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日留痕-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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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妻良母孝亲善粼抚孤仁慈光辉照昊天
各位领导同志对香茗的评价、怀念、认语，心香一片，感人至深。均是对于我们一家老幼的莫大鼓励和安慰。我们一定化悲痛为力量，努力为社会作出贡献，慰香茗同志英魂于极乐九天。不负各位之亲切盛情。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预祝各位福寿康宁。
苑志豪拜叩
这下好了，公告信让我们兄妹松了口气。云开雾散，焦虑多日的心吹拂了春风，追悼会如期如愿进行。
第三部分
第五章（2）
两个葬礼
天蒙蒙亮，我家兄妹就起身准备追悼会的会前事宜。二姐说父亲的房间灯亮了一夜。半夜，她不放心偷偷瞧了一下，父亲一直在看母亲的日记。早餐，看他眼睛里红红的血丝，就知道他的心再次被定时炸弹点着了，而这燃烧其实很久以前就播下了火种。日记好像一张地图，让他寻址问路，踏过一个一个若隐若现的小石块，逐步迈向模糊的目的地，将她浩渺无边的心事渐渐浮现，使他眼前的很多迷途变得清晰可见。我想，父亲终于明白母亲最后一次突然发病倒下的具体原因了。
母亲日记写道：10月29日——今天，又是下雨。半夜盼望千万别下雨的。前天接到了邹家的电话，通知我参加追悼会的地点和时间，让我一直没睡好。我要偷偷出去，可我病房里没有伞，出门不便。吃完早餐，我故意找了个借口，打发陪床的儿子去帮我去机关拿工资，顺便买水果。上班后主任医生查房，说我的“陈旧性冠心病”很危险，我的心脏就像一个千疮百孔的老机器，万万不能再发生情绪不稳，过度劳累、生气、激动、悲伤和失眠，随时可能导致骤停！医生走后，我拿着外套佯装去散步，在一楼卫生间换下病号服，溜出医院大门。没有雨伞，我只能用塑料袋套在头上，狼狈地站在雨水里招手等出租车。连出租车司机看了也奇怪，说老妈妈，你啥事情这么急，雨伞也不拿哦？我赶到龙华火葬场那个最小的殡仪馆，已经迟到。追悼会悄悄开始了，没有多少人参加吊唁，不出十几个人。本来不大的厅堂，花圈挽联稀稀拉拉。比较特殊的是，灵堂布置得好似一个剧场，几个戏曲人物丑角的面具围着死者的灵柩。来人大多是中年和年轻的人，很多挽联都是戏曲剧团送的。其中一幅挽联：“最不幸满园苗株伤化雨，最难堪一门桃李哭春风。”抚弄挽联的几个年轻的小伙子哭作一团，大概是他的学生。邹大伦的妻子早已病逝而去，亲属只有一个儿子，成年了但很瘦弱，孤零零地站在遗像前，握手的时候，我感觉到他骨头绵软。我注意到，来宾中除了我，竟然没有一位老战友！为什么我们忘记了他？难道他家人没有通知到？我在来宾留言簿上写下了名字，格外注明：革命战友。我的手发抖，毛笔字写得歪歪斜斜。我的挽联是：
等闲暂别犹惊梦，
此后何缘再晤言。
同行至今犹可想，
旧游何处不堪愁。
苑志豪，尽管你对邹大伦不理睬，不参加葬礼，你瞧不起他是个丑角，可我还是代表了你，签上了你的名。签名的时候，我耳边清晰地响起了当年你拉京胡为他唱戏伴奏的那一段，那时我们多好！我猜你肯定生气，当你读完我的日记，你便明白，你应感谢他而不是怨恨他。现在我再不怕你生气了。与死者生气结仇有什么意义？
当厅悬挂邹大伦的遗像也是他年轻时的，眼光平和，面带微笑，对人世沧桑好像持旁观的态度。没有比这种微笑和目光更能表达淡泊旁观的人生态度了。然后，我一直远远地站在送行的人群后面，阴雨绵绵，泪水迷住了我的双眼。我的胸口堵得慌，满满的痛，呼吸急促，两腿发抖，灌了铅似的沉，拖不动，精、气、神全部泄掉了。我害怕自己倒在这里，我挣扎，坚持大汗淋漓倚靠在门口柱子上。终于等到仪式结束了，我想，舞台上的丑角死了，该落幕了。我们都扮演了各自的角色。
查查参加那个追悼会的日期，正是母亲去世前两个月。
我一直猜测，母亲为什么一人抱病偷偷去参加邹大伦的追悼会，母亲从没向人说起过她的这次偷跑。父亲对于邹大伦的只言片语，总有看不起人的腔调，一点看不出老同学的亲昵或老战友那种感情。他们仨之间，一定是很多往事的纠缠，剪不断，理还乱。与父亲有过生死之交的大伦，又是经历了什么变故，变成了一个默默无闻的丑角。母亲站在殡仪馆的那个上午，哀伤揪住她的心，往事闪电般的一幕幕在脑海里回放，重叠，化入，淡出。她甚至没人来分担心灵中臌胀的痛苦和忧伤。于是，她带着这沉甸甸的忧伤追赶亡者。
那个湿漉漉春天的早晨，我们聚集在同一个殡仪馆，送母亲上路。
人群聚集在殡仪馆的侧院里，熙熙攘攘，一个接着一个的高级小轿车，空调中巴车，来者们老态龙钟的架势，一看气派非邹大伦这等小小百姓殡仪仪式所能比的，堂正，大方。吊唁的人川流不息，没有正气衰微的景象。是的，追悼会常常是一种机会，它的社交功能很像西方的音乐厅，大剧场，为多年难得见面的老熟人老战友提供了碰头说话的场地。人们看不出多么悲伤，三五成群，为重逢而兴奋着。花圈挽联布置得讲究的大厅，喧哗而拥挤。
父亲精心策划的、宣纸质地颇有文采的挽联，其实没多少人欣赏。亲人们刻意雕琢的细节，淹没在惯常的形式里。待到耳熟能详的哀乐响起，严正气氛骤增，首先垂首告别的一批政要人物，电视台录影机前后乱蹿，闪光灯咔嚓咔嚓，便可看出死者身份地位和应当享受的所谓规格待遇了。而这类细节，是别人最最在意的。这种细节每天在此地一次次被拷贝，说不准明天轮到了在场亲眼目睹的哪一位。人流在身边流淌，一个接着一个，大多是陌生的脸，生硬的手，阴暗的灵堂像个舞台，站在前面的父亲疲惫木然，我们浸泡在恣肆的泪水中。
第三部分
第五章（3）
千里护送
1942年邹大伦护送白莲去延安，艰难跋涉，一路同行20多天。父亲很清楚，她对于他的感激之情是复杂的。正如她日记记录最后送死者的挽联：“同行至今犹可想，旧游何处不堪愁。”
他俩仓皇离开家乡的那天早晨，母亲连最后看一眼孩子的机会都没有。甜水坊事件、警卫员叛变后，女儿托人带回奶奶那里。白莲心里充满愧疚和惶惑，彼时彼刻很像抛弃了骨肉，扔掉了一个弃儿。出发前，邹大伦拿出了一套土布棉衣让她换上，很暖和，衣服半新不旧，到哪里都不打眼。俩人商定出门在外以兄弟相称。姓刘，中国人姓刘的多，走遍天下都能遇到一家子。他是哥叫刘大民，她是弟，称刘少民。为赶时间防止敌人的追捕，他们一口气走出了山区，准备走南路奔河南。先往西南，不知不觉走到太阳老高，已是菏泽县城边，这才坐下喝水、吃煎饼。吃完东西，邹大伦带白莲来到一家小理发店。为了安全不惜改变形象，邹大伦索性推成一个光头，胡子喇碴一点，装扮成个什么呢？他打算装扮成一个小学校的杂役，毕竟在学校读过书，遇到半路有盘查，情况熟悉脱口而出不成问题。母亲装扮成文具店的伙计，卖毛笔的。兄弟俩准备去陕西职田镇找爹爹，说他当国民党的营长，找个活路。毕竟到职田去的最后路程恰巧路过陕甘宁边区，合情合理。白莲虽长期女扮男妆，可东躲西藏的，头发偏长不说，有点偏分头的意思，加上女性的脸部线条柔和细腻，太像个学生。得收拾收拾，收拾得和当地人差不多。白莲坐下，任剃头匠收拾她的头发。
她猛然看见了大镜子中的自己。结婚，生子，颠沛流离的三年，她没仔细地照过镜子。水边，井边，朦胧看个倒影儿，还有老百姓家破碎的小圆镜，小得容不下一张脸，只能看见局部。她怔怔地看着，镜中的人面色憔悴，头发枯槁，黄不蜡叽布满尘土，眼大无神，而眼角已有细碎的皱纹镶嵌。这就是我吗？男不男女不女的，这就是那个让敌人闻风丧胆被称作白莲的人？一个在家乡的地面上不能在阳光下行走、不敢走进理发店、背井离乡逃命的白莲。顶着一颗能值5000大洋的脑袋。她苦涩地摇了摇头，我柏香茗是才22岁的女人啊。抛子别夫，痛失亲人，那千头万绪的感情涌上心头，眼窝一阵湿雾模糊了镜中的影像。她赶紧闭上双眼。剃头师傅豁牙满口大蒜臭味儿，一阵阵在她脑后吹拂。一会儿，他哼了声完事儿啦，她不能正眼瞧镜子，逃也似的冲出理发店。
邹大伦在身后跟着，白莲闷头在小路上往前跑。她不希望让他看见自己的眼泪。邹大伦在后面叫，她就是不理睬，邹大伦越是追，她越是跑得快。邹大伦喊得更加凶，她抹脸，站下，仰头凶巴巴的回一声：你喊什么？走就走呗！可你走错了，应当往那条路走！他气喘吁吁用手一指。由于太激动，白莲在出门拐弯岔路处，把方向变了。当即返回理发店，又照原路向西南方向走去。母亲日记说：不再扮演“白莲”的我，那个时期的脾气很坏，动不动就想哭，憋不住的难受劲儿。而刚一上路彼此“兄弟”关系便默契地确定，邹大伦对白莲的喜怒无常从忍让到纵容，一路之上遭遇的所有事情，他都是大哥的做派和风度，不能想像没有这个大哥。
为安全起见，在山东境内他俩都走小路，尽量少走大路、少坐车。这样，晚间住小店没有什么麻烦便过去了。一连走了几天，脚上都打了水泡，到达商丘的那天，累得浑身发软，天黑之前，白莲说随便找个小旅店住下算了。可邹大伦坚持去找养父交代的一个店号，白莲心里不太乐意，还是强撑跟着去找。可算在关城门的时候找到了那个“顺风旅店”，老字号，店铺不算小，生意红火。没想到，这家店的隔壁竟然是警察局，夜夜盘查过往住店的人。警察们一出门，先查咱这个店，她心里有点急，心扑通扑通地跳。店家掌柜的一听是邹靖国，邹老板介绍来的人，满脸堆笑，点头哈腰。原来邹家世代做买卖路过此地，经常照应他家的生意。邹大伦没有透露父子关系，只称是亲戚有事说奔西北。
看来邹大伦判断得很对，敢在警察局隔壁开店的人，必是有心计和本事，店掌柜和警察非常熟，八面玲珑，烟酒伺候得周到。警察来，掌柜的打了个招呼，便应付过去。他俩可算吃上了一顿像样儿的热汤热面。还带大盆热水烫脚。吃罢晚饭，邹大伦了解了这一带的情况，又跟店家聊天混得熟了，他开口让掌柜帮忙找警察局的熟人，给他俩开两张路条。“干吗要两张？”她悄悄问。
他狡谲地对她说道：“老弟，咱走在路上，万一被国民党收去一张，不是还有备用的？”他的机智聪明让她服气，假如错过了这家旅店，可想而知。他俩凭借这路条，进入河南的路程会顺一点。
哪知进入河南越走越让人心里紧张不安。本来地处中原、兵家必争的河南是个好地方，在他俩这个学生的心里都是地理书本上描绘的景观。现在，日寇侵略加上腐败政治统治，连年的灾害，水、旱、蝗、汤汤恩伯的重兵驻守本已是民不聊生，1942年河南大旱，天灾人祸，真可谓是赤地千里。到处是旱地，死畜，干枯的庄稼，死气沉沉的村庄，满目苍凉。路上逃难的人群如同潮水般向南流泻，难民们骨瘦如柴，饥饿，绝望，走着走着，随时有妇女、孩子、老人无声地倒在他们的眼前。惨不忍睹的情景令人时常产生一个跟随人群奔赴地狱的幻觉。粮食奇缺，价钱太贵了，毛笔一支都卖不掉，谁还能用毛笔哪。
那些日子他俩必须节省着用钱，经常忍饥挨饿，身上长满了虱子，尘土飞扬糊住外表像个出土的陶俑。他俩神情沮丧地走着，在外人面前尽量不开口，虽是女扮男装，可她只要开口说话，用不着仔细端详便能看出性别。凡事邹大伦上前打交道，攀谈，她则假装生病。他还叫她在关键时刻装疯卖傻。她在心里还真的把呆傻人的表情演练过，在这个特殊的时候，他就是她的主心骨儿。
幸运的是，他们一站又一站地往前走着，按照邹大伦养父交代的落脚点，的确没出大麻烦。白莲在夜晚睡觉时安心得多，安心了就死睡，睡得鼾声如雷——第二天早起邹大伦告诉她这四个字，让她脸都羞红了。她忽然意识到旅途中，每天走到一地，什么都不想，不脱衣服倒头就睡，简直忘记了身边躺着的全是大男人。乡镇小旅店常常都是大通铺，价钱低廉。大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