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三国前传-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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绷杭郊捌渥谇祝�就出现了这样的局面：“所连及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死者数十人，故吏宾客免黜者三百余人，朝廷为空。”（《后汉书》卷三四《梁冀传》）　
　　灵帝刘宏不是桓帝的儿子，其帝位的获得，也是太后和外戚商量定下来的，属于外藩继统。灵帝的母亲虽然能跟着儿子来到了京城，进了皇宫，但却没有资格做太后。灵帝在位二十一年，比起列祖列宗来，时间不能算不长了，他是否能够有所作为，遏制国家政治的颓势呢？虽然灵帝自我感觉不错，曾经问臣下说：“我和桓帝比起来，怎么样啊？”言下之意，灵帝认为自己要比桓帝强很多了，自然也希望臣下知趣，说些恭维的话。可是，被问及的大臣却不想昧着良心说话，但又不能让这位正在兴头上的皇帝丢了颜面，便对灵帝说：“陛下之于桓帝，亦犹虞舜比德唐尧。”（《后汉书》卷五四《杨震传》）话中有话，不要比了，桓帝就够糟糕了，灵帝还不如桓帝。可以想见，灵帝一朝会是个什么样子。　
　　而后世人一般也把东汉桓灵等同视之，认为那时是宦官专政，小人当道，上下离心，社会风气败坏，像曹丕在《典论》中说：　
　　桓灵之际，阉寺专命于上，布衣横议于下；干禄者殚货以奉贵，要名者倾身以事势；位成乎私门，名定乎横巷。由是户异议，人殊论；论无常检，事无定价；长爱恶，兴朋党。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也说：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三国志》卷三五《诸葛亮传》）　
　　但是在皇统继承上，较之前朝来说，灵帝应该算是幸运的，他有两个皇子活下来了。中平六年的时候，皇子辩十七岁（《三国志》卷六《董卓传》注引张�＇《汉纪》说刘辩年十四。今从《后汉书》卷八《灵帝纪》），皇子协九岁。可是，麻烦也并未因此而减少。　　　　　　　　　　　　
谁做天子：新规则带来的大混乱（3）　　　　　
　　灵帝是否顾及到了身后事，只要是蹇硕不把遗诏公布，那就是一个谜。这就使得何皇后成为当时最为心焦的人。子荣母贵，这对于后宫的妃嫔来说是一项不变的法则。况且做了太后，那是何等的美妙！但是何后之子辩在其父皇眼中却一直得不到宠爱。大概是因为他没有皇家子弟的那份雍容，平素的举止更多些世俗气。不过，作为嫡长子的他在灵帝驾崩之后继任大统应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何后总可以心安理得地等着做她的太后了吧！然而这里面却出现了波澜。　
　　兴风作浪者是灵帝之母董后。这位颇有野心的后妃在其子当政之时，无法得到“太后”的尊号，但是她对于参与朝政却有着固执的追求，以致教会了自己的儿子怎样去卖官鬻爵，把皇宫中的西园变成了钱库。宦官成了“经纪人”。那时确定下来的卖价如果让他们的前辈看到，也只能自叹弗如了。新规按照秩级大小来额定“零售价”，定价标准是每石一万钱，你想做个郡守的话，就要拿出二千万。但这里面也有折扣优惠，条件是有德或是达到迁官年限，即“以德次应选者半之，或三分之一”（《后汉书》卷八《灵帝纪》注引《山阳公载记》）。像曹操的父亲曹嵩，据说就是向西园输钱一亿，才做了太尉。　
　　即便如此，作为藩妃要听政朝堂却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而皇孙协对她的依赖又使她对未来充满了无限的憧憬。　
　　灵帝的驾崩使得这一憧憬眼看就要成为现实了，董后当然不能放弃这次难得的机遇，她要为此做些事情。侄子董重出任骠骑将军，有了领兵权；蹇硕也同董后结盟，这位小黄门在当时可谓权倾一时。小黄门在宦官的序列中，还不算大，但蹇硕长得壮健，还有些武略，就在中平五年（188）灵帝大兴武备，组建西园军，设八校尉，蹇硕被任命为上军校尉，成为西园军的统帅，在他下面还有中军校尉、下军校尉、典军校尉、助军左右校尉和左右校尉。这其中，就有汉末的风云人物——袁绍和曹操。蹇硕掌握着武装，是何其威武！在军事上，就连大将军何进都要唯蹇硕之命是从。并且在灵帝临终前，还将皇子协托付给他照料，至于期间还有什么隐秘，蹇硕有没有就此事做些文章，史书缺载，也就不得而知了。而董重和蹇硕的存在，使得董后很是得意，强硬的态度也就自然地溢于言表，在何后对她显示出某些不屑的时候，她便很急切地站出来，告诫何后说：“你不要嚣张，你所依赖的不过是你的哥哥，我会叫骠骑将军把何进的头砍下来的。”　
　　可是，董后却严重低估了何后兄大将军何进的力量。　　　　　　　　　　　　
名士入府：是装点还是另有企图（1）　　　　　
　　在通常人看来，何进这个屠家子能有多大的作为呢？他因其异母妹的入宫受宠而平步青云，做了大将军，封了侯，有权有势。但与其妹在宫内的生活不同的是，他在宫外要处理更多更繁杂的事务，这恐怕是他从未想过的。此时的洛阳又与以前大不相同，灵帝早在中平元年（184）三月壬子就下令大赦天下党人，洛阳城中的各官署异常繁忙起来，朝廷征辟的任命一道道发向州郡，被禁锢的党人开始陆续回到朝堂。三月壬子的大赦令，能否看作是灵帝对前朝以及自己执政期间出现的政治失误所作的一次认真的检讨，并且以此作为契机，来做一次彻底的革新，扭转国家的疲敝，使得东汉帝国延年益寿？就目前所见材料而言，灵帝有此举动，是因为害怕党人投靠黄巾，不得已而作出的决定。　
　　党人得以自由已成事实。外戚大将军何进也要跟上潮流。据记载，何进执政期间，共招揽海内名士二十余人，他们是：袁绍、伍孚、荀爽、荀攸、陈寔、王允、郑泰、华歆、孔融、申屠�＇、王谦、刘表、王匡、鲍信、蒯越、陈琳、郑玄、何颙、逢纪、边让、董扶、张纮等。其中可确认其党人身份者有：荀爽、陈寔、王允、孔融、申屠�＇、刘表、郑玄、何颙等八人，并且刘表还是当年党人中的重量级人物，名列“八及”之一（《后汉书》卷七四下《刘表传》说，刘表为“八顾”之一。与同书《党锢列传》所载不合。今从《党锢列传》）。“及”的意思是能为人表率，是人们可以效仿的对象。“八及”之上还有“三君”、“八俊”和“八顾”。“君”是宗师，“俊”是精英，“顾”是道德楷模。“八及”之下还有“八厨”，“厨”是乐善好施，能以钱财救人。　
　　然而，时过境迁，劫后余生的党人是否还会有明确的目标来校正群体的行为？党人的节义之气经过党锢的消磨是否消失殆尽？重新回归朝堂的党人会把自己定位在哪里？……问题会一直不断地提下去，拷问着党人的良心。　
　　如果从理念上讲，党人的回归，其首要任务应致力于矫正国家政治的偏失，将迷失方向的航船重新引入正常的航道。但党人与宦官长期形成的宿怨仍旧横亘在心头，那深深的创伤不会因时光的流逝而得以缝合，宦官的存在只会消融党人服务当时政治的意愿。　
　　再从现实来看，灵帝末年政局的微妙变化并没有改变党人的政治地位，表面上党人受到任用，但这只不过是一种流行性的装点，党人仍旧游离于政治核心之外，似乎要作为旁观者，“冷漠”地听任国家的衰败。像何进为郑玄设“几杖”，行敬老之礼，郑玄并不以为然，人来了就给足了何进的面子，至于做官，还是算了吧，史书中说：“玄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见。一宿逃去。”（《后汉书》卷三五《郑玄传》）　
　　既然如此，那么党人入朝，只是为了在执政者面前表现一种姿态吗？申屠�＇的同乡要劝他入大将军府，放弃做隐士的想法，在信中这么写道：“今颍川荀爽载病在道，北海郑玄北面受署。彼岂乐羁牵哉？知时不可逸豫也。”（《后汉书》卷五三《申屠�＇传》）前面的话好理解，无非是给申屠�＇树立个榜样，荀爽、郑玄都是公认的“硕儒”，他们都没拒绝何进的美意。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还不是享清福的时候。这句话颇能引发人们的遐想。不能享清福，就要有所作为，但宦官仍旧当道，要作为的途径是不存在的，除非大将军何进会为党人开辟一块新天地。　
　　而对于何进来说，他是不会体味到党人的苦楚与辛酸。他是外戚，是现实政治的直接受益者，不存在与宦官的利益冲突，况且何家的富贵在相当程度上还得益于宦官的扶助，何进的弟弟何苗就曾对何进讲：“始共从南阳来，俱以贫贱，依省内以致贵富。”（《后汉书》卷六九《何进传》）大宦官张让也说：“先帝尝与太后不快，几至成败，我曹涕泣求解，各出家财千万为礼，和悦上意，但欲卿门户耳。”（《后汉书》卷六九《何进传》）他们之间的默契不言而喻。　　　　　　　　　　　　
名士入府：是装点还是另有企图（2）　　　　　
　　这样看来，靠何进来实现党人与政治的再续前缘，几无可能，申屠�＇的归隐、郑玄的出走，乃是明智之举。但是，党人亦处于分化中，而且何进招揽的名士也不都是党人。　
　　在受到何进青睐的海内名士中，非党人的袁绍具有代表性。　
　　袁绍，汝南汝阳（今河南省周口市西南）人。他是灵帝朝司空袁逢庶子（妾生之子），正因为此，袁绍的异母弟袁术很是看不起他，说袁绍“非袁氏子”，是“吾家奴”。后来袁绍被过继给袁逢的兄长袁成。　
　　汝南袁氏是东汉著名的政治世家，从袁绍高祖袁安为章、和二朝司徒算起，袁安子袁敞为安帝时司空，袁安孙袁汤为桓帝时太尉，袁汤子袁逢为灵帝时司空，袁逢弟袁隗为灵帝时司徒，即所谓的“四世五公”，“势倾天下”。袁氏之所以能成为东汉政坛的常青树，除去在政治上有所建树外，还有依附时势的一面。这表现为：与外戚结交，像袁绍的父亲袁成，就与“跋扈将军”梁冀是好友，当时在京师就流传着这么一则谚语：“事不谐，问文开（袁成字文开）。”在袁成那里，大概没有什么办不了的事；与宦官又有一层亲缘，中常侍袁赦是袁氏宗族中人，袁氏也乐得认下这门亲戚，在政治上可以相为表里。依附时势，就有了庇护，在东汉后期的政治风浪中，袁氏左右逢源，自可安然处之。而后世人却不以为然，认为袁氏虽为名族，但有如此家风却不足称道。　
　　有了这样的家世，袁绍完全可以悠然地过着公子的生活，那时在洛阳公子圈中，呼朋唤友，飞鹰走狗，任侠仗气，很是流行。袁绍虽然也一度沾染上了公子哥的习气，但是，他很快就有了“另类”的举动。在繁华的洛阳城中，袁绍过上了“隐居”的生活。他的“隐居”不是与世隔绝，而是对于来访者要有一个身份上的规定，即“非海内知名，不得相见”。切莫以为袁绍的“清高”，是要修心养性。袁绍的标新立异，是一种树立自己声名的速成之术，这在当时会取得立竿见影的成效。果不其然，袁绍受到了人们的追捧，士无贵贱，争赴其庭，“辎柴毂，填接街陌”。等到中常侍赵忠看到这一景象时，也不由得满腹狐疑，不禁要问：“袁本初（袁绍字本初）坐作声价，不应呼召而养死士，不知此儿欲何所为乎？”（《三国志》卷六《袁绍传》注引《英雄记》）而这个疑问并没有太费宦官们的心思。　
　　袁绍入何进大将军府为吏，重新步入政坛，后来做了西园军八校尉之一的中军校尉，进入军界。但他仍旧与何进过从甚密，何进把他视为得力的助手。同时，成为何进的智囊的还有逢纪、何颙、荀攸等人。他们同袁绍的关系也不一般。尤其是何颙，这位南阳襄乡（今湖北省枣阳市西北）人很早就成名了，与桓灵时的政要大员李膺、陈蕃是好友。为此，在党锢发生时，他就成为宦官要重点清除的党人。为了免受迫害，何颙亡命江湖。但他并不像其他流亡党人那样，藏匿起来，不问世事，而是有意要去结交地方豪杰。就在袁绍为父母服丧期间，何颙来到汝南，二人得以相识，并且组成了一个六人的秘密团体，史作“奔走之友”。除袁、何二人外，还有东平寿张（今山东省东平县）人张邈，这也是位著名的党人，名列“八厨”；南阳人许攸，他是一位智谋之士，曾经参与了一次未遂的谋刺灵帝的行动，此事详见后述；汝南人伍孚，他是一位侠客，谢承《后汉书》说他：“质性刚毅，勇壮好义，力能兼人。”还有一位事迹不详的吴子卿。后来，袁绍回到洛阳，何颙也多次潜伏回京，“从袁绍计议”（《后汉书》卷六七《党锢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