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明-第47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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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与吴、祖武将世家搞好关系，辽东巡抚的位置根本就坐不稳。

　　　　因此，方一藻放下了身段，令其子方光琛缔盟为忘形交，彻底成了关辽武将世家的代言人。

　　　　当方一藻接到洪承畴的信函后，慌忙召来吴三桂及祖大寿商议。

　　　　吴三桂、祖大寿当然清楚，朝廷组建三军团之后，下一步的目标就是将关辽兵整编，彻底斩？底斩断他们在关辽将士中的手脚。

　　　　这是吴三桂和祖大寿无论如何也不愿意看到的。靖**团、蓟辽军团南下之后，朝廷的整编计划自然落空。吴三桂和祖大寿恨不得两军团与林纯鸿拼个你死我活，哪里愿意如洪承畴所愿，说服朝廷调回两大军团？

　　　　因此，方一藻不仅没有按照洪承畴的意思上，反而积极告之朝廷，鞑子业已退兵，无一丝兴兵迹象。

　　　　至于王继谟，自持有武卫军团、禁卫军团在一侧，哪里会犯政治错误，当然对洪承畴的建议委婉拒绝。

　　　　洪承畴知悉方一藻及王继谟的态度后，气得大骂道：“竖子误国！”

　　　　正当洪承畴担忧蓟辽防线之时，突然从登封县传来了叛乱消息。无独有偶，蒙城亦传来了叛乱的消息。

　　　　登封、蒙城的地理位置颇为奇特，都在林纯鸿的控制范围内，且与朝廷的控制范围接壤。

　　　　更为奇特的是，登封、蒙城分别离靖**团、蓟辽军团的驻地禹州、凤阳不远。

　　　　叛乱初一爆发，朝廷便急不可耐地宣称暴民作乱，而将发动叛乱的一帮人纷纷封官。

　　　　不问可知，周延儒在靖**团、蓟辽军团抵达驻地后，挑动当地的大地主、大乡绅发动了叛乱。

　　　　然而，令周延儒万万想不到的是，荆州方面早就在这些交界区域做好了准备，叛乱初一发动，弓兵便迅速行动，将叛乱扼杀在萌芽之中。

　　　　这个时候，朝廷的封赏令还在路上，离登封、蒙城还有老远。

　　　　南直隶大理使司及河南大理使司驳回朝廷的封赏令，并将一帮叛乱人士斩首的斩首，服劳役的服劳役，并且还指责朝廷不经调查，胡乱封官。

　　　　朝廷闹得个灰头土脸。

　　　　这是一出闹剧。

　　　　洪承畴听闻后，对周延儒鄙薄万分。他甚至怀疑周延儒这些年是不是没有出过门，难道一点都没看出林纯鸿对地方的控制力？

　　　　洪承畴觉得，朝廷再这样继续折腾，不用多久，就会把杨嗣昌前几年苦心聚敛的一点资本挥霍一空。届时，除了让林纯鸿收拾残局，别无其他选择。

　　　　他开始认真考虑与林纯鸿接洽的可能性，以求在鞑子入侵时，林纯鸿能够拉他一把。

　　　　洪承畴没有看出周延儒的用意，不代表林纯鸿看不出。林纯鸿知道，周延儒压根就没想着在蒙城、登封占到什么便宜，他极力挑拨双方的关系，无非想营造双方紧张的气氛，使他自己的位置更牢固而已。

　　　　所以，林纯鸿当然不会随着周延儒的指挥棒跳舞，对叛乱一事冷淡处理，一切按照自己的计划，有条不紊地完善荆州内部架构。

　　　　周延儒一再撩拨荆州团体，荆州居然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让朱由检的信心越来越足，随之，朱由检对周延儒更加信任。

　　　　不过，信任是信任，周延儒前后折腾一通，将朝廷的收入减少了八百万，这是朱由检无论如何也不愿意看见的。

　　　　朱由检一再询问周延儒有何方略增加朝廷的财政收入，周延儒嗫嗫嚅嚅说不出所以然，只能建议朱由检询问陈奇瑜。

　　　　陈奇瑜一时间哪有什么好办法，再加上他对周延儒看不顺眼，当然把责任都推到周延儒身上。

　　　　周延儒深恨陈奇瑜，却又无可奈何。陈奇瑜理财数年，功劳显而易见，朱由检对他的信任非周延儒所能动摇。

　　　　同时，周延儒又非常紧张，毕竟，如果他想不出办法弥补八百万的缺，这个首辅位置怎么看都有点不稳。

　　　　周延儒与吴昌时、董廷献议来议去，觉得可以拿宣府、天津、登州等地的工坊主及商贾征收重税，补朝廷所用。

　　　　甚至，周延儒觉得，根本不需征收重税，只需在宣府、天津、登州仿照林纯鸿征收营业税、增值税，就足够了。

　　　　周延儒、吴昌时和董廷献挑选三地，无疑费了一番思量。

　　　　当初，黄渤考虑到宣府、北京及天津优越的地理位置，繆力在三地发展毛纺织业。黄渤的心血没有白费，宣府迅速成了仅次于东胜的羊毛集散地，而北京、天津的毛纺织业仅次于西安，毛纺织品不仅畅销华北大地，甚至远渡重洋至印度、东非及欧洲。

　　　　江南、荆州、福建、广东等地的商人资金实力雄厚，借着黄渤的东风，迅速掌控了华北范围内的毛纺织业，每年向朝廷缴纳不菲的税收。

　　　　与此同时，林纯鸿在旅顺开放了与满清的贸易往来，作为离旅顺最近的海港城市，登封近水楼台先得月，理所当然地成了山东的货物集散地。

　　　　也就是说，宣府、天津、登封等地有油水，那里又都是一些拥护林纯鸿的商贾，周延儒不搜刮他们，难道还劝解大官僚、大土豪纳粮？

　　　　周延儒还算谨慎，亲自试探了陈奇瑜的态度。当陈奇瑜听闻周延儒欲在天津、宣府、登封三地试点以营业税、增值税代替以往的商税征收办法后，一眼看穿了周延儒的企图。

　　　　不过，出于公心，陈奇瑜坚决反对周延儒鲁莽从事。他苦苦劝阻周延儒：“征收营业税、增值税需要专业的财税人员，还需要一整套的类似荆州的财政制度，方才能顺利从事。现在朝廷没有任何基础，贸然推行，势必将三地搅得一塌糊涂。到头来，收上来的商税恐怕还不如现在的卡税和门税。”

　　　　周延儒觉得陈奇瑜是杨嗣昌的人，对陈奇瑜的劝阻混不当回事。

　　　　他又派幕僚试探了在三地有着直接经济利益的一帮官僚和乡绅，让周延儒吃惊的是，这帮官僚和乡绅也坚决反对。

　　　　反对的理由五花八门。若论实质，就是他们通过卡税和门税获取了极大的好处。

　　　　周延儒这才认真思考改变商税征收方式的可行性，最终放弃了这个打算。

　　　　不过，周延儒从三地搜刮油水的既定政策，永远不会变。

　　　　周延儒指示董廷献上奏章，说宣府、天津、登州三地的商贾则穷奢极欲，时值朝廷财计艰难之际，理应让这帮商人为朝廷贡献更多的税收。

　　　　董廷献建议，在三地增设门卡，提高商税税率。

　　　　周延儒立即票拟，送至通政司，连与朝臣商议的意思都没有。

　　　　朱由检见到奏章后，对董廷献描述的商贾奢华生活，越看越生气，拿出红笔，狠狠地画了一笔，批红完成，只要给事中不封驳，就会马上生效。

　　　　增设门卡，提高税率，无疑提高了众多官僚、乡绅上下其手的机会，此奏章除了陈奇瑜反对了几句外，几乎没有听到反对声音。

　　　　来往于三地的商贾，就这样被朝廷当做了砧板上的肉，试图狠狠地切下了一大块。

第六百八十八章　天津事变（）　


第六百八十九章　聚焦天津（）　
地方官制改革的焦点在于分离司法权和监察权及推举产生各级光禄院。

　　　　分离司法权和监察权好办；毕竟各级监察架构的架子在；由一个部门分拆为两个部门而已。分成两个部门后；再制定律法；将两个机构的职权及运作方式稳固下来即可。至于两个部门有心磕碰碰；或者藕断丝连；目前完全不必在意；可以在今后慢慢调整。

　　　　推举产生各级光禄院就显得非常混乱；异常火爆；耗费了林纯鸿大部分精力。

　　　　按照光禄院相关律法；县级光禄院的构成有三部分：县衙指定；有功名的士子及商贾；这三部分各占三分之一的名额；被称为光禄士。

　　　　然而；由光禄士升为光禄佐郎时；并无三分之一的限制；各路人马凭自己本事及崇高声望；竞争光禄佐郎名额。

　　　　一般而言；县衙指定的人选中包括军烈属；专业人士；能真正为本县建设出谋划策的才智之士等等；这些人一般依附在县衙身上；本身在民间声望并不高。

　　　　可以预见；这些人在竞争光禄佐郎时劣势非常明显。

　　　　反观商贾团体；他们通过协会等组织联合在一起；首先在内部推举出竞争人选；避免自相残杀。再加上他们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近期投入大笔资金用于民生；得到百姓的一致称赞。

　　　　这是他们的优势；不过；商贾一直为人所轻视；劣势也显而易见。

　　　　相比较商贾团体；由于百姓根深蒂固地认为〃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功名之士的声望相当高。

　　　　但是；功名之士存在着文人相轻的坏毛笔；彼此之间不服气；团结性远不及商贾团体；连内部先推举出竞争人选都做不到。

　　　　如黄宗羲；顾炎武；堵胤锡等有识之士；有心通过光禄院限制住时时脱缰的荆州团体；他们对光禄院寄托了极高的期望。他们眼见得功名之士清高；内斗；很有可能在光禄佐郎；光禄郎的竞争中败下阵来；心里大急。

　　　　他们聚在一起商议一番；决定通过遍布全国的门生故旧；说服光禄士们放弃彼此之间的成见；把矛头一致对准新贵及商贾。

　　　　黄宗羲；顾炎武等人的工作卓有成效；功名之士渐渐挽回了颓势；开始攻城略地。

　　　　……

　　　　经过一系列争斗；期间出现了无数的利益交换；出现了无数的违反律法的行为；光禄大夫最终产生；最高级光禄院在扬州成立。

　　　　由于光禄院是大明朝廷认可的机构；一帮退休高官对参加光禄院倒没什么忌讳；他们凭借崇高的声望和资历；最终轻易成为光禄大夫。

　　　　全国上下；光禄大夫共有五百六十二名；其中功名之士占了两百九十八个名额；其余由商贾及其他人员霸占。

　　　　诸如黄宗羲；顾炎？顾炎武；堵胤锡；黄道周等大佬；皆悉数在列。其余如郑彩；郑鸿逵；洪齐云；张德胜；郑梦帆；贾思宜；王大俊等一批大商贾；亦名列其中。

　　　　林纯鸿看到这份名额；倒有点哭笑不得。

　　　　光禄大夫的组成；很好地反映了力量对比。现在商贾的力量还远不及士大夫阶层的力量；至于什么格物；律法；经济等专业人士；基本上就难以出头。

　　　　不过；这与大部分专业人士都在各大机构任职有关。光禄院相关律法规定；具有官身的人士；不得进入光禄院。

　　　　林纯鸿对士大夫在光禄院占据明显优势并不在意。光禄院充其量只是顾问机构；还带有一点民间监督的意思；离真正的大权还远着呢。即便光禄院都被士大夫占据；对荆州的行政；司法；监察等权力影响也不大。

　　　　荆州这边热火朝天；天津也丝毫不逊色。

　　　　表面上看；林纯鸿对天津不理不问。实质上；当王大俊抵达天津；一些聪明的商人马上反应过来；王大俊就是林纯鸿的私人代表。

　　　　王大俊本身声望就非常高；商人们纷纷团结在他周围。王大俊建议；立即释放被扣押的天津地方官；得到了商人们的一致赞同。

　　　　紧接着；王大俊又暗暗地收拢了一批杀气逼人的武士；还弄来了大量的武器。商人们猜测；这些武士压根就是荆州军的军官；武器也来源于荆州。

　　　　商人们士气高涨；在王大俊的组织下；成立了临时委员会；由王大俊担任会长；负责天津卫城的民政及军事。

　　　　天津的管理走上了正规；迅速恢复了秩序。

　　　　时至今日；天津的商人们虽然遭了反；但要达到什么目的；与朝廷如何博弈；还处于混沌状态；没有人说出个所以然。若王大俊不来；恐怕这帮商人除了被蓟辽军团剿灭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可能。

　　　　王大俊出发之前；被林纯鸿耳提面命数个时辰；当然知道该做什么。

　　　　王大俊与临时委员会委员商议数日；最终决定派出人员与朝廷接触；双方就天津的未来进行谈判。

　　　　与朝廷接触可是个难题；王大俊想来想去；想到了杨嗣昌。他立即派人与杨嗣昌接触；希望杨嗣昌作为中间人代为说项。

　　　　杨嗣昌对天津来人大为吃惊；不过；出于对大明负责任的态度。＇；！＇；他将天津的要求转告给朝廷。

　　　　天津提出；朝廷须同意天津仿照上海进行改制；朝廷不能追究商人的责任。同时；天津的商人按照改制后的规矩纳税。

　　　　这样的条件；朱由检和周延儒如何能接受？他们直接通过宝坻县知县警告天津：放下武器；立即投降；只诛首恶；余者不究。

　　　　这样的条件；天津自然不能接受；开始在临时委员会的组织下；磨刀霍霍；加紧修复城墙；完善防御系统；准备迎接蓟辽军团的进攻。

　　　　与此同时；天津的临时委员会加强了舆论攻势；频频在各大报纸发表文章；一一列举门卡之祸害；甚至连哪方高人在中间收取了巨量好处都一一列出。

　　　　这还不算完；王大俊充分发挥商人们精于计算的优势；估计了天津的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