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国富论-第10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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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钞票一样，在市面流通授受；而且由议会法律宣布为本州一切人民间的法币。人民借
此证券，须以两倍价值的土地作为担保，并须付若干利息。宾夕法尼亚政府是节俭而有
秩序的，它每年的经常费用，不过四千五百镑；它由这种贷款方法筹到的相当收入，对
支付这笔费用大有帮助。不过，实行这种方策的功效如何，须视下面的三种情形而定：
第一，对于金银货币以外的其他交易媒介有多少需要，换言之，对于必须以金钱向外国
购买的消费品，有多少需要，第二，利用这方策的政府，信用如何；第三，信用证券全
部价值，决不可超过在没有这证券的情况下流通界所需金银币的全部价值，所以这种方
策是否使用得适如其度，亦与其成功大有关系。在美洲其他几处殖民地，亦曾几度施行
过这同一方策，但由于滥用无度，结局多半是利少害多。
　　　　能够维持政府的安全与尊严的，只有确实的、稳定的、恒久的收入，至于不确实的、
不经久的资本及信用，决不可把它当作政府的主要收入资源。所以，一切已经超过游牧
阶段的大国政府，从来都不由这种源泉取得其大部分的公共收入。
　　　　土地是一种比较确实和恒久的资源。所以一切越过了游牧阶段的大国的收入，都是
以国有地地积为主要源泉。古代希腊及意大利各共和国就是如此。它们国家大部分必要
费用的开支，在很长时间内是取绘于国有地的产物或地租。而往时欧洲各国君主大部分
的收入，亦在很长时间内取给干王室领地的地租。
　　　　在近代，战争及准备战争这两件事体，占了一切大国必要费用的大部分。但是在希
腊及意大利古代各共和国，每个市民，都是兵士，服役也好，准备服役也好，费用通由
他们自备，国家无须支出很多的费用。所以，一项不太大数额的所有地地租，就够开支
政府一切必要费用而有余。
　　　　在欧洲古代君主国中，大多数人民因当时风俗及习尚所趋，对于战争，都有充分准
备；一旦参加战争，依照封建的租地条件，他们自己支付自己的费用，或由直属领主出
资维持，君主无须增加新的负担。政府其他费用，大都非常有限。司法行政一项，不但
毫无所费，而且为收入源泉，这是我们前面说过的。乡下人民于每年收获前及收获后，
各提供三日劳动；国内商业上认为必要的一切桥梁、大道及其他土木工事，有这项劳动，
就够营造维持了。当时君主的主要费用，似乎就是他自身家庭及宫廷的维持费。他宫廷
的官吏，即国家的大官。户部卿是为君主收地租的，宫内卿及内务卿是为他的家庭掌管
出纳费用的。君主的厩舍，则委任警卫卿、部署卿分别料理。君主所居的宫宝，通以城
廓形式建筑，无异于他所有的主要要塞。这要塞的守护者，则有似卫戍总督。君主平时
必须出费维持的武官，就只限于这些人。在这种种情况下，一个大所有地的地租，通常
就很可开支政府一切必要的费用了。
　　　　欧洲多数文明的君主国的现状是，全国所有土地，管理得有们全部属一个人所有，
全部土地所能够提供的地租，恐怕决不会达到各该国平时向人民征收的普通收入那么多。
例如，英国平常的收入，包括其用作开支必要经常费，支付公债利息，及清偿一部分公
债等用途的，每年达一千万镑以上。然而所收土地税，以每镑征四先令计，尚不及二百
万镑。这所谓土地税，按照设想，不仅包括由一切土地地租征取的五分之一，而且包括
对一切房租、一切资本利息征取的五分之一，免纳此税的资本，只放贷于国家的及用于
耕作的部分。这土地税，很大部分是取自房租及资本利息。例如，以每镑征四先令计，
伦敦市的土地税，计达十三万三千三百九十九镑六先令七便士；威斯敏斯特市，六万三
千零九十二镑一先令六便士；沃特赫尔及圣詹姆斯两宫殿，三万零七百五十四镑六先令
三便士。这土地税的一定部分，按照同样规定向王国各部会各市镇征收，而几乎全都出
自房租及商业资本和借贷资本的利息。总之，英国值五抽一的土地税，既然不到二百万
镑，则全部地租、全部房租、全部资本（贷给政府及用于耕作的资本除外）利息收入总
额，当然不超过一千万镑，也就是说不超过英国在平时向人民征收的收入额。英国为征
收土地税对各种收入所作的估计，就全王国平均起来，无疑是和实际价值相差太远；虽
然据说在几个州和几个区，该估计和实际价值很接近。有许多人估计，单单土地地租一
项，即不计房租及资本利息，每年总额，当有二千万统。他们这种估计，是非常随便的，
我认为大概估得过高。但是，假若在目前耕作状态下，英国全部土地所提供的地租，没
超过二千万镑，那末，这土地如通由一个人领有，而且置于他的代办人、代理人的怠慢、
浪费和专横的管理之下，那全地租额，就莫说二千万镑的二分之一，恐怕连四分之一也
提供不出来。英国今日王室领地所提供的地租，恐怕还不到这土地如果属于私人所有的
情况下所能提供的数额的四分之一。如果王室领地更加扩大，则其经营方法必定更形恶
劣。
　　　　人民由土地获取的收入，不与土地地租成比例，而与土地生产物成比例。除播种的
种子外，一国全部土地年生产物，都是归由人民逐年消费，或者用以交换他们所消费的
其他物品。凡使土地生产物增加到其本来可能增加到的原因，无论是什么，它使人民收
入因而减少的程度，总大于它使地主收入减少的程度。英国土地地租，即生产物中属于
地主的部分，差不多没有一个地方达全生产物三分之一以上。假使在某种耕作状态下，
一年只提供一千万镑地租的土地，如在另一种耕作状态下，一年可提供二千万镑地租，
又假使在这两种场合，地租都是相当于生产物的三分之一，那末，地主收入因土地被阻
滞在前一耕作状态下所受的损失，只不过一千万镑，而人民收入因此所受的损失要达三
千万镑；未计入的，不过播种的种子罢了。一国土地生产物既减少三千万镑，其人口就
也要按照这三千万镑减去种子价值后的余额，按照所养各阶级人民的生活方式和费用方
式所能维持的人数减少下来。
　　　　在欧洲现代文明国家中，以国有土地地租为公家大部分收入的，已不复存在；但君
主拥有广大领地的情况，仍是一切大君主国共有的现象。王室领地大抵都是林固，可是
有时你行经这林囿三数英里，也不一定能找到一棵树木。这种土地的保留，既使国家产
物减少，又使国家人口减少。假使各国君主尽发卖其私有领地，则所入货币，必很可观；
着更以之清偿国债，收回担保品，那由此所得的收入，较之该地在任何时候给君主提供
的收入，恐怕都要多得多。在土地改良得极好耕种得极好，当其出售时能产生丰厚地租
的国家，土地的售价，例以三十倍年租为准。王室领地，既未经改良耕植，地租轻微，
其售价当可望相当于四十倍年租、五十倍年租或者六十倍年租。君主以此大价格，赎回
国债担保品，就立即可以享受此担保品所提供的收入。而在数年之内，还会享有其他收
入。因为，王室领地一变为个人财产，不到几年，即会好好地改良，好好地耕植。生产
物由此增加了，人口亦必随着增加，因为人民的收入和消费必因此增大。人民收入和消
费增大，君主从关税及国产税得到的收入势必随着增加。
　　　　文明国君主，由其领地获取的收入，看来似对人民个人无损，但其实，这所损于全
社会的，比君主所享有的其他任何同等收入来得多。所以，为社会全体利益计，莫若拍
卖王室领地，从而分配给人民，而君主一向由其领地享有的收入，则由人民提供其他同
等收入来代替。
　　　　土地用作公园、林囿及散步场所，其目的在供游乐与观赏，不仅非收入源泉，而且
须时常出费葺治。我看，在大的文明君主国，只有这种土地可属于君主。
　　　　因此，公共资本和土地，即君主或国家所特有的二项大收入泉源，既不宜用以支付
也不够支付一个大的文明国家的必要费用，那末，这必要费用的大部分，就必须取给于
这种或那种税收，换言之，人民须拿出自己一部分私的收入，给君主或国家，作为一笔
公共收入。
　　
　　　　第二节　论赋税
　　　　本书第一篇说过，个人的私收入，最终总是出于三个不同的源泉，即地租、利润与
工资。每种赋税，归根结底，必定是由这三种收入源泉的这一种或那一种或无区别地由
这三种收入源泉共同支付的。因此，我将竭尽所能，论述以下各点：第一，打算加于地
租的税；第二，打算加于利润的税；第三，打算加于工资的税；第四，打算不分彼此地
加于这三项收入源泉的税。由于分别考究此四种赋税，本章第二节要分为四项，其中有
三项还得细分为若干小目。我们在后面可以看到，许多这些赋税，开始虽是打算加于某
项基金或收入源泉，但结果却不是由那项基金或收入源泉中支付，所以非详细讨论不可。
　　　　在讨论各特殊赋税之前，须列举关于一股赋税的四种原则，作为前提。这四种原则
如下。
　　　　一、一国国民，都须在可能范围内，按照各自能力的比例，即按照各自在国家保护
下享得的收入的比例，缴纳国赋，维持政府。一个大国的各个人须缴纳政府费用，正如
一个大地产的公共租地者须按照各自在该地产上所受利益的比例，提供它的管理费用一
样。所谓赋税的平等或不平等，就看对干这种原则是尊重还是忽视。必须注意，任何赋
税，如果结果仅由地租、利润、工资三者之一负担，其他二者不受影响，那必然是不平
等的。关于这种不平等，我就这样提一次，不拟多讲，以后，我只讨论由于某特种赋税
不平等地落在它所影响的特定私人收入上而引起的那种不平等。
　　　　二、各国民应当完纳的赋税，必须是确定的，不得随意变更。完纳的日期，完纳的
方法，完纳的额数，都应当让一切纳税者及其他的人了解得十分清楚明白。如果不然，
每个纳税人，就多少不免为税吏的权力所左右；税吏会借端加重赋税，或者利用加重赋
税的恐吓，勒索赠物或贿赂。赋税如不确定，那怕是不专横不腐化的税吏，也会由此变
成专横与腐化；何况他们这类人本来就是不得人心的。据一切国家的经验，我相信，赋
税虽再不平等，其害民尚小，赋税稍不确定，其害民实大。确定人民应纳的税额，是非
常重要的事情。
　　　　三、各种赋税完纳的日期及完纳的方法，须予纳税者以最大便利。房租税和地租税，
应在普通缴纳房租、地租的同一个时期征收，因为这时期对纳税者最为便利，或者说，
他在这时期最容易拿出钱来。至于对奢侈品一类的消费物品的赋税，最终是要出在消费
者身上的；征取的方法，一般都对他极其便利。当他购物时，缴纳少许。每购一次，缴
纳一次。购与不购，是他的自由；如他因这种税的征收而感到何等大的困难，那只有责
备自己。
　　　　四、一切赋税的征收，须设法使人民所付出的，尽可能等干国家所收入的。如人民
所付出的，多于国家所收入的，那是由于以下四种弊端。第一，征收赋税可能使用了大
批官吏，这些官吏，不但要耗去大部分税收作为薪俸，而且在正说以外，苛索人民，增
加人民负担。第二，它可能妨碍了人民的勤劳，使人民对那些会给许多人提供生计和职
业的事业裹足不前，并使本来可利用以举办上述事业的基金，由于要缴纳税款而缩减乃
至于消灭。第三，对于不幸的逃税未遂者所使用的充公及其他惩罚办法，往往会倾其家
产，因而社会便失去由使用这部分资本所能获得的利益。不适当的赋税，实为逃税的大
诱因。但逃税的惩罚，又势必随这诱因的加强而相应地加重。这样的法律，始则造成逃
税的诱因，继复用严刑以征逃税，并常常按照诱惑的大小，而定刑罚的轻重，设阱陷民，
完全违反普通正义原则。第四，税吏频繁的访问及可厌的稽查，常使纳税者遭受极不必
要的麻烦、困恼与压迫。这种烦扰严格地讲，虽不是什么金钱上的损失，但无异是一种
损失，因为人人都愿设法来避脱这种烦扰。总之，赋税之所以往往徒困人民而无补于国
家收入，总不外由于这四种原因。
　　　　上述四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