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国富论-第1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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奢侈品还一无所知的时候，有大收入的人，象我在第三篇说过的那样，除了尽收入能维
持多少人，使用以维持多少人外，再也不能有其他消费或享受收入的方法。一个大收入，
随时都可说是对一大量生活必需品的支配力。在那种未开化社会状态下，那收入一般都
是以一大量必需品，即粗衣粗食的原料，如谷物、牲畜、羊毛及生皮等物收进的。当时
既无商业，又无制造业，所以这些物资的所有者，找不到任何东西，可以交换其消费不
了的大部分物资；除了尽其所有，用以供人吃穿外，他简直无法处置其剩余。在此情况
下，富者及有权势者的主要费用，就是不奢华的款客和不炫耀的惠施，而这种款客和惠
施，我在本书第三篇也曾说过，是不容易使人陷于破产的。至于利己的享乐就不同了，
虽至微末，追求的结果，智者有时亦不免于灭亡。例如斗鸡的狂热，曾经使许多人破了
产。我相信，由上述性质的款待或惠施而败家的人，当不很多，但由铺张的款客和炫耀
的惠施而败家的则为数极多。在我们封建的祖先之间，同一家族长久继续保有同一地产
的事实，可充分表示他们生活上量入为出的一般性向。大土地所有者不断行着乡下式的
款待，看来虽与良好的理财原则不可分离的生活秩序有所背离，但我们得承认他们至少
也知道搏节，没把全部收入尽行消费掉。他们大概有机会卖掉其一部分羊毛或生皮取得
货币。这货币的一部分，他们也许是用以购买当前环境所能提供的某种虚荣品及奢侈品
来消费，但还有一部分，则常是照原样蓄藏起来。实际上，他们除了把节约的部分蓄藏
着，也就不好再怎么处置。经商吧，那对于一个绅士是不名誉的；放债吧，当时早视为
非义，而且为法律所不许，那是更不名誉的。加之，在那种强暴混乱的时代，说不定有
一天会被赶出自己的住宅，所以，在手边藏蓄一点货币，以便那时候携带一些公认为有
价值的东西，逃往安全地带，是得计的。使个人以藏蓄货币为得计的强暴，更使个人以
隐匿其藏蓄的货币为得计。动不动就有埋藏物发现，无主财宝发现，那可充分证明，当
时藏蓄货币及隐匿藏蓄之事，是非常流行的。有一个时候，埋藏物简直成了君主的一个
重要收入部分。然在今日，哪怕全王国的一切埋藏物，亦恐不够成为一个多财绅士的主
要收入部门了。
　　　　节约与藏蓄的倾向，流行于人民之间，也同样流行于君主之间。我在本书第四篇说
过，在没有什么商业及制造业可言的国家，君主所处境地，自然会使他奉行蓄积所必要
的节约。在那种境地，就是君主的费用，亦不能由他的虚荣心支配；他喜欢有一个华丽
装饰的宫廷，但那个无知的时代，却只能给他提供一点无甚价值的小玩意儿。而这就构
成他宫廷的全部装饰。当时是无常备军的必要的，所以，象其他大领主的费用一样，就
连君主的费用，除了用以奖励其佃户，款待其家臣外，几乎没有用处。但是奖励及款待，
很少会流于无节制，而虚荣则几乎都会流于无节制，因此，欧洲一切古代君主，无不善
有财宝。即在今日，听说每个鞑靼酋长，还是积有财宝。
　　　　在富有各种高价奢侈品的商业国内，君主自然会把他的收入大部分，用以购买这些
奢侈品，象其版图内一切大土地所有者一样。他本国及邻近各国，供给他许许多多的各
种高价装饰物，这些装饰物，形成了宫廷华丽但无意义的壮观。君主属下的贵族们，为
了追求次一等的同种壮观，一方面打发其家臣，一方面让租地人独立，这一来，他们就
渐次失掉了权威，以致与君主领土内其他大部分富裕市民，没有区别了。左右他们行为
的浮薄热望，也左右他们君主的行为。在他领土内，个个富有者都在征逐这种享乐，怎
能叫他一个人富而不淫呢？假使他没把怎么大的部分的收入用于享乐（他多半是如此），
以致减弱国防力量，那么，超过维持国防需要那一部分的收入，是不能期望他不消费的。
他平常的费用，就等于他平常的收入；费用不超过收入，就算万幸了。财宝的蓄积，再
无希望；一旦有特别急需，需要特别费用，他定然要向人民要求特别的援助。1610年法
兰西国王亨利四世死后，欧洲大君主中蓄有很多财宝的，据推测只有普鲁士现国王及前
国王。君主政府不说，共和政府，为蓄积而行节约的事亦几乎是同样罕见的。意大利各
共和国、尼得兰共和国都负有债务。伯尔尼联邦积有不少的财宝，但在欧洲是仅见的。
瑞士共和国其他联邦，全无蓄积可言。崇尚某种美观，至少，崇尚堂皇的建筑物及其他
公共装饰物，最大国王的放荡的宫廷，自不必说，就连那些小共和国看似质朴的议会议
事堂也往往如此。
　　　　一国在平时没有节约，到战时就只好迫而借债。战争勃发起来，国库中，除了充当
平时设施所必要的经常费的款项外，没有其他款项。战时为国防设备所需的费用，须三
倍四倍于平时，因此在战时的收入，也须三倍四倍于平时收入。即使君主马上就有一种
办法，能按照费用增大的比例而增大他的收入——这几乎是不会有的——这增大收入的
源泉，必出自赋税，而赋税的课征，大抵要经过十个月乃至十二个月，才有税款收入国
库。可是，在战争勃发的瞬间，或者宁说，在战争似要勃发的瞬间，军队必须增大，舰
队必须装备，防军驻在的都市必须设防，而这军队、舰队、防军驻在的都市，还须供给
武器、弹药及粮食。总之，在危险临到的瞬间，就得负担一项马上就要的大费用；这费
用是不能等待新税逐渐地慢慢地纳入国库来应付的。在此万分紧急的情况下，除了借债，
政府再不能有其他方法了。
　　　　由于道德原因的作用，这种使政府有借款必要的商业社会状态，使人民具有贷款的
能力和贷款的意向。这种商业社会状态要是通常带来借款的必要，它也同样带来借款的
便利。
　　　　商人和工厂主众多的国家，必然有很多这样的人，不仅是他们自己的资本，而且有
愿意以货币借给他们或以货物委托他们经营的人的资本，频繁地在他们手中通过，比不
做生意、不从事生产事业，靠自己收入为生的私人的收入通过自己手中的次数，更要频
繁。象上面所说那种私人的收入，经常每年只通过他自己手中一次。但一个商人，如从
事那本利能迅速收回的商业，他的全部资本及信用，就往往每年会通过他手中三、四次。
因此，一个商人多工厂主多的国家，必然有很多的人是愿意随时都能以巨额款项贷与政
府。所以，商业国人民，都具有出贷能力。
　　　　任何国家，如果没有具备正规的司法行政制度，以致人民关于自己的财产所有权，
不能感到安全，以致人民对于人们遵守契约的信汪心，没有法律予以支持，以致人民设
想政府未必经常地行使其权力，强制一切有支付能力者偿还债务，那么，那里的商业制
造业，很少能够长久发达。简言之，人民如对政府的公正，没有信心，这种国家的商业
制造业，就很少能长久发达。大商人大工厂主，如平时信任政府，敢把财产委托政府保
护，到了非常时候，就也敢把财产交给政府使用。把款借给政府，绝不会减少他们进行
商业及制造业的能力，反之，通常却会增大那能力。国有急需，大抵会使政府，乐于以
极有利于出借人的条件借款。政府付与原债权者的保证物，得转移于任何其他债权者；
并且，由于人民普遍信任政府的正义，那保证物大概能以比原价高的价格，在市场上买
卖。商人或有钱者，把钱借给政府，可从此赚到钱，他的营业资本不但不会减少，反会
增加。政府如允许他最先应募新借款，他大抵会视为一种特惠。所以，商业国人民，都
具有贷款的意向或乐意。
　　　　这种国家的政府，极易产生这秤信念，即在非常时期，人民有能力把钱借给它，而
且愿意把钱借给它。它既预见到借款的容易，所以在平时就不孜孜干节约。
　　　　在未开化的社会，既无大商业资本，亦无大制造业资本。个人把他所能节约的货币，
都藏蓄起来；凡所藏蓄的货币，都隐匿起来；他这么做，因为他不相信政府的公正，并
且怕他的藏蓄被知道了，被发觉了，立即就要被掠夺。在此种状态下，遇着危急的关头，
能贷款给政府的必然很少，愿贷款给政府的简直没有。为君主者，预知借款的绝不可能，
所以他就觉得，须为紧急关头预先节约。这种先见之明，把他节约的自然倾向加强了。
　　　　巨额债务的增积过程，在欧洲各大国，差不多是一样的；目前各大国国民，都受此
压迫，久而久之，说不定要因而破产！国家与个人同，开始借款时，通常全凭个人信用，
没有指定特别资源或抵押特别资源来保证债务的偿还。在这种信用失效以后，它们继续
借款，就以特别资源作抵押。
　　　　英国所谓无担保公债，就是依前一方法借入的。它有一部分为全无利息或被认为全
无利息的债务，类似个人记帐的债务；一部分为有利息的债务，类似个人用期票或汇票
借入的债务。凡对特别服役所欠的债务，对尚未给付报酬的各种服役所欠的债务，陆军
海军及军械方面临时开支的一部分，外国君王补助金的未付余额，海员工资的未付余额
等，通常构成前一种债务。有时为支付这债务的一部分和有时为其他目的而发行的海军
证券或财政部证券，构成后一种债务。财政部证券利良，自发行之日算起；海军证券利
息，自发行后六个月算起。英格兰银行，通过自动按照时价贴现这种证券，以及通过与
政府议定以某种报酬条件替它流通财政部证券，即按额面价格收受该证券并支付其所应
付的利息等办法，给该证券保持了价值，便利了流通，从而使政府能够常常借到巨额的
这种公债。在法兰西，因无银行，国家证券有时须打百分之六十或七十的折扣出售。在
威廉王大改铸币时代，英格兰银行认为应当停止其平常的业务，财政部证券及符契，据
说要打百分之二十五乃至百分之六十的折扣买卖。其原因，一部分是革命甫定，新政府
是否安定尚未可必；另一部分，则是英格兰银行没给予援助。
　　　　此种手段行不通，而政府举债，需要指定或抵押国家特定收入来担保债务的偿还时，
政府在不同时候，曾使用了两种不同的方法。有时这指定或抵押，限于短期，如一年或
数年；有时，又定为永久。在前一场合，作为抵押的收入，据推想在限定期间内，足够
付清所借货币的本金及其利息。在后一场合，作为抵押的收入，据推想只够支付利息或
等于利息的永久年金，政府几时能偿还借入的本金，就偿清它。货币以前一方法借入，
通称为预支法；以后一方法借入，则通称为永久付息法或简称为息债法。
　　　　英国每年征收的土地税及麦芽税，政府逐年都依据不断插入课税法令中的借款条款
加以挪用。这项款额，通常由英格兰银行垫付，收取利息，到税款陆续纳入国库时，逐
渐收还。其所索利息率，革命以来，迭有变化，自百分之八乃至百分之三不等。如果某
年度收入的税款，不够还清垫支的金额及其利息（此为常事），则此不足余额，取偿于
次年度收入的税款。这样，国家收入中尚未用作担保的这唯一主要收入部门，经常每年
在未收归国库之前，先已消费了。此与无打算的浪费者同，浪费者对其收入，每迫不及
待，而预先出息借支；国家则不断向其代理人及经理人借款，不断为使用自己的货币而
支付利息。
　　　　在威廉王及大部分安妮女王时代，永久付息的借款方法，不象今日那么习见。那时
候，大部分新税，只限于短期（仅四年、五年、六年或七年）征收，各年度国库的支出，
大抵是得自预先挪用这些税收的借款。税收往往在限定期内，不够支付借款的本金及利
息，于是就得延长收税年限，从而补足这项短额。
　　　　1697年，依照威廉三世第八年第二号法令，将这些瞬将满期各税的征收年限，延至
1706年8月1日，以弥补它们税额的不足。这就是当时所谓第一次总抵押或基金。归这基
金负担的不足额，计达五百十六万零四百五十九镑十四先令九便士半。
　　　　1701年，这些税以及其他若干税的征收年限，又因同～目的延长至171O年8月1日，
是为第二次总抵押或基金。这次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