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醉-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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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火（2）
广告公司常在客户面前才展现公司的内部决策，体现了一切服务客户的宗旨，不给内部当事人以讨论的余地。如果让一群广告人讨论业务，即是为人称道的“脑震荡”；但如果让一群广告人讨论人事管理，那就是“心绞痛”了。所以一切广告公司，在业务上民主、在管理上专制。看来，昨晚的上海人，是在单独考虑这个问题了！
会议无须作结，思路早取得了高度的一致。KH公司决定暂留阿弥一人保持客户沟通和组建分公司，上海人和台湾人回总部组建人员和信息平台，姜灿、阿弥和文静一起把他们从双流机场送上飞机。
回来的路上是静默的。姜灿开着车，心里的起伏表现在汽车的油门上。车在机场路“光彩大道”上一路飞驰，阿弥也心有所思：就要和他们工作生活在一个城市，这会是一段怎样的经历？广告人的生活常常是由一段段充满传奇色彩的片段构成，你不能决定地点、人物和情节，你能决定的只有自己的心情选择。在这个意义上，广告人是现代社会最“江湖”的一个群体，不同的广告公司是他们不同的“堂口”；不同的客户是他们不同的使命。文静，也许把KH公司当做一扇新气息的窗户，在国有大企业里工作的女人，面临着“小资”生活方式的全面围攻，为了保持与时尚的亲密关系，内心会向往着那么一扇有着新鲜气息的窗户。
“你住在哪里？”文静向阿弥问道。
“心族宾馆，就在人南立交桥那边。”阿弥回过神来。
“接下来一直住那里？”文静问。
“应该都是吧！我又不熟悉怎么租房子。对了，心族有一个印度餐厅，我请你们吃中午饭吧！”阿弥提高音量，好让姜灿也能听到他的盛情邀请。
“怎么好意思？”姜灿说。
“去吧，算我拜会你们两个地头蛇，以后多‘罩’着点—”
青年人之间的约定很快达成了。
印度餐厅弥漫着南亚风情，连厨师和服务生都是印度人。迎宾一句“Welcome”说的根本就是“Very come”或者别的什么。
“他们肯定是印度人。”阿弥说，“印度人的英语最特别，受到了英语世界的批判，被指责为垃圾英语，连澳洲英语和韩国人说的英语都不如。”
“英语也分三六九等啊？”文静觉得那扇新气息的窗户正在打开。
“英语的问题正如普通话的问题。比如美国人的英语好比台湾人的国语；英国人的英语好比北京人的普通话；澳洲人讲英语好比是东北人讲话；而广东人讲普通话，就像印度人说英语了！”阿弥侃侃而谈。
“有意思！”姜灿和文静同时表示赞同。阿弥点完特色的咖喱食品后，学着印度人的腔调怪说一声“Thank you！”后继续他的高论—
“在语言上，美国人笑英国人古板；英国人笑美国人花哨。”
“这可以想像，我觉得北京话有男人味，而上海话就软绵绵的。”姜灿认真地说。
阿弥没想到自己被认定为上海人，有了“中国最不够男人味的男人”的嫌疑。连忙说：“我并不是上海人。”
文静似乎看出了阿弥的尴尬，马上打岔：“上海话像什么英语呢？”
“上海人讲话不像英语，像日语。比如有一句上海话讲—阿字莫瓦阿搭西瓦—像不像日语？其实只是说‘鞋子没坏，鞋垫先坏了’”。阿弥不甘成为上海人，却对上海话很有研究。
文静一脸的崇拜，让阿弥很是受用。姜灿略生醋意，不甘示弱地想要打击阿弥的气焰。从语言不好下手，他选择从阿弥介绍的印度菜肴开始。正好菜肴陆续上来，有咖喱羊肉、咖喱鸡、咖喱土豆、手抛饼；还有一些牛排和一些烧烤。
“印度人其实是没有美食的，只有咖喱。他们在很近的近代都在用手吃饭—没有餐具，后来承接了英国人的餐具和烹饪，所以我们所吃的基本上是西餐，只有咖喱代表印度的饮食特征。”姜灿字正腔圆地说。
阿弥对印度菜并无研究，但他对由于文化碰撞交流而产生的新东西表示欣赏：“这种由于殖民的原因诞生的新饮食现在很流行呢！上海有一个‘欧越年代’，越南菜、西贡风情，很卖座的；再比如说韩国烧烤，我看也是被文化殖民以后改良的，菜品简单，居然很有韩国味。”
“我们四川有很多好吃的，就是没有包装，不够洋盘。哎，我们要带你吃遍四川的好味道—我还是觉得四川味最巴适！”文静已经表现出老朋友间的亲密，开始用四川椒盐普通话开玩笑。有了这个成果，阿弥觉得这顿饭就有了意义。
饭后，姜灿和文静告别阿弥。在公司的那台雅阁车内，姜灿突然有很多话想跟文静说。姜灿和文静是同一批分到企业里的大学生，在刚刚实行双向选择的大学分配体制下，能分配到效益很好的大型企业，说明大家都是好学生。在公司的青年职员培训中，他们又同时成为重点培养的对象。他们有过很多美好的共同经历，比如在一次元旦晚会上，姜灿扮演的至尊宝和文静扮演的晶晶姑娘就获得了满堂喝彩。同事们都以赞许的眼光欣赏他俩，老总甚至有过为他们指婚说媒的打算，惹得老总夫人大骂：“什么年代了，你以为还是我们当初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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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火（3）
旁人的眼中姻缘常常被现实的一层纸挡着；而当事男女要捅破这层纸又常常比翻山都难！特别在国有企业这样的生活环境中。姜灿觉得世界就是这样地奇怪，像阿弥这样的人，也许谈几年地下女朋友，同事并不认识女孩是谁；而自己的情况是，同事早已认为那样，但事实上并非那样。姜灿很想捅破那层纸，因为KH公司的出现，让他感到种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危机。如果说时尚是一条狗，谁有钱跟谁走的话；那么女人就是时尚的狗，时尚走她也走。那些貌似时尚中人的家伙，会牵着时尚带着女人走的。
既然女人跟时尚的关系是不可逆转的潮流；你不能改变它，就只好顺应它。姜灿酝酿着破题的话语，无意间拐了好几个圈。反正方向盘在自己手中，姜灿觉得从未获得过如此的权力，能够带着文静走一程。
文静觉察姜灿无意回办公室，就说：“我们走拐了。”
姜灿赶忙解释：“我们要先碰碰头。在哪儿都一样，不如我请你去良木缘吧！”文静并不反对，也无法反对。
良木缘是一个谈恋爱的所在，这一点成都人都知道。背靠四川大学这样的美女闺房，那些关注学生妹的单身男人和关心学生妹的已婚男人常常在这里与女生约会，形成了校外辅导员一族。这样一来，那些渴望认识社会的女学生、冒充学生的社会女人纷至沓来，无意中形成了一方滋生爱情的土壤。就连学校里男生女生间的简单爱情也要拿到这里进行社会实践。这一点文静早有耳闻，姜灿心照不宣。
文静和姜灿挑了一个最亮堂的位子坐下，文静喝红茶、姜灿喝竹叶青。
姜灿问：“文静，你觉得KH那帮子人咋个样？”
“他们的精神劲头不错，我们就是需要这样一群人来造成冲击，让外资企业来带动一下。”
文静的回答并不是姜灿所期待的，他也只好顺着话说。
“他们个人行为比较严重，跟他们合作我只担心这一点。我们在以后要重点把握好对他们工作进度的监控以及组织协调上的事。还有，我们要保持适当的距离，以免失去了我们的主动地位。”姜灿殷切地望着文静，就像哥哥担心着妹妹在朋友的交往上一样。
文静却把话题扯得不着边际：“我觉得做烟草这样的项目是你们男人的事情，小女子只有敲敲边鼓了。不过他们上海人在男人气质上嘛—你记得我们一起去云南学习的事吗？我觉得高原人挺阳刚的。”
话题对于姜灿总算有些眉目，虽然成都男人也并不被公认为具有所谓的“阳刚气质”，特别是企业面临的市场就在这里；但姜灿知道，你并不能在一次谈话中说明白所有问题。云南之行当然记忆犹新，他俩带着学习的任务拜访了几个大的烟草企业，参观云南人引进的最先进的卷烟机，据说如果这种卷烟机在传送带那里出现故障，从机器里涌出的卷烟将在瞬间把旁边的工人埋住—足见新型机器的速度。当时文静调皮地提出“试一盘”虚实，被姜灿冷静地制止了。他们还在“金马碧鸡”坊前面有过愉快的合影，文静娇俏的身影离姜灿最多只有一支烟的距离，那张照片属于姜灿的珍贵收藏之一。
当姜灿和文静在良木缘整理内务的时候，阿弥已经迈开双脚，在成都的大街小巷穿梭。多年来养成的工作习惯，每到一处，都要漫游穿梭，美其名曰“采地气”。这多少有些政治家的作风，除了公然的露面，还搞些微服私访。不要小看这种私访，但凡伟大的构想、重要的决策往往是在路上产生的！记得在北京做三元牛奶的案子时，一位妈妈追逐儿子喝牛奶的场面打开了他全部的创意思路。
刚刚进入西部开发的成都，还带着西部城市的简单繁荣。作为西南商贸中心，成都又有着非同一般的集市气息。在这里，任何一条街巷都是商业街，每一扇临街的门都可能是一间店铺；更有甚者，阿弥亲眼所见位于红瓦寺的一扇窗户，被巧妙地搭出台阶，引客入室，成为一间发廊的所在！像这样开窗做生意的尚不在少数，成都人的悠闲趣味也在小生意上体现出来。比如说茶馆，似乎遍街都是，有一片草地、一个院落、几株树木、几把阳伞的茶铺，算是讲究的买卖；不讲究的可能就在店铺当中、楼顶之上、公厕旁边拉开桌椅，张罗起一盘生意，招待着一群茶客。当然，在遍地开花的小生意之外，这个城市也喜欢相对集中的大生意。就拿茶馆来说，位于人民公园的鹤鸣茶坊就是一派人山人海的盛况；随街可见的火锅店也有规模化的趋势。听说四川人从中午到晚上、从夏天到冬天都在吃火锅，火锅是一种大而化之、天下大同的东西，调好一锅汤就万事大吉，什么菜都可以煮，这体现着城市的另一种精神—趋同的、求和的。闲散，表示人们讲究自我；求同，说明不至于是一盘散沙；这是地方文化的内部冲突。传说四川与重庆分家后，民间互相诋毁，表现在两地足球队的球迷身上，十分鲜明；但同脉的巴蜀球迷还不是同喊“雄起”！
第二章 火（4）
当然，阿弥的首要关注是烟。就像小商铺遍地开花一样，烟摊也多到极点。用以呈列香烟的货架，像装满各色颜料的调色盒，花花绿绿、种类繁多。商品的繁盛、情感的丰富，给香烟这样的情感嗜好消费品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差异化需求。于是，烟摊上的牌子越来越多，高档的产品也越来越多。
带着友好的表情，阿弥与一些烟铺老板搭讪起来。
“烟好卖吗？”
“还可以，好卖！”
“什么烟好卖？”
“哪些好卖？不好说。现在的世界变化快，只能说一个个的阶段卖的比较好的；现在‘软云’好卖，这种也不错—”阿弥顺势看去，那是一包名为‘娇子’的香烟，上面“PRIDE”的英文字体设计感很强，有着意大利一线时装品牌“PRADA”的时尚气息。
“其他的烟怎么样？”
“红塔现在不好走，红梅也一样，红河还好。”
阿弥看着红梅烟的黄烟包，马上想起了若干年前，逢年过节，家里总要买些好烟—红梅烟，那时候与同伴用打火机烤烟包上的暗纹部分，以显现一个倒置的“凹”状的符号为正品。红梅代表了20世纪80年代小康家庭的幸福生活，想不到那时认为的最好，到现在只沦为中低档的水平。当然，另一方面说明社会发展太快了，市场上不断冒出高档的新烟，“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滩头上”。
20世纪90年代末的中国，有太多的新东西出现。香港回归仪式在位于维多利亚湾的会展中心胜利举行过了。百年国耻、一朝雪洗，国人扬眉吐气之余从这一事件得到两个启示：一曰“回归”，一曰“会展”。回归被引向另一种心理暗示，一切都将回归。于是，餐馆向着清代、明代，甚至唐代、汉代的装饰风格大胆“回归”，而且市场看好。“唐装”也大有复兴之势。电视剧大多数回归到有清一代—“公元1644年，满族入主中原，为中华民族的电视剧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是中肯的调侃。在这种商业文化环境下的人，特别是既得利益的人，多少渴望“回归”到那种“长幼尊卑，富贵贫贱，秩序井然”的等级社会，曾经不敢显山露水的财富愿意走到台前，通过汽车、服装、酒、烟的档次来区分彼此的不同所属。“会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