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古文观止-第13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年，才得到中牟县令之职，因此借了俸银迎母亲到来。母亲到了，却被弹劾去官，这是命啊！”话尚未讲完，哭了。鲁公说：“我一路来受了暑热，就准备热水，让我洗个澡！”说罢，就一直走到别的房间中去，一面洗澡，一面思索，内心不能不有所感动。想了很久，他举手敲浴盆中的水，发誓说：“如果按照常规行事，就不是大丈夫了！”于是他穿戴好衣帽向李县令告辞，李县令大惊，问道：“您到哪里去？”回答：“到省里去。”李交给他官印，他不接受；李县令坚决要给，说：“不要因为我而连累您！”鲁公将官印铿然一声掷在地上，厉声说：“您还不知道我鲁亮侪的为人！”竟拍马飞驰而去。全县的人民都焚香送他。
　　到省以后，鲁公先去拜见布政司和按察司，禀告事情的前后经过。两司都说：“你犯了丧心病了吗？像你这样的做事，在别的总督巡抚面前尚且不许可，更何况是田公呢？”第二天早上，鲁公到衙门时，两司长官已经先在了。名片还没有投进去，全衙门已经在传呼鲁公入内。只见田公朝南而坐，脸色铁青，怒气很盛地在等着他，两旁排列着司、道以下文武官员十余人，田公斜着眼看鲁公说：“你不管县事而来，做什么？”鲁公答：“有事要报告。”问：“官印在哪里？”答：“在中牟县。”又问：“交给什么人？”答：“李县令。”田公一声冷笑，朝着左右看看说：“天下有这样去摘印的人吗？”都回答：“没有。”两司马上起立向田公认罪，说：“这是我们平时没有教诫，以致有这样狂妄背理的官员，请您将鲁之裕也一起撤职，把他交给我们，让我们来严厉审讯他们拉党结派作弊的罪行，以警戒其他官员。”鲁之裕脱下官帽，向前叩头，大声说道：“本来应当这样。只是让我讲明一下：我是一个贫寒的读书人，因为想谋求一官半职，所以来到河南。我能得到中牟县令之职，高兴非常，恨不能连夜就摆起仪仗，立即办理公事。没有想到一入县境，耳闻目睹李县令在百姓心目中的印象竟这样好，士大夫对他也是一样；等见到他本人，知道他挪用银币又是这样的缘故。假如大人您已经知道他的情况而命令我去，我为了自己沽名钓誉，而空手归来，那是我的罪了。如果大人您不知道他的情况而命令我去，我回来向您说明这些原因，请示大人的意旨，这样或许可以不辜负大人爱才之心以及圣上主张以孝来治理天下的意旨。您若是认为李县令没有什么可以哀怜的，那么我再去取印也并不迟。不然，大人辕门外有数十名官员，都想求得一个官印而得不到，我是什么人，敢违拗您的旨意呢！”田公听了默然不言。两司给鲁公递眼色叫他退出。鲁之裕也不道谢，走了出去。刚走到屋簷外，田公变了面色走下台阶，呼叫鲁之裕：“回来！”鲁公之内跪下。田公又招呼他：“向前！”然后取下自己所佩戴的珊瑚冠戴在鲁公头上，叹息着说：“奇男子！这顶冠帽应该给你戴。没有你，我几乎错误地撤掉了贤官。可惜给皇上的奏章已经送出去了，没有办法了！”鲁公问：“几天了？”回答：“已经五天了，即使快马也追不上了。”鲁公说：“大人有恩，我能追还。我年轻时能一天走三百里；大人真要追还奏章，请赐给我一枝令箭作为信物！”田公应允了，于是鲁公马上就走。过了五天，奏章追还了。中牟县令最后太平无事。从此鲁公名闻天下。
　　在此之前，鲁亮侪的父亲曾任广东提督，因受三藩胁迫，与他们结了盟。当时亮侪只有七岁，被作为人质押在吴三桂处。吴王上朝时，亮侪穿了件黄裌衫，头戴插有貂蝉的武官帽子侍立在旁。他年轻英豪，读书完毕，每天与吴王帐下的健儿学习古秦国、越国作战时所摆的军阵以及掷涂泥、赌跳跃等各种武技，所以他的武艺尤其超人一等。
　　（黄屏）　
万斯同先生传
　　〔清〕钱大昕
　　万先生斯同字季野，鄞人。高祖表，明都督同知。父泰，明崇祯丙子举人，鼎革后以经史分授诸子，各名一家。先生其少子也，生而异敏，读书过目不忘。八岁在客坐中背诵扬子《法言》，终篇不失一字。年十四五取家所藏书遍读之，皆得其大意。余姚黄太冲寓甬上，先生与兄斯大皆师事之，得闻蕺山刘氏之学，以慎独为主、以圣贤为必可及。是时甬上有五经会，先生年最少，遇有疑义，辄片言析之。束发未尝为时文，专意古学，博通诸史，尤熟于明代掌故，自洪武至天启实录皆能闇诵。尚书徐公乾学闻其名招致之，其撰《读礼通考》，先生予参定焉。
　　会诏修《明史》，大学士徐公元文为总裁，欲荐入史局，先生力辞，乃延主其家，以刊修委之。元文罢，继之者大学士张公玉书、陈公廷敬、尚书王公鸿绪，皆延请先生有加礼。先生素以明史自任，又病唐以后设局分修之失，尝曰：“昔迁、固才既杰出，又承父学，故事信而言文。其后专家之书，才虽不逮，犹未至如官修者之杂乱也。譬如入人之室，始而周其堂寝叄�湢，继而知其蓄产礼俗，久之其男女少长性质刚柔、轻重贤愚无不习察，然后可制其家之事。若官修之史，仓卒而成于众人，不暇择其材之宜与事之习，是犹招市人而与谋室中之事也。吾所以辞史局而就馆总裁所者，唯恐众人分操割裂，使一代治乱贤奸之迹暗昧而不明耳。”又曰：“史之难言久矣！非事信而言文，其传不显。李翱、曾巩所讥魏晋以后，贤奸事迹暗昧而不明，由无迁、固之文是也。而在今则事之信尤难，盖俗之偷久矣，好恶因心，而毁誉随之，一家之事，言者三人，而其传各异矣，况数百年之久乎！言语可曲附而成，事迹可凿空而构，其传而播之者，未必皆直道之行也；其闻而书之者，未必有裁别之识也。非论其世、知其人而具见其表里，则吾以为信而人受其枉者多矣。吾少馆于某氏，其家有列朝实录，吾读而详识之。长游四方，就故家长老求遗书，考问往事，旁及郡志邑乘、杂家志传之文，靡不网罗参伍，而要以实录为指归。盖实录者，直载其事与言而无所增饰者也。因其世以考其事、核其言而平心察之，则其人之本末十得其八九矣。然言之发或有所由，事之端或有所起，而其流或有所激，则非他书不能具也。凡实录之难详者，吾以它书证之，它书之诬且滥者，吾以所得于实录者裁之，虽不敢谓具可信，而是非之枉于人者鲜矣。昔人于《宋史》已病其繁芜，而吾所述将倍焉，非不知简之为贵也，吾恐后之人务博而不知所裁，故先为之极，使知吾所取者有可损，而所不取者必非其事与言之真而不可益也。”
　　建文一朝无实录，野史因有逊国出亡之说，后人多信之，先生直断之曰：“紫禁城无水关，无可出之理，鬼门亦无其地。《成祖实录》称：‘建文阖宫自焚，上望见宫中烟起，急遣中使往救，至已不及，中使出其尸于火中，还白上。’所谓中使者，乃成祖之内监也，安肯以后尸诳其主？而清宫之日，中涓嫔御为建文所属意者逐一毒考，苟无自焚实据，岂肯不行大索之令耶？且建文登极二三年，削夺亲藩，曾无宽假，以至燕王称兵犯阙，逼迫自殒。即使出亡，亦是势穷力尽，谓之逊国可乎？”由是建文之书法遂定。
　　在都门十余年，士大夫就问无虚日，每月两三会，听讲者常数十人。于前史体例贯穿精熟，指陈得失，皆中肯綮，刘知几、郑樵诸人不能及也。马、班史皆有表，而《后汉》、《三国》以下无之，刘知几谓“得之不为益，失之不为损。”先生则曰：“史之有表，所以通纪传之穷，有其人已入纪传而表之者，有未入纪传而牵连以表之者，表立而后纪传之文可省，故表不可废。读史而不读表，非深于史者也。”
　　康熙壬午四月卒，年六十，所著《历代史表》六十卷、《纪元汇考》四卷、《庙制图考》四卷、《儒林宗派》八卷、《石经考》二卷，皆刊行。又有《周正汇考》八卷、《历代宰辅汇考》八卷、《宋季忠义录》十六卷、《六陵遗事》一卷、《庚申君遗事》一卷、《群书疑辨》十二卷、《书学汇编》二十二卷、《崑崙河源考》二卷、《河渠考》十二卷、《石园诗文集》二十卷，予皆未见也。乾隆初，大学士张公廷玉等奉诏刊定《明史》，以王公鸿绪史稿为本而增损之，王氏稿大半出先生手也。
　　——选自《四部丛刊》本《潜研堂文集》　
　　万斯同先生字季野，是鄞县人。他的高祖万表，是明朝的都督同知；父亲万泰，是明朝崇祯九年的举人，清朝代明以后他把经史之学分别传授给几个儿子，让他们各自专攻一门。万斯同先生是万泰的小儿子，生下来就异常聪敏，读书过目不忘。八岁时曾当客人的面背诵扬雄的《法言》，全篇不差一字。十四五岁时把家里的藏书全都拿来阅读，都能领会其中的主要意思。余姚黄宗羲先生住在宁波，万斯同先生与哥哥万斯大都拜他为老师，学到蕺山刘宗周先生的学说，就是以“慎独”为主，认为圣人贤人的道德学问是能赶得上的。当时宁波有个五经会，其中万斯同先生年龄最小，但每遇到讨论中有疑难的地方，他总是几句话就能把疑难分析明白。他青少年时没有作过八股文，专心学习经史诗赋，通晓历代史书，对明代的制度人物尤其精通，从洪武朝到天启朝的实录都十分熟悉。尚书徐乾学听到他的名声，把他请到自己身边。徐乾学撰写《读礼通考》，万斯同先生协助参加定稿。
　　正逢诏令修撰《明史》，大学士徐元文任总裁，想推荐万斯同先生进入明史馆任职，他极力推辞，于是徐元文就聘请他住在自己家里，把修订编纂的事委托给他。徐元文离职，继任他职务的大学士张玉书、陈廷敬、尚书王鸿绪，都聘请万斯同先生，礼节待遇也更加优厚。万斯同先生一向把撰写明代的历史视为己任，又恐怕重犯唐代以后开设史馆、分头修撰而造成的失误，曾说：“以前司马迁、班固才能既杰出，又继承了父辈的学问，所以叙事翔实而语言富有文采。此后史家私撰的史书，才学虽然比不上司马迁、班固，但还不至于象官修的史书那样杂乱。修史好比一个人到别人的家里去，开始周历熟悉他家的厅堂、寝室、坑厕和浴室，继而了解知道他家的积蓄、产业、礼节和习惯，时间久了他家男女老少性格气质的刚强柔弱、地位高下和智能贤愚，没有不了解和熟悉的。这样以后，才能裁断他们家的事务。象官修的史书，匆忙修成于众人之手，对参与修史的人无暇选择他们才能是否适宜和职事是否熟习，这就象招呼一个过路人来与他商量家中的事一样。我所以要辞去明史馆的职务而接受邀请寓居于总裁家的原因，只是怕众人分操其事、互相割裂，使一代的治理与变乱、贤人与奸贼的事迹昏暗而不明罢了。”他又说：“史书的难修这种说法是由来已久了呵！不是记事翔实而且富于文采，它的流传是不会广泛的。这就是李翱、曾巩所讥笑的魏晋以后，贤人与奸贼的事迹之所以昏暗不明，是由于没有司马迁、班固的文采的缘故啊。但是在今天则以记事的翔实为更难，原因在于苟且马虎的风气由来已久了，喜欢和讨厌随心所欲，而抨击和称赞也就跟着来了，一个人的事迹，由三个人来撰写，因而他的传记也就各不相同了，更何况长达几百年的历史呢！言论可以歪曲附会来编造，事迹可以凭空想象来虚构，那些传播言论和事迹的人，不一定都是走正道的君子；那些根据传闻而加以记载的人，未必有辨别判断的识见。不去议论世事的得失、鉴别人物的优劣从而完整地看到他的外表和内里，那么我认为是事实但别人受它歪曲的例子是很多的了。我小时候求学于某家，他家有明代的各朝实录，我把它熟读而详记了。长大后游历四方，到旧时官宦人家向老人们请求借读前朝的书籍文稿，考察和询问往事，广及州县方志和各家私撰的记载，无不在搜罗参考之列，但总的来说还是以实录为宗旨。因为实录是直接记载事实和言论而没有什么增删修饰的。根据他所处的时代来考查他的事迹、核对他的言论，公平地考察这些言行，那么这个人的生平始末详情十分中能得到八九分了。但是言论的发表或者另有缘故，事情的开端也许别有起因，而在它流传的过程中可能又有变化，那就非得依据其他书的记载不能全部搞清了。凡是实录中难以求其详情的，我用别的书作佐证；别的书歪曲失实的，我用从实录中得到的材料加以判断，虽然不敢说结论全部可信，但是非被人歪曲的事是很少的了。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