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半个世纪的行走和书写-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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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没有哪一个事件，哪怕是最愚昧的乡村恶作剧或最无意义的安纳托利亚秘密祭神仪式，能够比这所学院的“绿头鸭仪式”更无聊 固然，这玩意儿每100年才搞一次，但在中间的日子里却会被栩栩如生地记得。据传说，15世纪修建万灵学院时，一只绿头鸭从喷泉旁一条排水管里拍打着翅膀扑将出来，从此，这只鸟就无法解释地获得了荣誉。每100年一次，研究生们会在饕餮一番后，手持棍棒和刀剑，由一位坐在轿子里的“绿头鸭王”引领，用杆子挑着一只死鸭子，四下里寻找它的影子 到午夜时分，他们无疑全都已经酩酊大醉，爬上屋顶，咆哮声越过雷德克利夫广场，火炬在夜空中摇曳，直到最后快到凌晨时返回公共休息室，和着鸭血干掉最后的饮料，然后让这只鸟再躺上一个世纪。
就我自己而言，我宁愿看到万灵学院保留其拥有特权的挑剔个性，但要在每个房间里塞满求知若渴的全职学者 所有研究生院中效能最高，同时也是最金贵的那种人。传统理论认为，虽然思想与论争在古老的橡木桌上一周接一周地传来递去，但这本身就是一种英式润滑剂，丰富了国民的生活，弥合了不同专业之间的罅隙，值得保留于其自身中，作为一个无忧无虑的、有贴身男仆伺候的古老英国的晚近的残存物。
作为一个整体的牛津大学怀抱着同样的意愿，但并不像上述想法那般陈腐守旧。这是一个仍然自行其是的大学，仍然半独立于世事变换。它试图在平等主义的时代选择一种贵族式的传统，尽管在同情的观察者看来，这通常是值得钦敬的 虽然有一丁点绝望 但对批评者而言，往往不过是傲慢自负。为夏季协商会而拜访这座城市的工团主义者，有时会向愤怒的大学搬运工建议，这整个地方都应该被爆破，让教育部长从零开始；反牛津的批评从未平息过，主旨总是针对这所大学那种过时的优越感 这种感觉就是：尽管它摆出一些开明的姿态，但所迎合的仅仅是这个国家中地位较高的那一半人，并在生活中赋予其毕业生不公平的优势。然而，大多数批评是完全搞错了方向，它们误解了这个地方的粗哑的含糊其词 实际上那仅仅是一副面具，掩饰了它的宽容及对同一性的完全不信任（尽管对于会在2001年万圣节之夜住在雷德克利夫广场附近的任何人来说，它将是令人恼怒的，到时候，那些研究生会再度跟着绿头鸭王爬上高处，在烟囱管帽之间跺脚，围着那只该死的鸭子大吵大闹）。在这个城市中，似乎存在着一个分离的小世界，带有自身私有的时间表，并且，在某种意义上，下述说法是真确的：一直被我们挑剔地检查的牛津，代表了一种几乎已经消逝的文化。尽管你可以努力将这座城市视作一个整体，但那些工厂和住宅小区仍然像是某个古老保留地上的入侵者。令牛津区别于其他城市，或区别于其他大学的一切最非凡之处，源自已然失落的英国秩序 本质上是一个贵族社会，坚定，宽容，充满业余爱好，足够自信到可以在一个僵硬的框架下拥抱一种无穷无尽的多样化。英国绅士主宰着牛津，不是以肉体形式（因为他几乎已经从舞台上消失），而是作为徘徊不去的此地的精神。
另一个英国已经出现，牛津正在适应它，学习如何与摩托工厂及车流共存，努力跟上时代的步伐。这个城市没有什么可怜之处，新牛津将毫无疑问地与老牛津一样自满自足。但是，当你思考它如今的状况时，似乎正在看着这位特使进入一场庄严的戏剧。在英国造园师的黄金时代种下的大树如今已过盛年，不久便会倒下，英国人的岛民特性也正在消退，取而代之的是更为宽广的西方文化。很快，它将仅仅幸存于历史中，但我们来得还不太晚，牛津还矗立在那儿，让我们想起它的缺点和优点 勇敢，傲慢，慷慨，浮华，尖刻，自鸣得意，滑稽有趣。
让我骄傲的是，2001年万灵学院再一次搞“绿头鸭仪式”时，我描述这个可笑仪式的文字被引用在这所学院纪念册的封面上。然而，到这个时候，牛津的一切已经完全不是它1965年时的样子了克什米尔
克什米尔，这个印度与巴基斯坦的争议地区，亚洲的一个长期的潜在爆发点，若说是一个隐遁之地的典型，恐怕会显得吊诡：但是，当时它的确是这样的，我带着一种梦一般的喜悦独个儿隐遁于此。
在克什米尔，在旅游的后期与生命的中途，我第一次遭遇超验的感受。在这个不受时间影响的高高山谷，现实似乎格外相对，真理弯折，距离不精确，甚至日历也不确定地摆来晃去，一周与另一周的界线模糊，星期日的晚上过去后，星期五蹑踪而至、不宣而来。
最初几天，我执著于事实，但却越来越懈怠。似乎没有别的人觉得这有什么重要性。在这儿，仿佛没有什么决定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生活明显悬浮于事件之间的某种遗忘之境。我住在一个没有特定形状或准确地址的湖边，芦苇丛生的蜿蜒水道将其与山谷下游一座15世纪的城市连起来。我去城里得花一个小时，一路上全都躺在船上加软垫的凹处，划桨者在我身后自得其乐地唱起高亢的歌调，偶尔在水烟筒里咕噜噜吸几口，喝下加盐的绿茶。有时，我停下来做一单难以置信的买卖：一支翡翠手链，一只鸭子，蜂窝里刮出的厚厚一坨蜜。有时，全然陌生的人问我手表用多久了，或者向我讲起他们即将到来的初级经济学考试。有时，在这座城市游荡一整天后，在傍晚时分回到我的湖边，对于发生在我身上的任何特定的事儿完全没有哪怕是最细微的回忆。最后，我就这样解放了自己，不受阻遏地飞升于现实之上，几乎不太确定自己身处何地，或者何时，有时甚至忘了自己是谁 用恣意妄为的奇想回答一切问题，从不寻找原因，也不提供理由。我感到自己脱离了躯壳，在这蓝绿色的湖水与周围的雪峰之间，在一种自我的温和涅槃里：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存在于这个克什米尔的天堂山谷之上，而这个山谷是否存在，这本身是一桩个人感知的事儿。我不是第一个进入这个轻盈的感知平台的人。
克什米尔对其访客产生这样一种影响，已经有400多年了。16世纪征服了此地的莫卧尔皇帝对此山谷报以感官的激情，用诱人的花园修饰它，以皇家的放荡荣耀它。19世纪40年代成为其宗主的英国人，认为它是摆脱帝国重负的终极静休之所，并将其魔力带回英国，产生了“在爱的神殿之侧，我爱的那苍白的手”的曲调。今天，流浪于此的嬉皮士为自己找到了无所依托的安逸，而在树顶旅馆与香港之间享受几日克什米尔生活的美国中产阶级，往往觉得这段间奏是一个非实在的梦。克什米尔从来就不仅仅是一个地方。它的品质中包含一番体验，或者一种心境，或者也许是一个理想。被叫做“阿赫迈底亚”的穆斯林宗派相信，基督并没有死在十字架上，而是被偷偷带到了克什米尔，这个最后的完美避难所。而莫卧尔皇帝贾汉吉在临终之际表达过这样的心愿：根据他一直以来的想法，克什米尔和天堂会被证明是同一个地方。
在这儿，我必须得插句话：在更加清醒的时刻，我并不完全同意这位皇帝。严格而现实地看来，克什米尔达不到极乐世界的标准。像它这样高踞于亚洲中部，被苏联、中国和阿富汗挤压在中间，不可能逃避世界的传染。在克什米尔首府斯利那加的高尔夫球场边上，人们经常看到联合国的白色轿车在等待，司机耐心地坐在驾驶位上：周围总有士兵、恼怒的政客、愤恨不平的学生、无法说服的宗教人士。克什米尔是世界上一个永久性的动荡地区。尽管当地民众大多是穆斯林，但直到1947年，它都在英国庇护下由一个印度大君的王朝统治着，而在1947年以后，它又成为印度和巴基斯坦的争议地区。整个克什米尔山谷落在印度领土范围内，但很大一片外围土地被巴基斯坦控制，这一整个地区的合法主权花落谁家尚未确定。克什米尔属于这样一类地方 被安置在地球上到处都有的那些尴尬棘手的角落，似乎从未获得过安宁：一个有点像散布集市谣言的地方，一个总是被联合国决议案涉及的地方，一个这些年来不断成为较小的头条新闻的地方，就像一场永远也不会最终解决的家庭争吵。此外，我的天堂里没有人是贫穷的，但克什米尔的大多数居民实际上非常穷。我的天堂将一直是快乐的，但克什米尔弥漫着一种挥之不去的忧郁。我的天堂中不会有旅行推销员、骗子或叫卖小贩，而克什米尔在过去一个多世纪里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旅行目的地，并且自夸其拥有全亚洲最不讨人喜欢的兜售者和最不屈不挠的砍价者。在我的天堂中，勃艮第红葡萄酒像水一样流淌。而在克什米尔，除了最奢侈的莫卧尔人，其他所有人都不得不凑合着喝印度的戈尔康达酒，那酒产自海德拉巴的葡萄园，每半瓶卖16卢比。
我在哪儿？没错，几乎是一动不动地漂过一个克什米尔的湖，更适宜于呆在一艘西卡拉中 这是威尼斯小艇刚朵拉的远亲，加有顶棚，吃水很深，船尾看上去相当沉重，由带着水烟筒蹲在后面的船夫推动。从外面看，西卡拉像是一个露天市场上的新鲜玩意儿，明亮的颜色与窗帘，总是载满爱扎堆的印度年轻人，一边挥手一边喊着“嗨”，把你误认为是来自南犹他州大学的比较民族学研究生。从里面感觉，西卡拉是一种非常不同的交通工具，像是一个漂浮的胶囊或长沙发，精致地衬以软垫，如同抹过油膏般穿过睡莲，朝游乐园和野餐地驶去。
尽管克什米尔山谷离大海有800英里，并且四周全被巨大的山脉包围，但它的精华与象征性的元素仍然是水。克什米尔的事物本质上都是以一种涟漪般、水样的形态发生。地理学家说，这整个山谷曾经是个湖，如今它仍然点缀着一连串较小的湖。斯利那加位于四个湖的中央，纵横交叉着古老的运河，并且被水势浩大的杰赫勒姆河贯穿。这个首府里没有一处看不到船：豪华庄严的船与寒酸邋遢的船，迅捷如飞的船与被废弃的船；用杆支撑的顶上盖着茅草木瓦的、带发动机的船；满载水果、坚果、木材、皮毛和牲畜而吃水很深的船；驳船、无篷方头平底船、独木舟、单人小艇，还有用来出租的老旧的摩托艇。
在克什米尔的场景中，所有这些漂浮的形象之上，是那些芳名远播的传奇：船屋。克什米尔的船屋已经变成一种瑞士山间木屋式样的船，或者是水上的别墅。通常有山形墙，铺着木瓦屋顶。顶上是一层带遮篷的上层甲板，艉楼甲板铺着舒服的软垫，还有通往水面的台阶。这种船通常会配上维多利亚风格的内饰：深黑色家具，爪形足浴缸，非常诱人的椅背套，肯定还有热水瓶。每座船屋都有自己的炊事船，泊在其船尾，有随侍的西卡拉，靠在其船边，还有一支常驻的仆佣队伍。船屋本身散发出雪松木、咖喱粉的特殊味道，并且深深地濡染着雪茄的烟味：生活在这样一艘船上，停泊在纳金湖的果园堤坝边，或者倚靠在斯利那加的一条运河边的垂柳中，一个人很快就会发现，现实消退了。轻轻拍打的水声接管了一切，黎明时传来鸭子的嘎嘎声，朦胧的霭蓝色的烟从做饭的船上袅袅升起，柔软的水光中，露珠闪烁于睡莲叶片上，小鱼在蔚蓝清澈的水中一闪而过，模糊的山在湖光之外远远地略呈紫色，边缘装饰着一道远雪。在这样的背景中，时间延展，失去其强制性。时日闲散地流动，脚夫将你的咖啡送到上层甲板，西卡拉上的人躺在软垫上等你吩咐，巡游行商的船只踅入你的视线，“女士，您想要看看我的珠宝么？买点巧克力、香烟、香波？你想要一件非常漂亮的小山羊皮上衣么，先生，只要萨维尔街的一半价格？太太，来束鲜花？理个发？皮帽子？要洗衣服吗？”没有什么非常特别的事儿发生。当你想要吃饭时，一桌菜马上就会上来。西卡拉总是在那儿。鸭子嘎嘎叫。当你认真思考这事儿，会发现日升日落，在茶点与暮后小酌之间的某个时候，天色开始变暗了。另一方面，规模缩小了。焦点变窄，聚集到克什米尔水上生活的取景框中。这幅画变得越清晰，越精确，一个人就会发现自己凝神于细枝末节，譬如被拔出水面的伊乐藻上的叶片的数目，或者翠鸟们抽搐般的运动。我随身带着一本奥斯汀的小说来到克什米尔山谷，她那些鹅毛笔写下的戏剧与瓷器般精美的喜剧完美地契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