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日留痕-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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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正点前后，略微错落，我家便发出此起彼伏的报时声，叮叮当当，好不热闹。来访的客人，都睁大新奇的双眼，发出疑问和赞叹。最开心的是孩子，在我家错愕不已，眼珠久久瞪着，中了魔法的脚步，连拉带拽也死不肯跟随大人们离去。夜晚，这些钟表的敲击声，划破了沉沉夜幕的包裹，不夜城繁华上海一角，传得清晰，惊心，幽远绵长。
我童年时对这类童话深信不疑：钟表里面有个小精灵，钟表转不停就是魔法师的手作祟。钟表的敲击，总是闯入我的梦境，切碎了漫长混沌的静谧。我睁开眼睛，茫然一眇，四下一片漆黑，仰手揩一把腮边哈喇子，翻身，伸展肢体继续昏睡。孩子是粗糙神经，没肝没肺，从不影响睡眠，渐渐地习惯了它们的聒噪。只是苦了一个人，母亲。以至于很长一个时期，我母亲被可怕的失眠加上一群钟表的倒倒颠颠噪音所折磨，终日疲惫不堪，神情黯淡。
让母亲失眠的还有钱。
众多钟表里，走时最准最昂贵是一座落地大钟。60年代的一天，父亲闲逛一家委托行时，无意中在店铺的角落发现了这尊大钟，顿时眼前一亮。那大钟比父亲高，约两米，上部是表盘，，四周有木制雕花，表盘是象牙白色，表盘上有黑罗马数字。红褐色的木壳显示木质为硬木中的老红木，做工精细考究。厚玻璃镶嵌，前开门，可用钥匙锁住。那钥匙也是铜制的，长柄，像个芭蕉扇子造型，极其精巧可爱。大钟的下部是三只大铜棰，圆柱体，直径5厘米左右，内部机械传动发条的铜链条，驱动齿轮，牵引那个大钟摆，左右摇晃，叭哒叭哒叭哒，稳重有力。大钟的报时系统，每当分针走到了3、6、9、12数字时，报时一次，打簧，奏乐。每60分钟打簧报时。奏乐音符是外国教堂常用的几个音符，一刻钟奏乐4拍，4个音符；半点奏乐8拍，8个音符；三刻钟12个音符，12拍；时针走到正点时奏乐16拍，16个音符，同时发出巨大打簧声，咚咚的，震得房间能发出回音。以父亲的直觉，这大钟是舶来品，外观的品相好不说，年份不浅，真不同凡响。父亲看店铺里的东西大多都有报价，惟独此物没有，他小心翼翼向店家的老师傅打听，那师傅手里忙着别的事，抬头瞥父亲一眼，漫不经心答：“侬要哇？价钱蛮大哦。”“大到啥程度”？父亲紧张地问。师傅用上海话回答：“70块洋佃。”70元——我相信，这个回答好似一声炸雷，曾吓跑了无数前来询价的有心人，那个年代一个普通工人的月工资18元。父亲当时中山装口袋里仅有50元，应该说数目不小了，50！父亲开口了，那个周末，面对大多数人望而却步的大钟，父亲已决定砍价。而那老师傅连连摇手说，这大钟是个老犹太人委托寄卖的，要不是他打算离开中国，才不肯把它卖掉，货真价实。货色这么好，少一分洋佃不卖。买主多得很，可买这么大的钟，一是有钞票，二要有房子，有地方摆放，上海人都住得像个鸽子笼，人没地方困觉，家家都是笼屉上的豆腐叠三叠，哪里有得地方摆？
父亲的脾气，是相中的东西，投鞭断流也得拿到手。他当即就要买下，让所有在店铺里流连的人瞠目结舌。父亲先支付了50元，剩余的回家找妻子要。如此庞然大物，把它运回家，着实费尽周折，那时的城市，商家机动运输车很少，送货上门的服务很艰难，父亲和商家的师傅，在马路上好不容易才找了一辆黄鱼车，路途挺远，车夫与雇主讲好价钱，脚踏运输到家，付5元钱工钱。父亲动手帮助装车，铺垫上破布毛毯，破旧报纸，捆扎得结结实实，每个细节都是亲自督战。为防止半路出纰漏，父亲还亲自跟车，人家小伙计踏车，他呢，步行，急行军般的步步紧跟，穿越了半个上海。不知情的看他那样子，以为是个出苦力的苏北老伙计，汗流浃背半天才走到家。
大钟搬进我家的那一刻，母亲好像被炸雷打了一下。母亲正打算盘，在本子上记着一个星期全家开销流水账。听说这物件总计75元的价钱，还有煌煌巨大的体积，扑面而来的是轰隆隆的压力。只有父亲那亢奋、不知疲倦的笑颜在说，“我捡了个便宜货！”我看到母亲忍住了气恼，无奈地数钱，递给了父亲，有什么办法，我家父亲就是说一不二的霸爷。
自此，父亲说他请来一位钟爷爷，那大钟的年龄，请专家鉴定，再经过他用放大镜仔细考证里面机械材料上的外文字母，出自1910年，的确比父母的辈分还大。后来，长孙出生了，父亲总是指着大钟说，这是钟爷爷，叫爷爷！久而久之，咿呀学语的孙子，只要有人问他你爷爷在哪里？宝宝首先用白藕似胖手臂指大钟。
大钟的饶舌聒噪在我家钟表一族的确也是爷爷级的水平，它老当益壮，时刻勤奋工作，走时极准。发出的打簧声响穿云裂帛。仔细端详它，与许多大钟委实不同，指针很奇怪，蓝莹莹的发亮，不是下粗上尖笔直上去，而是在顶端的中间还有一个镂空圆洞。父亲不厌其烦地告诉我那独特指针的学问，你看，颜色发青绿，叫烧青针，行家也叫宝玑时针。顶端有镂空圆孔的时针和罗马数字的表盘，是它的特点。1783年引入了表的制作，创始人是法国巴黎人亚伯拉罕·路易·宝玑，他是个神童，从小就表现出了对复杂机械的非凡天赋。人家15岁到凡尔赛学钟表制作，五年间便脱颖而出，成了同行中的新秀，受到法国皇亲国戚的青睐。他创始的“宝玑表”，法国路易十六，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英国维多利亚女王、俄国亚历山大一世、法国的拿破仑、英国的丘吉尔这些叱咤一时的人物都是钟爱者。这种礼遇，人家当然名副其实，人家第一个发明手表防震装置、第一个单凭触觉感知时间的盲人表、第一个设计成功铊飞轮装置、第一发明双针观察计时器，总而言之，它太独特了。父亲日日陶醉在自己拥有大钟的幸福时光，钟表的运转节律就是他的心情变化的节律。
第一部分
第二章（11）
他经常一个人坐在客厅，一动不动地坐在躺椅上，默默地长时间呆着，品茶，摩挲着茶壶，谛听时光随着落地大钟的钟摆节奏而流逝。
既然请来一位钟爷，家人就得伺候这位爷。定期擦拭除尘，醮油，打蜡，自不必说。脏活儿累活儿，分配给别人干，父亲的任务只有顶顶要紧的一项：上弦。给大钟上弦，是我家一项重要仪式。那位大钟的走时一般是一周，三个大铜棰渐渐垂落到底部了，便是它需要紧弦的提醒，否则，它会罢工休息。上弦，谁都没资格，使用那把漂亮钥匙打开玻璃门，惟有父亲一人。只见他，必手戴专用白手套，着工作服，说是生怕手上的汗渍沾上铜棰，容易生锈；他蹑手蹑脚地打开玻璃门，然后，轻轻的，一手托住铜棰，一手下拉其中一根拉链条，稀里哗啦一阵，托起一根，如此这般，将三根铜棰并行托到高处。
小心伺候大钟爷爷，我们充其量也就是一群粗使下人和丫环，可它有了毛病，蔫头耷脑不动弹，钟声不再响彻，谁都无能为力的，父亲就急眼了，他是科盲，摆弄机械犯傻，他意识到他那众多的心爱钟表，必须有个长期的、内行而专用的私人医生侍候。
没过多久，这位高人便出现在我家餐桌上。父亲在当官半生，从没见他家宴请当权的高官，足见老师傅的待遇了。他不光来吃饭，还成了酒桌上的贵宾。这位师傅，是父亲天天跑古旧钟表行物色到的人选。据说11岁便在钟表行当学徒至今60多年，他到底姓什么不清楚，都称呼他钟师傅，或许他本来就姓钟。钟师傅看去年龄与父亲相近，矮个儿，秃顶，大概总伏案做事，脖子习惯往前抻出。而且，与我父亲有同样的听力障碍，几近是个聋子，声音特洪亮。所以他两人讲话，好像是哇哇哇吵架。他耳朵弱，可眼睛和手上的功夫厉害，身怀绝技，无论什么国家什么年代的钟表，手到病除。那个年月不时兴明打明地讲报酬，父亲便送给他好酒好烟和补品作为酬劳。
钟师傅每次来，一般集中诊治几块钟表的毛病。他平时穿着十分考究，从头到脚，一尘不染。连指甲都修剪得清清爽爽，圆润而有弧度。修表也是仪式化的，有些夸张，进门，他先要如厕，洗手，在卫生间洗手，还得用小刷子蘸肥皂刷指甲。清洗干净了，换上带来的淡蓝色大褂，套袖。然后，清理桌面，不留任何无关物品。再平展开一张小毯子，里面有适宜精密仪器用项的各种微小工具，俨然是外科手术的感觉。他干活的神态有一种神圣感，对待每个物件都专注而拘谨，咳嗽都要转身，向后噤声喷气。打开钟表壳子，不许任何人靠近他，好像是生怕不洁净之灰尘感染，也怕人多手杂丢失了细小零件，我们小孩子只能远远地好奇窥视，望而生畏。
除了大钟，父亲零七八碎积攒了不少表，他更偏爱的是怀表。据说中世纪欧洲王室成员往往把精美怀表当首饰，以佩戴华贵的怀表来显示其高贵，路易十六是迷恋者。那个年代父亲对于怀表的热衷，好像也是一种不合年龄、不合时宜的时髦，装饰性超过了实用性，像是老女人戴首饰项链。父亲收藏了古老的、仅有单支针、时针的老表，没有分针计时，别人看不懂，他也是估计性地判断时间。他的怀表太老，走时不准，而他执着地佩戴着它们，不离不弃。他喜欢珐琅表壳装饰工艺的打簧表。他佩戴着，在公众场合，总时不时掏出来瞅瞅，希望得到别人注意，显摆的意思，总没得到期望中的赞叹，因没人理解他戴这老东西的好，人家不明白这破烂东西好在哪儿，缺少知音，令他情绪低沉。回家后，他会摇头摆脑地叹息：“古董云者，即明晓古人所遗之精华也。”所以，他强力向子女推销钟表知识，拉着你故意问：“为什么怀表要有盖子？”见我爱搭不理，便自问自答说，这是表的重要装饰，叫防尘盖，别小看，这个盖儿发明是在1774年哦，比表诞生晚了100多年哪。表盖子初见人世，不光是防尘，还为珐琅画的施展提供了用武之地，从而让怀表更加艺术化……
他一开口我就打哈欠。现在父亲终于和钟师傅成了知音，这令他话更多，两人叽咕叽咕，让我知道了很多名词，什么粗马表、细马表，卡子——卡子是表的擒纵叉的俗称。卡子是擒纵机构，控制着发条的能量输出，机械表指针保持等时性运动，走时准不准，全靠它。而机械表中擒纵叉有“叉瓦式”和“销钉式”两种，叉瓦式的卡子是人造宝石制成的，耐磨性强，能使表保持长期正常工作和走时精确。采用叉瓦卡子的叫“细马表”，运行起来声音清脆。而销钉式的卡子叉脚是用钢丝制成，没宝石，不耐磨，运行的声音粗糙而沉重，所以叫“粗马表”。当然，粗马表比细马表的机芯也粗糙得多，不过是把普通时钟机芯缩小到表里，没钻数，制造这类表的成本自然低得多。
那个冬天，我要去东北农村插队。临走时父亲说要送给我一块手表，我一听乐了，心想爸爸头一回送我这么高级的礼物，一定是上海牌，那时上海牌手表在全国最时髦。没想到，父亲给了块旧表，很不起眼儿，表盘不大，白表盘已经不那么白皙，些微泛起一层淡黄，指针和阿拉伯数字发出淡绿色荧光，表链是钢制的，也不合心意，我喜欢黑色皮带子。我心里嘀咕着小气鬼，送我一个破烂儿表，嘴上没说，失望写满了脸庞和眉眼。
父亲看出我的不满，忿忿道：“不知好歹，别看是旧的，是名表。你不愿要，我还舍不得哪。这是我的珍贵纪念品！”那是抗美援朝第二年，他们缴获了一大批美军物资，志愿军团以上干部，作为奖励发给一块洋表。父亲说夏天庚很不满，他迷信，说，死人身上扒下来的手表不吉利，宁可要奖给洋酒和洋烟、洋罐头更实惠。惟独我父亲乐得在雪地上跳，拿着手表，耳朵贴着精亮的表壳，听清脆的滴答声，真是爱不释手。那是他在战争生涯中最珍爱的纪念品。
受到我低落情绪打击的父亲，仍不屈不挠地卖弄他的钟表知识，他得说服女儿善待这块表，说，19世纪中叶有个法国珠宝制造商路易·卡地亚，他家族造的机械手表出名得很，人家在1888年，就尝试着在黄金手镯上装上机械女表，可当时人愚昧，竟对佩戴手表不认可，怎么也流行不起来，没获得成功。据说，英国王爱德华七世赞誉他的作品是：“帝皇珠宝商，珠宝商的帝皇。”1904年路易·卡地亚特地为他老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