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国富论-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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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所有者个人的利害关系。如果把这基金的任何部分，用于维待非生产性劳动者，这
样不按照原指定用途滥用该基金的人，非吃亏不可。
　　　　奢侈者就是这样滥用资本：不量入为出，结果就蚕食了资本。正象把一种敬神之用
的基金的收入移作渎神之用的人一样，他把父兄节省下来打算作点事业的钱，豢养着许
多游手好闲的人。由于雇用生产性劳动的基金减少了，所雇用的能增加物品价值的劳动
量亦减少了，因而，全国的土地和劳动的年生产物价值减少了，全国居民的真实财富和
收入亦减少了。奢侈者夺勤劳者的面包来豢养游惰者。如果另一部分人的节俭，不足抵
偿这一部分人的奢侈，奢侈者所为，不但会陷他自身于贫穷，而且将陷全国于匮乏。
　　　　纵使奢侈者所费全系国产商品，不用一点外国货，结果亦将同样影响社会的生产基
金。每年总有一定数量的食品和衣服，本来应该用来维持生产性劳动者的，被用来维持
非生产性劳动者。因此，每年一国生产物的价值，总不免低于本来应有的价值。
　　　　有人会说，这种花费，不是用来购买外国货，不曾引起金银往外输出，国内货币是
不会减少的。但是，假若这一定量的食品和衣服，不被不生产者消费，而是分配给生产
者，他们就不仅可再生产他们消费的全部价值，而且可提供利润了。这同量的货币将依
然留在国内，却又再生产了一个等价值的消费物品，所以结果将有两个价值，不仅有一
个价值。
　　　　而且，年生产物价值日趋减落的国家，决不能保留这同量的货币。货币的唯一功用，
是周转消费品。赖有货币，食品、材料与制成品才可实行卖买，而分配给正当的消费者。
一国每年所能通用的货币量，取决于每年在国内流通的消费品的价值。每年在国内流通
的消费品，不是本国土地和劳动的直接生产物，就是用本国生产物购买进来的物品。国
内生产物的价值减少了，每年在国内流通的消费品的价值亦必减少，因而，国内每年所
能通用的货币量，亦必减少。因生产物年年减少而被逐出国内流通领域以外的货币，决
不能弃无所用。货币所有者由于利害关系，决不愿自己的货币放着不用。国内没有用途，
他就会不顾法律，不顾禁止，送往外国，用来购买国内有用的各种消费物品。货币每年
的输出，将在一定期间内继续着，使国内人民每年的消费额，超过他们本国年产物的价
值。繁荣时代从积下来年产物所购买的金银，在这逆境中可支持他们一些时候。但在这
场合，金银输出，不是民生凋敝的原因，而是民生凋敝的结果。实际说来，这种输出，
甚至还可暂时减少民生凋敝的痛苦。
　　　　反过来说，一国年产物的价值增加了，货币量亦必自然增加。每年在国内流通的消
费品价值增加了，当然需要更多的货币量来流通。因此，有一部分增加的生产物，必定
会四散出去，在有金银的地方，购买必要增加的金银。但在这场合，金银增加，只是社
会繁荣的结果，而不是社会繁荣的原因。购买金银的条件，是到处一样的。从矿山掘出，
再运到市上来，总需要一定数量的劳动或资本。为这事业而劳动而投资的人，总需要农
食住的供给与收入。这一定数量的供给和收入，就是购买金银的价格。在英格兰购买金
银是这样，在秘鲁购买金银也是这样。需要金银的国家，只要出得起这个价格，用不着
担心所需的金银会长久缺乏。而不需要的金银，亦不会长久留在国内。
　　　　所以，无论我们根据明白合理的说法，说构成一国真实财富与收入的，是一国劳动
和土地的年产物的价值，或是依随通俗的偏见，说构成一国真实财富与收入的，是国内
流通的贵金属量——总之，无论就哪一个观点说，奢侈都是公众的敌人，节俭都是社会
的恩人。
　　　　再讲妄为。妄为的结果，和奢侈相同。农业上、矿业上、渔业上、商业上、工业上
一切不谨慎的、无成功希望的计划，对于雇用生产性劳动的基金，都有使之减损的趋势。
固然，投在这种计划上的资本，亦只由生产性劳动者消费，但由于使用不适当，所只，
他们消费的价值，不能充分再生产出来，与使用适当的场合比较，总不免减少社会上的
生产基金。
　　　　幸而就大国的情形说，个人的奢侈妄为，不能有多大影响。另一部分人的俭朴慎重，
总够补偿这一部分人的奢侈妄为而有余。
　　　　讲到奢侈，一个人所以会浪费，当然因为他有现在享乐的欲望。这种欲望的热烈，
有时简直难于抑制，但一般说来，那总是暂时的偶然的。再讲节俭，一个人所以会节俭，
当然因为他有改良自身状况的愿望。这愿望，虽然是冷静的、沉着的，但我们从胎里出
来一直到死，从没一刻放弃过这愿望。我们一生到死，对于自身地位，几乎没有一个人
会有一刻觉得完全满意，不求进步，不想改良。但是怎样改良呢，一般人都觉得，增加
财产是必要的手段，这手段最通俗，最明显。增加财产的最适当的方法，就是在常年的
收入或特殊的收入中，节省一部分，贮蓄起来。所以，虽然每个人都不免有时有浪费的
欲望，并且，有一种人，是无时不有这欲望，但一般平均说来，在我们人类生命的过程
中，节俭的心理，不仅常占优势，而且大占优势。
　　　　再讲妄为，无论那里，慎重和成功的事业总占极多数。不慎重、不成功的事业，总
占极少数。我们虽然常常看见破产的失意者，但在无数的经营商业的人中，失败的总是
全数中的极小部分。一千个中，只有一个吧。破产这种灾祸，对于一个清白的人，实在
是极大的极难堪的灾祸。不留意避免它的人，实在不多。当然罗，不知道避免它的人，
象不知道避绞台的人一样，也并非没有。
　　　　地大物博的国家，固然不会因私人奢侈妄为而贫穷，但政府的奢侈妄为，却有时可
把它弄得穷困。在许多国家中，公众的收入，全部或几乎全部都是用来维持不生产者。
朝廷上的王公大臣、教会中的牧师神父，就是这一类人。又如海陆军，他们在平时既一
无生产，在战时又不能有所获取，来补偿他们的维持费。甚至在战争继续进行的期间，
也如此。这些人，因为他们一无生产，不得不仰给于别人劳动的产物。如果他们人数增
加到不应有的数额，他们可能在某一年消费掉这么多的上述产物，以致反无足够余量来
维持能在次年有所再生产的生产性劳动者。于是下一年的再生产，一定不及上一年。如
果这种混乱情形继续下去，第三年的再生产，又一定不及第二年。那些只应拿人民的一
部分剩余收入来维持的不生产者，他们可能消费了人民全收入的这样大的部分，使得这
么多人民不得不侵蚀他们的资本，侵蚀维持生产性劳动的基金，以致不论个人多么节俭
多么慎重，都不能补偿这样大的浪费。
　　　　然而，就经验所得，在大多数场合，个人的节俭慎重，又似乎不仅可以补偿个人的
奢侈妄为，而且可以补偿政府的浪费。每个人改善自身境况的一致的、经常的、不断的
努力是社会财富、国民财富以及私人财富所赖以产生的重大因素。这不断的努力，常常
强大得足以战胜政府的浪费，足以挽救行政的大错误，使事情日趋改良。譬如，人间虽
有疾病，有庸医，但人身上总似有一种莫明其妙的力量，可以突破一切难关，恢复原来
的健康。
　　　　增加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价值，只有两个方法，一为增加生产性劳动者的数
目，一为增进受雇劳动者的生产力。很明显，要增加生产性劳动者的数目，必先增加资
本，增加维持生产性劳动者的基金。要增加同数受雇劳动者的生产力，唯有增加那便利
劳动、缩减劳动的机械和工具，或者把它们改良。不然，就是使工作的分配，更为适当。
但无论怎样，都有增加资本的必要。要改良机器，少不了增加资本；要改良工作的分配，
亦少不了增加资本。把工作分成许多部分，使每个工人一直专做一种工作，比由一个人
兼任各种工作，定须增加不少资本。因此，我们如果比较同一国民的前代和后代，发觉
那里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后代比前代多了，其土地耕作状况进步了，工业扩大了、
繁盛了，商业推广了，我们就可断言，在这两个时代间，这国的资本，必定增加了不少。
那里一部分人民的节俭慎重所增加于资本的数额，一定是多于另一部分人民的妄为和政
府的浪费所侵蚀了的资本的数额。说到这里，我应该声明一句，只要国泰民安，即使政
府不是节省慎重的，国家情况，也可有这种进步。不过，我们要正确判定这种进步，不
应比较两个相离太近的时代。进步是如此逐渐的，时代太近了，不但看不出它的改良，
有时，即使国家是一般地改良了，但我们往往因看到某种产业的凋零或某一地方的衰落，
便怀疑它全国的财富与产业都在退步。
　　　　和一百年前查理二世复辟时比较，现在英格兰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当然是多得多
了。现在怀疑英国年产物增加的人，固然不多，但在这一百年时间内，几乎每隔五年，
即有几本写得很好能使人动听的书或小册子，说英格兰的国富正在锐减，人口正在减少，
并且说那里是农业退步，工业凋零，商业衰落。而且，这类书籍，不见得全是党派的宣
传品，全是欺诈和见利忘义的产物。我晓得，它们里面有许多是极诚实、极聪明的作家
所写的。这些人所叙述的，没有不是他们自己相信的。
　　　　再者，和二百年前伊丽莎白即位时比较，查理二世复辟时代英格兰土地和劳动的年
产物，必定多得多了。和三百年前约克与兰克斯特争胜时代末期比较，伊丽莎白时代英
格兰的年产物，必又多得多了。再推上去，约克与兰克斯特时代，当然胜于诺尔曼征服
的时代；诺尔曼征服的时代，当然又胜于撒克逊七人统治的时代。在撒克逊七人统治的
时代，英国当然不能说是一个进步的国家，但与朱利阿·凯撒侵略时代（这时，英格兰
居民的状况，和北美野蛮人相差不远）比较，又算大进步了。
　　　　然而，在这各个时期中，私人有很多浪费，政府也有很多浪费，而且发生了许多次
费用浩大的不必要的战争，原用来维持生产者的年产物，有许多移用来维持不生产者。
有时，在讧江激烈的时候，浪费的浩大，资本的破坏，在任何人看来，都会感觉这不但
会妨碍财富的自然蓄积（实际上确是如此），而且会使国家在这时期之末陷于更为贫困
的地位。查理二世复辟以后，英国境况是最幸福最富裕的了，但那时又有多少紊乱与不
幸事件发生呢？如果我们是生在那时，我们一定会耽心英格兰的前途，说它不仅要陷于
贫困，怕还会全然破灭吧。你想想看，伦敦大火以后，继以大疫，又加英荷两次战后的
革命骚扰，对爱尔兰战争，1688年、1702年、1742年和1756年四次对法耗费巨大的大战，
再有1715年和1745年二次叛乱。不说别的，单就达四次英法大战的结果来说，英国欠下
来的债务，就在一亿四千五百万镑以上，加上战争所引起的各种特殊支出，恐怕总共不
下二亿镑吧。自革命以来，我国年产物，就常有这样大的部分，用来维持非常多的不生
产者。假使当时没有战争，那末当时当作那样用费的资本，其中定有一大部分会改变用
途来雇用生产性劳动者。生产性劳动者既能再生产他们消费的全价值，并提供利润，那
末，我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价值每年的增加，就可想见了，而且每一年的增加，又
必能更增多下一年的增加。如果当时没有战争，建造起来的房屋一定更多；改良了的土
地一定更广大；已改良土地的耕作一定更加完善；制造业一定增多了，已有的制造业又
一定推广了；至于国民真实财富与收入将要怎样增加起来，我们也许难于想象。
　　　　政府的浪费，虽无疑曾阻碍英格兰在财富与改良方面的自然发展，但不能使它停止
发展。与复辟时代比较，现在英格兰土地和劳动的年生产物是多得多了；与革命时代比
较，也是多得多了。英格兰每年用以耕作土地维持农业劳动的资本，也一定比过去多得
多了。一方面虽有政府的诛求，但另方面，却有无数个人在那里普遍地不断地努力改进
自己的境况，节省哪、慎重哪，他们不动声色地、一步一步地把资本累积起来。正是这
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