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国富论-第8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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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后退。如果一国没有享受完全自由及完全正义，即无繁荣的可能，那世界上就没有
一国能够繁荣了。幸运的是，在国家内，自然的智慧，对于人类的愚蠢及不公正的许多
恶影响，有了充分的准备，来做纠正，正如在人体内，自然的智慧，有充分准备，来纠
正人类的懒惰及无节制的不良结果一样。
但是，这种学说最大的谬误，似乎在于把工匠、制造业工人和商人看做全无生产或
全不生产的阶级。这种看法的不适当，可由下面的话来说明。
第一，这种学说也承认这一阶级每年再生产他们自身每年消费的价值，至少是延续
了雇用他们和维持他们的那种资财或资本的存在。单就这一点说，把无生产或不生产的
名称加在他们头上，似乎很不妥当。只生一男一次来代替父母、延续人类而不能增加人
类数目的婚姻．不能称为不生儿育女的婚姻。诚然，农业家与农村劳动者，除补偿维持
他们和雇用他们的资财以外，每年还再生产一种纯产物，作为地主的地租。生育三个儿
女的婚姻，确比仅生育两个儿女的婚姻更有生产力，而农民与农村劳动者的劳动，确比
商人、制造业工人与工匠的劳动更有生产力。但是，一个阶级的更多的生产，决不能使
其他阶级成为无生产或不生产的。
第二，无论怎样说，把工匠、制造业工人与商人，和家仆一样看待，似乎是完全不
适当的。家仆的劳动，不能延续雇用他们和维持他们的基金的存在。他们的维持与雇用，
全由主人出费用；他们所搞的工作，在性质上并没有偿还这种费用的可能。他们的工作，
大都是随生随灭的事务，不固定在亦不实现在任何可卖商品上，以补偿他们工资及维持
费的价值。反之，工匠、制造业工人与商人的劳动，却自然而然地固定在并实现在可卖
商品上。因此，在讨论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那一章 中，我把工匠、制造业工人及商
人，归到生产性劳动者内，而把家仆归到无生产或不生产的劳动者内。
第三，无论根据何种假设，说工匠、制造业工人和商人的劳动，不增加社会的真实
收入，都似乎是不妥当的。例如，即使我们假定（象这种学说所假定的一样），这一阶
级每日、每月或每年所消费的价值，恰好等于他们每日、每月或每年所生产的价值，亦
不能因此便断言，他们的劳动，对社会的真实收入，对社会上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真
实价值，无所增加。例如，某一工匠，在收获后六个月时间，作成了值十镑的作业，那
末即使他同时消费了值十镑的谷物及其他必需品，他实际上亦对社会的土地和劳动的年
产物，增加了十镑的价值。在他消费半年收入即价值十镑的谷物及其他必需品时，他又
生产了一个等价值的产品，使他自己或别人能购买相等的半年收入。所以，这六个月时
间所消费及所生产的价值，不等于十镑，而等于二十镑。诚然，无论在什么时候，只存
在着这十镑的价值，但若这价值十镑的谷物及其他必需品，不为这工匠所消费，而为一
兵土或一家仆所消费，那末在六个月终，还存在的那一部分年产物的价值，就比这工匠
劳动的场合要少十镑的价值了。所以，即使他所生产的价值，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没有
超过他所消费的价值，但无论在什么时候，市场上货物实际存在的价值，都赖有他的生
产，能比没有他生产的场合大。
此种学说的拥护者往往说，工匠、制造业工人与商人的消费，等于他们所生产的价
值。在他们这样说时，其意思也许只是，他们的收入，或指定供他们消费的基金，等于
他们所生产的价值。如果他们的话表达得确切些，如果他们只说，这一阶级的收入等于
这一阶级所生产的价值，读者们也许更容易想到，这一阶级从这个收入节省下来的东西，
必会多少增加社会的真实财富。但为了要说出一种象似议论一样的东西，他们不得不照
他们本来的说法来说了。然而，即使假定事情真如他们所假设一样，那种议论亦是非常
不得要领的。
第四，农业家及农村劳动者，如果不节俭，即不能增加社会的真实收入即其土地和
劳动的年产物，这和工匠、制造业工人及商人是一样的。任何社会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
物，都只能由两种方法来增加。其一，改进社会上实际雇用的有用劳动的生产力；其二，
增加社会上实际雇用的有用劳动量。
有用劳动的生产力的改进，取决于：（一）劳动者能力的改进；（二）他工作所用
的机械的改进。因为工匠及制造业工人的劳动，能比农业家和农村劳动者的劳动，实行
更细密的分工，使每个工人的操作更为单纯，所以就工匠及制造业工人说，这两种改进
都能达到高得多的程度。因此，在这方面，耕作者阶级并不比工匠及制造者阶级处于优
越地位。
任何社会实际雇用的有用劳动量的增加，必完全取决于雇用有用劳动的资本的增加；
这种资本的增加，又必恰好等于收入（资本管理人的收入或资本出借人的收入）的节省
额。如果商人、工匠和制造业工人，真如这一学说所设想的那样，自然而然地比地主及
耕作者更有节俭储蓄的倾向，那末他们也就更能够增加本社会所雇用的有用劳动量，因
而更能够增加本社会的真实收入即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
第五，即使一国居民的收入，真如这一学说所设想的那样，全由其居民劳动所能获
得的生活资料构成，在其他一切条件都相等的场合，工商业国的收入，亦必比无工业或
无商业的国家的收入大得多。一国通过商业及工业每年能从外国输入的生活资料量，就
比其土地在现有耕作状态下所能提供的多。城市居民，虽往往没有田地，亦能靠自身的
劳动得到大量的他人土地原生产物，不仅获得工作的原料，而且获得生活资料基金。城
市与其邻近农村的关系，往往即是一个独立国家与其他独立国家的关系。荷兰就是这样
从其他国家得到他们生活资料的大部分。活牲畜来自霍耳斯廷及日兰德；谷物来自几乎
欧洲各个国家。小量的制造品，能购买大量的原生产物。所以，工商业国自然以小部分
本国制造品来交换大部分外国原生产物；反之，无工商业的国家，就大都不得不费去大
部分本国原生产物，来购买极小部分的外国制造品。前者所输出，仅能维持极少数人，
供应极少数人使用，但所输入，却为多数人的生活资料及供应品。后者所输出，是多数
人的供应品及生活资料，但所输入的却只是极少数人的供应品及生活资料。前一类国家
的居民，总能享用比其土地在现有耕作状态下所能提供的多得多的生活资料。后一类国
家的居民，却只能享用少得多的生活资料。
这一学说虽有许多缺点，但在政治经济学这个题目下发表的许多学说中，要以这一
学说最接近千真理。因此，凡愿细心研讨这个极重要科学的原理的人，都得对它十分留
意。这一学说把投在土地上的劳动，看做唯一的生产性劳动，这方面的见解，未免失之
偏狭；但这一学说认为，国民财富非由不可消费的货币财富构成，而由社会劳动每年所
再生产的可消费的货物构成，并认为，完全自由是使这种每年再生产能以最大程度增进
的唯一有效方策，这种说法无论从哪一点说，都是公正而又毫无偏见的。它的信徒很多。
人们大都爱好怪论，总想装作自己能理解平常人所不能理解的东西；这一学说与众不同，
倡言制造业劳动是不生产的劳动，也许是它博得许多人赞赏的一个不小的原因。在过去
数年间，他们居然组成了一个很重要的学派，在法国学术界中，取得了经济学家的名称。
他们的作品，把许多向来不曾有人好好研究过的题目，提到大众面前讨论，并使国家行
政机关在一定程度上赞助农业，所以对于他们的国家，他们确有贡献。就因为他们这种
说法，法国农业一向所受的各种压迫，就有好几种得到了解脱。任何未来的土地购买者
或所有者都不得侵犯的租期，已由九年延长到二十七年了。往昔国内各省间谷物运输所
受各省的限制，完全废除了；输出谷物到外国的自由，在一切普通场合，亦由王国的习
惯法所确认了。这个学派有许多著作，不仅讨论真正的政治经济学，即讨论国民财富的
性质与原因，而且讨论国家行政组织其他各部门。这些著作，都绝对遵循魁奈的学说，
不加任何修改。因此，他们的著作大部分都和他的学说相同。对于这学说，曾作最明白、
最联贯的阐述的，乃是曾任马提尼科州长的里维埃所著《政治社会的自然与基本制度》
那一小册子。这整个学派，对于他们的大师的称扬，不下于古代任何哲学学派对其创立
者的称扬。不过，这学派的大师自己倒是非常谦虚、非常朴质的。有一位勤勉而可尊敬
的作者米拉波说，“从有世界以来，有三个大发明在极大程度上给政治社会带来安定，
这些发明，与其他丰富和装饰政治社会的许多发明无关。第一，是文字的发明，只有它
使人类能把其法律、契约、历史和发明照原样传达下去。第二，是货币的发明，它使各
文明社会联结起来。第三，是《经济表》，它是其他二种发明的结果，把这二者的目标
弄得齐全，使它们完善了；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发现，而我们的子孙将从此获得利
益。”
近代欧洲各国的政治经济学，比较有利于制造业及国外贸易，即城市产业，比较不
利于农业，即农村产业；其他各国的政治经济学，则采用不同的计划，比较有利于农业，
比较不利于制造业及国外贸易。
中国的政策，就特别爱护农业。在欧洲，大部分地方的工匠的境遇优于农业劳动者，
而在中国，据说农业劳动者的境遇却优于技工。在中国，每个人都很想占有若干土地，
或是拥有所有权，或是租地。租借条件据说很适度，对于租借人又有充分保证。中国人
不重视国外贸易。当俄国公使兰杰来北京请求通商时，北京的官吏以惯常的口吻对他说，
“你们乞食般的贸易！”除了对日本，中国人很少或完全没有由自己或用自己船只经营
国外贸易。允许外国船只出入的海港，亦不过一两个。所以，在中国，国外贸易就被局
限在狭窄的范围，要是本国船只或外国船只能比较自由地经营国外贸易，这种范围当然
就会大得多。
制造品常常是体积小价值大，能以比大部分原生产物更小的费用由一国运至他国，
所以在所有国家，它们都是国外贸易的主要支柱。而且在幅员不象中国那么广大而国内
贸易不象中国那么有利的国家，制造业亦常需要国外贸易来支持。设无广阔的国外市场，
那在幅员不大仅能提供狭小国内市场的国家，或在国内各省间交通不方便而国内某地生
产物不能畅销国内各地的国家，制造业就没有好好发展的可能。必须记住，制造业的完
善，全然依赖分工，而制造业所能实行的分工程度，又必然受市场范围的支配，这是我
们曾经说过的。中国幅员是那么广大，居民是那么多，气候是各种各样，因此各地方有
各种各样的产物，各省间的水运交通，大部分又是极其便利，所以单单这个广大国内市
场，就够支持很大的制造业，并且容许很可观的分工程度。就面积而言，中国的国内市
场，也许并不小于全欧洲各国的市场。假设能在国内市场之外，再加上世界其余各地的
国外市场，那末更广大的国外贸易，必能大大增加中国制造品，大大改进其制造业的生
产力。如果这种国外贸易，有大部分由中国经营，则尤有这种结果。通过更广泛的航行，
中国人自会学得外国所用各种机械的使用术与建造术，以及世界其他各国技术上、产业
上其他各种改良。但在今日中国的情况下，他们除了模仿他们的邻国日本以外，却几乎
没有机会模仿其他外国的先例，来改良他们自己。
古埃及和印度政府的政策，似亦比较有利于农业，比较不利于其他一切职业。
古埃及和印度，都把全体人民分成若干阶级或部族，由父至子，世袭某一特定职业
或某一种类职业。僧侣的儿子，必然是僧侣；士兵的儿子，必然是士兵；农业劳动者的
儿子，必然是农业劳动者；织工的儿子，必然是织工；缝工的儿子，必然是缝工；余可
类推。在这两国，僧侣阶级占最高地位，其次是士兵；而农业家及农业劳动者阶级，在
地位上都高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