又简单的课题。
现在，他将怎样指挥整个方面军进攻呢？既没有足够的经验，对人又不严厉，缺乏严格要求的精神，怎么能带领部队一天天地向前推进呢？
李沃夫在内心深处经常用自己的情况来衡量别人的一切，认为严格要求的精神能够补救经验和知识的不足。但如果既没有经验，又没有严格要求的精神，那会怎样呢？
未来的进攻使他感到忧虑。由于他是斯大林派到这个新编的方面军来的，因此他必须一开始就表现出他应有的果断精神：写信报告斯大林，方面军司令不称职，这里需要一个更加刚强、更加严厉的人。
战争的第二年，是李沃夫生活中遭到变故的最困难的日子，他由于独揽大权，把一个虽然学识渊博但优柔寡断的司令压在自己下面，终于自食其果。那时候，在发生变故以前，李沃夫的处境是颇为得意的。他忘记了自己的职权范围，实际上起着司令的作用，而那个优柔寡断的司令却成了他的顾问。两年来，不管他被派往哪一个方面军，关于那次事件的记忆一直象影子一样追随着他。因此，他现在反而害怕和一个要求不够严格、意志不够坚决、不能把战斗进行到底的人并肩作战。他感觉到方面军司令正是这样的人。
过去一段时期，李沃夫能够凭自己的地位和自信力擅自把司令撂在一边，独揽大权。在军队中，这个时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然而斯大林还是把他派到这里来，那就是说，继续对他寄予厚望。方面军司令对未来的进攻不能应付裕如，而他李沃夫处身其间，却不能及时扭转局势，这种忧虑最近以来一直折磨着他。
他决心要写一份报告，把这一切情况告诉斯大林，同时提出集团军司令至今出缺的问题。决心是有了，但他现在仍然坐在办公桌后面，面对着写报告用的拍纸簿和铅笔——他这样坐着，迟迟不能下笔。想到可能产生的后果，他就举棋不定。
如果斯大林不理解，或者不想理解他的意思，那会怎样呢？
四二年的那次事件——他起初把方面军司令撇在一边，越 代庖，后来在战斗中遭到失败——终于成了他本身的悲剧。
在那次事件发生的时候，他尽了自己的一切努力，来救一切尚能救的人。而且他极少考虑自己的生命安全，以致后来有人说他想以死自赎。这是不确实的。他并不想以死自赎，因为他既没有考虑到自己，也没有考虑到自己的前途。
那次事件是那样的严重，足以给他带来一切严重后果。但他对此并不感到怎么可怕，他感到最可怕的，是他辜负了斯大林的期望，给斯大林添了麻烦。
这件事情发生以后，他受了撤职和降级的处分，被派到前线当集团军军事委员。但是，他还有希望，因为斯大林并不就此把他一脚踢开，而仍旧把他当作一个有用的人；比起这一点来，职位上的变迁也就而得微不足道了。
他的职责缩小到只及过去的十分之一，但这个工作是斯大林亲自派他做的。因为发生了这个事件以后，只有斯大林能够决定怎样对待他。
他知道，那些不喜欢和不了解他的人是怎样设想他的，他们料想今后他会变得谨小慎微，缩手缩脚。
然而，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他仍旧保持着自己的本色。他来到集团军当军事委员，处在最不利的地位。可是他一到之后几乎立刻就直接写信给斯人林，报告他在前线看到的不正常现象，这种现象不仅对他们的集团军，而且就整个战事来说，都是严重的问越。他写了，还提出自己的建议，其中一部分被采纳了。
经过那次事件以后，斯大林不想见他。不能轻易地原谅他。然而他写给斯大林的信，斯大林看了，并已采纳了那些自己认为必须采取的措施。在李沃夫当了几个月集团军军事委员以后，斯大林又任命他为方面军军事委员。
然而，在四三年，他突然第一次感觉到斯大林不再了解他了，总而言之，不象以前那样了解他了。
以前他仗着斯大林对他的信任，认为自己有权对任何人都不信任。在这一点上，他看到了自己的作用，并且竭力争取发挥这种作用。他把自己对别人的不信任看作政治生活的准则，他不顾情面，把一切值得注意的事情，一切足以引起对某个人不信任或需要予以警惕或加强控制的事情，都向斯大林报告。
他并不捏造反面的事例，但在收集事例方面却不遗余力，他认为不能把事例本身分成值得注意的和不值得注意的。因为任何一个所谓细小的事例，都能在一定的环境中具有重大的意义。
如果一个人没有重大的、明显的缺点，那么必定有细小的、不明显的缺点。不可能不是这样。应当去搜寻和发现这些不明显的缺点，这种缺点也可能会造成危险。
他在四三年初担任方面军军事委员以后，就急忙写信给斯大林，报告方面军司令的缺点，暂时还是所谓“细小的”缺点。
两个月以后，他从这个方面军被调到了另一个方面军。事后他知道，方面军司令向斯大林告了状，要斯大林决定，他和军事委员李沃夫两人中间究竟谁留在方面军里。显然他们两人不可能在一起工作。
在第二个方面军里几乎重复了同样的事情。他和司令之间找不到共同语言。这不是破题儿第一遭。在他的一生中，他和其他人也没有找到过共同语言。他没有想到要找，而且并不认为寻找共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