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国富论-第10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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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日欧洲一大部分大学中，这种哲学课程，依然由教师在或大或小程度上教授着，
看各大学的组织使教师在这方面勤勉的必要性的大小以为定。在那些最富裕、有最多捐
赠基金的大学，导师们往往以教授这变质的课程的零篇断片为满足，而且，即对这零篇
断片，一般还是教得非常马虎肤浅。
近代关于哲学若干部门的改善，虽无疑有若干部分已在大学中实行，但还有一大部
分未在大学中实行。大多数大学虽然作了这些改善，然不肯赶快地加以采用。那些被推
翻的体系和陈腐的偏见，虽然已经为世界各地所不容，而若干这些学术团体，仍在一段
很长时间中，愿意充当它们的避难所；它们隐藏在那里，并得到保护。大概最富裕、有
最多捐赠基金的大学，采用这些改善最迟，也最不愿意对行之已久的教育计划，作任何
显著的变动。比较贫困的大学，教师们衣食的大部分都依存于自己的名声，他们不得不
更加注意世界时代的思潮，因此，在这些大学中，改善的采行，显得比较容易。
但是，欧洲公共学校及大学，虽然其设立原是仅为某种特定职业而实施的教育，即
僧侣职业的教育，虽然它们对于这种职业认为必要的科学，也并没有十分用心地教授学
生；但它们却逐渐把几乎一切人民的教育，特别是纳土及有钱人家子女的教育，吸引到
它们这边来。在人的幼年时期及认真地着手事务，即在其余生中经营事务那个时期之间，
介有一个很长期间。这期间的有利的消费，在当时似乎没有比进大学还好的方法。然而
各公共学校各大学所教授的大部分东西，对于学生后来经营的事务，却并不是最适当的
准备。
在英国，青年人刚在学校车业，不把他送入大学，却把他送往外国游学，这件事已
经一天一天成了流行的风尚。据说，青年人游学归来，其智能都有很大的增进。一个由
十七、八岁出国至二十一岁归来的青年人，归国时比出国时大三、四岁，在这年龄，在
三、四年之中，智能要是没有很大的发展，那才是怪事。他在游学中，一般获得一两种
外国语知识。不过这种知识，很少足够使他说得流利，写得通顺。另一方面，他回国之
后，一般变骄傲了，更随便，更放荡，更不能专心用功、勤奋作事。如果他不到外国，
留在家中，在这短期之中，绝不会变得如此。这样年青时的漫游，远离两亲及亲戚的督
责、管理和控制，而把一生最宝贵的韶光消磨于极放荡无聊的生活，以前的教育在他内
心形成的一切有用习惯，必然不但不能坚固确立，却反减弱了，或全行消失了。象这样
全无意义的早期漫游的习尚，所以流行，不外乎社会对于各大学的不信任，而无其他原
因。为人父亲者，不忍见到他的儿子在自己面前，无所事事地、漫不经意地堕落下去，
所以不得已，暂时把他们送往外国。
近代教育上若干设施的结果，就正是这样。
在其他时代及国家间，似乎实行有各种各样的教育方法和教育设施。
就古代希腊各共和国说吧，当时各自由市民，通在国家官吏指导之下，学习体操及
音乐。体操的用意，在于强健肉体，尖锐勇气，并养成堪耐战时疲劳和危险的能力。据
一切记录，希腊的民兵，是世界过去最良民兵之一；所以，这一部分公家教育，无疑完
全达到了它要企图达到的目的。至于其他一部分教育，即音乐教育，其用意是什么，至
少据那些对这种设施留有记述给我们的哲学家及历史学家的意见，乃在干使人通人情，
使人的性情柔和，并使人有履行社会生活及个人生活上一切社会义务、道德义务的倾向。
古代罗马有称为演武场的体操教练，那与希腊称为体育馆的体操教练，具有同一目
的，并且也似同样收到了好的效果。但在罗马人间，没有与希腊的音乐教育相类似的东
西，可是，罗马人的道德，无论在个人生活上，或在社会生活上，都不比希腊人差，而
就整个说，且远较希腊人为优。罗马人在个人生活上优于希腊人的地方，曾由最通晓两
国国情的著者坡里比阿及哈里卡纳萨的狄奥尼西阿两人予以证明。至于罗马人社会道德
的优越，则可由希腊及罗马全史内容得到实证。党派间的争执，不发脾气，不走极端，
这是自由民族社会道德上最关重要的事情。希腊人各党派，动不动就流为横暴，表演流
血惨剧。反之，在罗马人，他们至格拉奇时代为止，却从未因党争而掀起流血事故。格
拉奇时代以后，则罗马共和国实际上已算解体了。这样，不论柏拉图、亚里土多德及坡
里比阿具有怎样值得尊重的权威，也不论孟德斯鸠支持此权威有怎样聪明的理由，似乎
希腊人的音乐教育，对改善道德并未著成效。罗马人没有音乐教育，其道德总的来说且
比希腊人为优。往时这些哲人对于其祖先所定制度的尊敬，说不定曾导使他们只从古代
习俗中寻找政治的智慧，这习俗是由他们的太古社会一直继续流传下来，未曾中断地传
到社会有显著文化的时期。音乐及舞蹈二者，是几乎一切野蛮民族的大娱乐，同时也是
使他们各人适于款待友伴的大艺能。在今日非洲海岸的黑人间是如此，在古代居尔特人
及斯堪的纳维亚人间是如此，而据荷马所说，在特洛伊战争以前的古代希腊人间亦是如
此。当希腊各民族组织各小共和国的时候，此等艺能的研究，在一个长时期成为当时人
民公共教育、普通教育之一部分，那是很自然的。
以音乐体操教授学生的教师们，在罗马，甚至在那法律、习俗为我们熟知的希腊共
和国的雅典，似乎都不是由国家供给薪俸，不是由国家任命。为战时捍卫国家计，国家
要求各自由市民受军事训练。但进行军训的教师，则让市民自己去寻求，国家除了备置
一公共广场，作为市民教练操演的运动场所外，再也没有为此目的做一点什么。
在希腊罗马各共和国初期，除上述种种科目外，教育上其他科目，就是读、写及当
时的算术。对于这些技能，富人往往在家庭内请家庭教师教授。而贫穷市民，一般到以
教读为职业的教师所设的学校去学习，这些人大抵为奴隶，或由奴隶解放了的自由人。
但是，不论在家庭学习，或往学校学习，教育的这一部分，都是由各个人的父母或保护
者处置，国家不曾加以何等监督或指导。据索伦所制定的法律，为亲者如忽视其义务，
不使子女习得有用的职业，则子女亦得免除其为亲养老的义务。
当文化进步，哲学修辞学成为流行科学的时候，社会上比较上流的人物，常为了学
习这流行学术，而把子弟送往哲学家及修辞学家所设的学校。可是，对于这等学校，国
家没给予支持，在一个长期内，国家只予以默认而已。很久很久，哲学及修辞学的需要
是这么小，最初以此两者之一为专业的教师们，竟不能在任何一都市，找到恒久的工作，
而不得不由一个地方跑到另一地方。埃利亚的曾诺、普罗塔哥拉斯、戈吉阿斯、希皮阿
斯以及其他许多学者，都过着这种生活。后来需要增加，教授哲学及修辞学的学校，就
由流动的变为固定的。雅典首开其端，接着其他若干城市，亦有同类学校的设立。可是，
国家对于这种学校，除了有的拨给一特定场所作为校址外，再也不作进一步的奖励。这
些学校的校址，有时也有是私人捐赠的。柏拉图的学园，亚里土多德的讲学地，斯多噶
学派创建者基齐昂的芝诺的学府，似乎都是国家所赐与。但伊壁鸠鲁的学校，则由他自
己的花园改作。至马卡斯·安托尼阿斯时代为止，无论何等教师，都不曾从国家领得薪
傣，或者说，教师除由学生奉送的谢礼或酬金以外，再无其他任何报酬。鲁西安告诉我
们：这个嗜好哲学的皇帝，曾以奖励金给与一位哲学讲师，但这种奖励金似乎在他死后
就停发了。毕业于这等学校，并没有什么特权；想从事某项特定职业或事业，亦没有在
这些学校修学的必要。对于这些学校效用的舆论，如不能吸引学生前来，那学生就不会
来了，因为法律既不强制任何人进这等学校，也不给进了这等学校的人什么好处。学校
的教师对于学生是没有管辖权的。教师除了凭其优越德行、优越才能所能博得对学生的
自然权威以外，再也没有其他权威可言。
在罗马，关于民法的研究，没成为大部分市民的教育的一部分，而只为少数特定家
族的教育的一部分。想求得法律知识的青年，并无一个可入的公家学校；他们除了时常
与了解法律的亲戚故旧过从外，再也没有其他的研究手段。值得指出，十二铜表的法律，
有许多虽然是由古代某希腊共和国的法律抄来的，但法律并不曾在希腊的任何一个共和
国发展成为一种科学。在罗马，法律老早就成为一种科学了。凡具有通晓法律名声的市
民，都会博得显著的荣誉。在古代希腊各共和国，特别在雅典，普通的法院都是由许多
的无秩序的人民团体组成的。他们所作的判决，几乎常是胡乱的，常是决定于一时的宗
派意见或党派精神的。可是，他们不正当裁判的坏名誉，既由五百人、一千人或一千五
百人（希腊有的法院，包括有这么多的人数）分担，落到任何一个人身上的，就不见得
怎么厉害。反之，罗马就不是如此。罗马的主要法院，例由一个裁判官或少数裁判官构
戍，判决要是草率或不公，裁判官的人格，特别是在公审的场合，就要大受损害。所以，
遇到有疑问的案件，这些法院因渴望避免世人的非难，自然常常力图以本法院或其他法
院各前任裁判官所留的先例或判例作护符。罗马法就因为这样对于惯例或判例的留意，
而成为这样有规则、有组织的体系流传至今日。其实，任何他国的法律，凡法院作了同
样的留意，都产生了同样的结果。就性格说，罗马人是比希腊人优越的，坡里比阿及哈
里卡纳萨的狄奥尼西阿斯，曾极力主张此说。但是罗马人所以有这优越，与其说是由于
这两位著者提出的种种情况，倒不如说是由于这较好的法院制度。据说，罗马人特别著
名的，是他们对于誓约的尊重；当然哪，惯在办事勤奋、消息灵通的法院前发誓的人，
比那惯在无纪律的无秩序的集会前发誓的人，定会更尊重自己的誓言。
与现代任何国民比较，希腊人罗马人关于行政上及军事上的能力，至少，总该可以
说是不相上下的。我们的偏见，也许把他们那种能力估价过高。但是，除了关于军事的
训练，国家对于这能力的形成，似乎不会尽什么力量，因为我怎么也不相信希腊音乐教
育，对于这才能的形成有什么重大的影响。不过，它们比较上流的人民，如要学习当时
社会情况视为必要或有益的一切技术及科学，并不难找到教师。对于这种教育的需要，
促成了它总必促成的东西的产生，就是说，促成了满足此需要的才能的产生。此外，无
拘束的竞争所激起的竞争心，更使此才能达到极高的完善程度。古代哲学家似乎比近代
的教师更能够诱发听讲者的注意，控制听讲者的意见和心机，并对听讲者的行动、言论，
予以一定的格调和风格。近代公家教师所处的环境，使他们多少不必关心自己在特定业
务上是否有名望，是否已成功。他们的勤勉，便不免多少因此受到阻害。加之，他们所
得的薪俸，把那些想与他们竞争的私人教师，放在如下所说的那种境地，即好比一个未
得到任何奖励金的商人，想与那得到了很多奖励金的商人竞争。假使前者以将近同一价
格出卖其货物，他就不能得到同一的利润，纵不破产没落，至少，贫穷乞丐的命运是避
免不了的。假使他把货物过于高价出售，顾客就必极其有限，因而，他的境遇也不会改
善好多。况且，在许多国家中毕业的特权，对于多数从事有学问的职业的人，对于大多
数需要这种学问的教育的人非要不可，至少有了这特权，就非常便利。但是，这特权的
获得，又只有去听公家教师的讲授。私人教师虽最有教授能力，学生虽然最小心地听他
们的讲授，但不能由此取得可凭以要求这特权的资格。由于这种种原因，讲授大学普通
课程的私人教师，在近代一般人看来，是学者中最卑不足道的。具有本领的人要找职业，
这要算最可鄙最无利益的职业了。这样，普通学校及专门大学的捐赠基金，不但使公家
教师的勤勉精神堕落了，并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