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三国前传-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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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集团的主力是王匡的泰山兵，前锋已经布防于河阳津，隔河与洛阳相望，最早进入临战状态。
中部集团除张超（张超是张邈弟）的广陵兵外，其他是清一色的兖州子弟兵。
西南集团以豫州兵为主，后孔伷部融入中部集团，李旻部并入南部集团。
南部集团的主力是孙坚的长沙兵，战斗力极强。
关东联盟业已集结完毕。作为一个充斥着名士且多是现任的东汉地方州郡长官组成的联盟，使我们的诸多悬疑为之释然：周、伍行政绝非真心要与董卓合作。袁绍等人出逃，与京官外任州郡是联盟成立的前奏。而东汉中后期以来面对皇权的变异，士大夫企盼强臣的出现，渴望武装的支持。然而在剔除了变异皇权的毒素后，却迎来了武人对皇权的践踏，强臣并没有终结政治的败局，却最终促成了士大夫群体的武装化。
既然如此，关东联盟就应该凭借武力同董卓一决雌雄，解放皇权，恢复士人政治。可是事实却与之相背离。
关东联盟成立后，我们只发现有两部人马在主动出击：一是曹操率弱旅战于汴水，虽有张邈的策应，但还是被凉州军打得溃不成军，曹操只能退出战场，前往扬州募兵，以便再战；一是孙坚在南部的孤军奋战。孙坚曾经与董卓共事一场，对于董卓多少有些了解，他曾向当时主持西部军事的张温建议，将抗命不遵的董卓，军法从事。此番与董卓交兵，凉州军并未占到丝毫便宜。董卓就曾叮嘱手下，对孙坚要多加留心。而正是这位让董卓忌惮的孙坚，却受到了自己人的暗算，负责其后援的袁术，不给军粮。没有饭吃，这仗还怎么打？
为什么会出现上述场景呢？难道关东联盟的诸家牧守们不思进取，是惧怕董卓的武力？
当时尚在朝中、还能得到董卓信任的郑泰就曾经为董卓分析过盟军与董卓军的优劣，大意是讲关东百姓忘战日久，没有战斗力，袁绍等人平日养尊处优，没有将帅之才；董卓就不一样了，身经百战，熟悉军事，手下将士都是天下强勇。结论是：盟军人数虽多，却中看不中用，董卓自然就是最后的胜利者。但两军对垒，力量的强弱，是客观存在。如果一味地强调它，也就失去了集合武力的意义。况且，郑泰是士大夫安插在董卓身边的耳目，他的真实用心，无非是再次扰乱董卓的判断，而董卓也确实觉得郑泰是个可用之才，一度想把洛阳军事托付给他。
即便是惧怕了董卓的武力，也不至于断人粮草，做仇者快、亲者痛的事情吧！而关东联盟的结而不战，直至最终解散，却另有缘由。要解读它，还需随着董卓的“清醒”慢慢道来。
董卓能够“清醒”，得益于他从西部的忧虑中解脱了出来。白波军没有继续南下，而是转向东部，西部交通还可保持通畅，董卓稍稍舒了口气。而面对要发动东征的盖勋和皇甫嵩，能够帮助董卓的，却不是武力，而是皇权。董卓先是在皇甫嵩的驻地扶风设了一个汉安都护，总统西部军事，明摆着就是要剥夺皇甫嵩的军权。随后，天子诏书发出，征皇甫嵩入京任城门校尉。胸怀忠义的皇甫嵩便匆匆踏上了进京的道路，将谋士梁衍的话置于脑后。
此前，梁衍在看到董卓发来的诏书时，就清楚地指出了当时的形势，他说：“汉室微弱，阉竖乱朝，董卓虽能行诛杀宦官之举，但他却不能尽忠国家社稷，滥杀无辜，随心摆布皇权，废少立献，现在又征调将军进京，此次进京，将军凶多吉少，大则会遭遇不测，小则会受到董卓的侮辱。而将军手握重兵，完全可以号令海内，讨伐逆臣，这样，袁绍在东，将军在西，董卓就成了瓮中之鳖，会乖乖地束手就擒的。”
不思进取：兴兵赴国难却因势利散（3）
可是，在这样的关键时刻，要使皇甫嵩能驱动豪勇之气，去拯救国家于危难，也要获得一个名正言顺的认可，以免世代忠义蒙上图谋不轨的灰尘。这就是他的愚忠了，他不懂得国家行将不存，空守忠义的意义又在哪里呢？到头来，只害得京兆尹盖勋陪伴他去走完这条已是荆棘丛生的忠义之路。
董卓得知皇甫嵩已经离任，悬着的一颗心总算落了地。心腹之患消除了，再来看看沸沸扬扬的洛阳周边，他根本就没有把盟军的刀枪放在眼中，也许是他认为摧折这凶猛的兵锋，实在是举手之劳。他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清除“内奸”，割断盟军与朝堂的联络。周毖、伍琼丢了性命。
第二件事，军事上转入进攻。董卓先是派兵在盟军控守的河阳津正面摆出进攻姿态，暗自却将主力渡河绕到盟军背后，趁其不备，发动进攻，盟军被击溃。洛阳西北压力得以减轻；在洛阳南部，董卓军与孙坚的长沙兵陷入拉锯战中，一时胜负难料。
第三件事，政治上点中盟军的“死穴”。董卓叫郎中令李儒拿着鸩酒去见废帝弘农王辩，告诉他：“把它喝下去，会驱除邪恶。”业已成年的刘辩又怎能不知道这其中的杀机。但，他又能做怎样的抗争呢？“天道易兮我何艰！弃万乘兮退守藩。逆臣见迫兮命不延，逝将去汝兮适幽玄”，在凄婉的歌声中，十八岁的弘农王走到了他生命的尽头。
弘农王的死，极大地冲击了盟军的心神。原本抱有否定董卓废帝行为的关东联盟，顿时失去了前进的坐标。毕竟，否认废少立献，就意味着要恢复弘农王的皇统。而弘农王一死，摆在盟军面前的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承认献帝皇统，听任武人的摆布；二是另立皇统，与洛阳现政府彻底决裂。究竟应该怎么办呢？
联盟中部大营中的州郡长官们在酸枣宣读了一纸盟辞，大意是说：
汉室不幸，皇纲失统，贼臣董卓，祸害无穷，毒杀弘农，百姓被难，如此以往，社稷沦丧，四海倾覆，我们——兖州刺史刘岱、豫州刺史孔伷、陈留太守张邈、东郡太守桥瑁、广陵太守张超——要举义兵，赴国难，同盟中人，齐心一力，尽我臣节，粉身碎骨，在所不辞。有渝此盟，死于非命，祸及子孙。皇天后土，祖宗明灵，实皆鉴之。
盟辞写得慷慨激昂，闻之倒也令人振奋。国难中展现臣节，印证的是士人舍身取义的价值观，是值得褒扬的行为。但较之此前的三公移书，就不难发现，在这里国难已经变更，新国难成于“毒杀弘农”，献帝仍旧没有得到尊崇。就此点而言，盟军也要根据形势的变化，做出相应的战略调整。可惜的是，只想以死抗争，“粉身碎骨”了，没有创造出一个新天子，终极的政治目标就没有找到，人们无所适从。
而在酸枣会盟之时，坛场已经设好，刺史、郡守却互相谦让，谁也不愿意登坛主盟，俨然谁登坛场，灾难就将降临似的。最后主盟者却是由广陵郡功曹臧洪来担当的，盟辞发自功曹之口，究竟能代表哪一方的意愿呢？而袁绍、袁术、韩馥、王匡等尚在各自营盘中，对此表现淡然，缺少了他们的会盟，酸枣会盟的意义又在哪里呢？是要分割士人刚刚积聚的武装，以酸枣之众去面对凶残的董卓吗？
这一切都不是，没有政治目标的酸枣盟辞只不过是应时的文章，它不具有丝毫的约束力，至于盟辞所郑重言及的对毁盟者的制裁，只是闪过耳边的咒语，又有几人会相信它的效力呢？之后的日子里，酸枣诸军悠闲地屯扎在营地中，诸将们则日日在高歌纵酒。
而西北集团的袁绍和韩馥却在另一条道路上寻找着可能的转机，那就是拥立新帝。他们选定的是幽州牧刘虞。虽然二人在拥立的事情上竭尽心智，但却并非是为了给联盟树立起一个终极的政治目标，来凝聚向心力，二人各有主意。而刘虞这位忠厚的长者，对此则大为气恼，认为是“逆谋”，玷污了他的名声，坚决不做这个新皇帝。拥立的路也就走不下去了。
不思进取：兴兵赴国难却因势利散（4）
盟军仍旧在聚而不战。但是，这一局面不会再维持多久了，没有了政治目标的关东联盟很快就要离散而去了。曹操在《蒿里》一诗中这样写道：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
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
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
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
这里曹操描述的是关东联盟从一开始的同心协力，到后来的分崩离析的过程。其间曹操提到的“势利”，无疑就是导致联盟解散的关键所在，它告知我们：关东联盟的分化是在有目的地进行着。这层意义还要从“自相戕”中得以揭示。这里我们来举几个例子：
先来看看中部集团中的兖州刺史刘岱，这本来是个讲“孝悌仁恕”的谦谦君子，却对东郡太守桥瑁有了偏见，杀了桥瑁，派人接管了桥瑁的地盘；他还给冀州治中刘子惠去了封信，信中这样写道：“卓无道，天下所共攻，死在旦暮，不足为忧。但卓死之后，当复回师讨文节。拥强兵，何凶逆，宁可得置。”（《后汉书》卷七四上《袁绍传》注引《英雄记》）刘岱杀性已起，杀了桥瑁还不算，还要杀韩馥。
再来看盟主袁绍。他要取代冀州刺史韩馥的位置，韩馥手下人不答应，就劝韩馥断绝袁绍的后勤补给或直接与之兵戎相见。在袁绍实现了与韩馥之间的权力交接后，鲍信则认为袁绍实际上就是又一个董卓，他与曹操商议要“规大河之南，以待其变”（《三国志》卷一二《鲍勋传》注引《魏书》）。这时的袁绍似乎也已经是暴戾无比，张邈因为好意劝说他几句，他就不顾多年朋友的情谊，指使曹操去杀掉张邈，这件事因为曹操的反对而作罢。
还有那位孙坚，吴主孙权的父亲，在进军的过程中，先杀了刺史王睿，后杀了南阳太守张咨。
……
之所以会出现联盟成员之间的不谐和，乃至仇杀，就是“势利”惹的祸。要知道，地方政治单元一经形成，就具有强烈的排他性。
汉末地方长官权重已经是有目共睹的事情，州郡牧守除了握有地方的政权，还拥有了军权，在政局动荡不安的时候，属于他们的一州一郡，就是他们避乱的港湾。在这个相对独立的政治单元中，进可以争雄天下，退可以自保一方，完全可以不顾及皇权的存在与否，州郡就是他们的“势利”所在。发现了它，关东联盟的自行瓦解只是一个时间早晚的事情，而关东联盟一旦瓦解，直接后果就是造成了汉末地方割据局面的全面出现。曹丕，曹操的儿子，这位未来的魏国缔造者，他在《典论》中写过这么一段文字，算是给当年关东联盟的聚散离合做出一个总结：
初平之元，董卓杀主鸩后，荡覆王室。是时海内既困中平之政，兼恶卓之凶逆，家家思乱，人人自危。山东牧守，咸以《春秋》之义，“卫人讨州吁于濮”，言人人皆得讨贼。于是大兴义兵，名豪大族，富室强族，飘扬云会，万里相赴；兖、豫之师战于荥阳，河内之甲军于孟津。卓遂迁大驾，西都长安。而山东大者连郡国，中者婴城邑，小者聚阡陌，以还相吞灭。
天下乱了，联盟散了，洛阳离州郡长官们越来越远，朝堂也就随它去吧，卸下道义的重负，去割据地方，去相互兼并，去得势利，去获得各自的生存。
迁都与招安：被抛弃的洛阳旧臣
董卓将废帝到弑王所引发的一连串的政治苦难全抛给了士人，他轻而易举地做到了不战而屈士人武力。但是城外的盟军终究是个不小的压力，与其固守洛阳城池，与士人武装对峙，不如退出这一是非之地，回归西部故里，一来可以稳定军心，二来也可以摆脱盟军的纠缠。主意既已拿定，董卓宣布迁都长安，并且很合东汉政治思潮地引用了谶语来印证迁都的合理性，却不成想，沉寂的朝堂之上竟然响起了一片异己的呼声，死水起了波澜。
司徒杨彪称：“迁都虽易，但要重新安顿下来却很难。”
太尉黄琬说：“光武帝定都洛阳，这是天意，岂能随意迁动，使四海失望。”
不思进取：兴兵赴国难却因势利散（5）
河南尹朱俊称：“国家西迁，天下失望。”
陈纪则直截了当地说：“董公您还是别这样大权独揽，朝中之事应该由公卿大臣来办，您还是专心治军吧！迁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险恶。”
……
在这异己声中，董卓有些迷惑了。苟安于朝堂上的士人在弘农王被害之时，哑然无声，既无愤怒之容，又无舍身取义之举，迁都较之弘农王之死，轻重显然，而士人滔滔陈辞，究竟是为了什么？
曾记得法国人蒙田（Montaigne）说过：“已经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