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立正-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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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两头上门讨债，你就不要回来了。”钱家珍肚里有了那些山珍海味的支持，就针锋相对地说，“陈道生，这话可是你说的。”
第四章 男人是抵住地狱之门打开的那个人
1
年关近了。陈道生急了。
天亮后的巷子里像一个漏风的袖管，匆忙走过的街坊头发很乱，陈道生每天推着自行车出门卖糖葫芦，总是主动打招呼，打招呼的感觉跟讨好卖乖是一样的，每个迎面走来的几乎都是他的债主，陈道生觉得如果讨好卖乖能够让街坊的内心感受与脸上的表情完全一致，他愿意一辈子都这样。街坊在陈道生打招呼的时候，总是很客气的应和着，但时间一久，陈道生敏感起来，他发觉如果不先打招呼，好像没有一个街坊主动先跟他说话，是自己心有余悸太快了，还是街坊如鲠在喉怠慢了，自二十多户上门问债后，这种情形变本加厉了。
逼近年关的时候，陈道生不想卖糖葫芦了。
每天推着车卖糖葫芦像游击队员一样四处奔走，走街穿巷的感觉很像流窜作案，这种感觉很窝囊。最焦虑的是，两个多月来，他总共挣了不到一千块钱，平均每天只能挣十来块钱，这买卖不能开店铺销售，季节性又强，到了夏天，太阳一晒，糖衣往下淌，没人吃了，生意就没了。卖糖葫芦糊一张嘴都是季节性的，要想还债，差不多就是痴心妄想，即使一年卖到头，他算了一下，要想还清债务，至少要六十多年，这一段日子，他想得最多的就是在一生走完之前，一定要把债还完，他不愿在他死后还被人指指点点。
陈道生许多想法是无法跟人说的，说了也没人听，钱家珍除了抱怨和指责，不会多给他一个温暖字眼的，院子里人嘴上不说，但从他每天捣腾糖葫芦的姿势中早就对还债绝望了，他们都有一种认倒霉的无奈，所以大伙有机会凑到一起的时候，说得最多的就是，“就算抓到刘思昌，他也得被枪毙，骗去的钱肯定是一分也搞不回来了。”说刘思昌，也是在说陈道生，没有任何一个人说陈道生能把债还清，就连相关的片言只语都没说过。在他们的想象中，陈道生要还清三十万就像国民党反动派反攻大陆重新夺回政权一样完全是不可能的，而陈道生想的是，要是还不清三十万的话，他宁愿不活，他是为了还债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才还债的。
这些话只有对于文英说。
陈道生推着车不知不觉叫卖到了红蜻蜓快餐店门前，他也不知道怎么就卖到这条路上来了。已是午饭后时光，店里已经空了，穿着白大褂的于文英正站在一堆饭盒边将剩余的菜进行合并，见陈道生来了，她放下手中的勺子迎了过来，“来，吃一份盒饭吧！”陈道生咽了咽唾沫说已经吃过了，于文英说算我请你吃的，陈道生说真的吃过了，边说边从车后草坯上拔出一串糖葫芦递给于文英，于文英接了过来，并不吃，拿在手里像拿着一束红玫瑰。
陈道生站在午后清冷的空气中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于文英，于文英在快餐店伙食不错，脸上红润了许多，她对陈道生说，“一条街的人相信你只是做小买卖的人，可我不信。我早就讲过，五年、十年、二十年后再看，谁是英雄谁是狗熊不就清楚了。”于文英的话很抽象，甚至有些标语口号式的空洞，但陈道生听着却像快要死的人被打了一剂强心针一样，他能感到滚烫的血在全身上下川流不息。三圣街一条街上，只有于文英说这样的话。
快餐店门前法国梧桐树上最后一片枯叶飘到了陈道生肮脏的皮棉鞋边，这片挣扎了一个冬天的枯叶很像他的经历，他挪开脚，不忍心踩碎它。
于文英的白大褂给了陈道生一种很隐蔽的暗示，他想起了于文英在市二院当大夫的表姐赵文丽，赵文丽也穿白大褂，他对于文英说，“你表姐还在二院当大夫？”于文英问，“你病了？”陈道生说，“胃不好，我想找她看一看。”于文英说，“我陪你去吧！正好她今天下午值班，店里也没事了。”陈道生说，“我一个人去，她去过我们店里，认得我的。”说着陈道生骑着车就走了，于文英目送着陈道生远去的背影摇摇晃晃，直到消失在人车混杂的视线尽头，她的心里突然涌起尖锐的悲凉。
陈道生胃不好，但他并没有去看胃病，他找到赵文丽说自己是O型血，问医院要不要血，赵文丽当时的反应就是成语中说的“瞠目结舌”，“于文英卖血还差不多，你是当老板的，还卖血，开什么玩笑！”
陈道生于是将自己的遭遇详细告诉赵文丽，“年关到了，我欠街坊那么多，总得还一些才是，求你帮帮我，实在没法子想了。”赵文丽这才看清陈道生一身难民穿着，棉袄上被烟头烧了好几个洞，里面的旧棉花呼之欲出。赵文丽叹了一口气，就带着陈道生去了血库，血库采血的大夫告诉他明天一早来抽血，不要吃早饭。
陈道生对赵文丽说了许多感谢的话，又关照赵文丽千万不要对于文英说卖血的事，赵文丽答应了。
第二天一清早，陈道生骑着车赶到了市二院，采血的女大夫在他的胳膊上涂了酒精，又用一根皮管将胳膊扎紧，暴跳的动脉血管像一条很大很长的蚂蝗从胳膊上爬了起来，酒精很凉，血很热，陈道生在冷热不均的感觉中很振奋，大夫将一个针头刺进蠕动的蚂蝗里，陈道生感觉只是被蚊子叮了一下，血从针管里流向挂在架子上的一个塑料袋里，四周是白色的墙壁，眼前是红色的鲜血，这两种颜色让陈道生想起了白色代表反革命，红色代表革命，在革命和反革命的对峙中，陈道生有一种神圣和光荣的使命感，他想，为了革命，他身体里的血就是自来水，只要龙头一开，就可以让它源源不断地流下去，还债是一次光荣的革命行动。二百毫升很快就满了，医生拔了针头，又用一个蘸了酒精的棉球按住，血很快止住了，棉球上只留下一个米粒大的血点，他扔了棉球，一点感觉都没有，抽了一袋子血，居然一点都不痛苦，甚至有点像撒了泡尿一样轻松，他问那个戴着白口罩的女大夫，“能不能再弄两袋？”女大夫声音堵在口罩后面很含混，语气却很尖厉，“你要钱不要命了，不是放自来水，懂不懂？一个星期最多抽两次血。”
陈道生拿着医生开的单子去会计室领了二百块钱，他攥着钱走出飘满了药味的医院，快步如飞，身轻如燕，蹬上自行车，他嘴里情不自禁地想唱歌，可眼下的流行歌曲一点都不会，所以他就唱起了“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
这时候，早晨的太阳升起来了，上班的人们迎着冬天寒冷的阳光大步流星地走向自己的岗位，陈道生走向自己家的厨房，他还没吃早饭。走到三圣街巷口，陈道生下了车，在一个炸油条的摊子上，他买了两根油条，摊主是三圣街的丁麻子，丁麻子将油条递过去说，“道生，发财了？”陈道生没接油条，而是在棉袄里面的口袋里掏来掏去的，掏着掏着脸色就变了，他发现两百块钱不见了，丁麻子手中竹签串着的油条悬在半空里，“快拿着，我还要炸油条呢。要是没钱下次再给！”陈道生还是不说话，他匆忙地解开纽扣，脱了棉袄，将里面的口袋翻过来，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些烟屑掉到了地上，陈道生将棉袄倒过来，索性猛地抖着，嘴里叽咕着，“糟了，钱到哪去了呢？”这可是卖血的钱，陈道生急得蹲在地上，眼睛在石板路上搜索着，石板路上除了零星的碎纸屑、踩扁了的烟头还有一些炸油条撒落的面粉，什么也没有。丁麻子说，“又不是几千几万，不就是两根油条钱吗？看你这失魂落魄的，两根油条送你了。”陈道生站起来，眼睛都直了，他愣了一会，突然往屁股后面的口袋里摸去，一摸，就摸出了两张百元大钞。原来从医院出来的时候过于激动，没想到将钱塞到了屁股后面。丁麻子说，“乖乖，你真的发财了，两毛钱油条你掏出两百块钱，吓我呢？”陈道生尴尬地笑笑。
陈道生拎着两根油条回到家，钱家珍已经出门去了，这些天钱家珍一大早就出去，有时很晚才回来，每天早饭不做，晚饭不烧，回到家就坐在凳子上嗑奶油瓜子，瓜子壳也带着一股怨气飞得很远，又过了几天，钱家珍身上多了一件真丝刺绣的棉袄，绿地红花，光鲜照人，等到下身穿了一条米色的条绒长裤再加上脚上配的一双棕色皮鞋，钱家珍倚着门框将瓜子壳吐出一道弧线的时候，她神态真像是一个享足了荣华富贵的姨太太了，陈道生问哪来这么多钱买这么好的行头，钱家珍说打牌赢的，陈道生说你们不是打五块钱一锅的牌吗，哪能赢这么多钱？钱家珍说，“告诉你吧，我找到一份工作。”陈道生说，“什么工作？”钱家珍说，“不能告诉你，告诉你是要犯错误的。”
回到家的陈道生独自就着开水吃了两根油条，肚子里充实了许多，他本来以为卖血就不能卖糖葫芦了，可不卖又能干什么呢，身上不疼不痒的，坐在家里晒太阳，出去到处闲逛，别人看见了都说不过去，他又不能告诉人家自己卖血。于是吃了两根油条的陈道生只无所事事了一支烟工夫，就跑到厨房熬上了糖浆，将山楂洗净一搅拌，不到一小时，糖葫芦就做好了。十点钟的时候，陈道生将做好的糖葫芦绑到车后架子上，出门了。
他想每个星期卖血两次四百块钱，年关生意好，每天卖糖葫芦挣个三四十块钱，到年三十还有半个月，差不多就能还上一千块钱。在没有找到新的挣钱门路之前，一边卖血，一边卖糖葫芦，是最好的选择。卖血这天糖葫芦也卖得出奇地好，下午四点钟，在胜利路小学门口，两百串糖葫芦剩下的最后六十多串被哄抢一空，前后不到五分钟。
钱家珍是夜里十二点回来的，陈道生睁开疲倦的眼睛问钱家珍哪去了，钱家珍吐出嘴里已经嚼得索然无味的口香糖，懒洋洋地说，“才下班。”陈道生坐了起来，人也醒了，“你在哪儿上班这么晚才回来？”钱家珍踢了踢脚上的棕色皮鞋，“不是跟你说过了嘛，不能告诉你！”陈道生沉不住气了，“明天我跟你一起到你单位，看你究竟做什么了不起的工作。”钱家珍不屑一顾地说，“你算老几，市长都没资格去打听我的工作。”陈道生觉得钱家珍简直就是发烧说胡话，是痴人说梦，贩毒，她不敢；做见不得人的事，人老珠黄又好面子，不会干；也许当媒婆在外面骗吃骗喝骗点衣服穿。想不清楚，陈道生就不想了，他倒头睡去，太累了，后半夜睡得很沉。
2
大街小巷过年的气象越来越鲜明，家家户户的门檐下都挂了些腊肉和腌干的鸡鱼鹅鸭，过了腊八，卖春联、鞭炮、糕点、瓜子、花生的年货摊子就依次摆满了大街小巷，买卖一派繁荣。
陈道生家里毫无过年的气象，既没割肉，也没打酒，屋内冰冷的空气冻住了剩余的日子。杨白劳卖豆腐过年还给喜儿买了三尺红头绳，陈道生想过这个问题，只是他觉得连三尺红头绳也没处扎，女儿小莉在新疆劳改，而巨大的债务像一剂毒药毒死了过年的心情，过年对于陈道生来说是恐惧和煎熬，而不是吃肉喝酒，钱家珍对这个家和陈道生也死了心，她穿着新买的衣服和鞋子早出晚归，家成了她生命中一个极不情愿入住但又不得不住的旅馆，旅馆的地上爬满了臭虫和冬天不死的苍蝇。
钱家珍已经在郭文达手下干一段日子了，这个梳着背头衣冠楚楚的五十多岁的男人工作很重大很神秘，他的办公地点在“临河小区”，是租住在五楼的两室一厅的民宅，晚上也住在里面，钱家珍就在这伟大而神秘的两室一厅里上班，客厅里有一张办公桌和一部电话，里屋有一些简陋的家具和一张宽大的床，平时郭文达出门，钱家珍就在屋里守着，偶尔有一些来路不明的人将皮箱或纸箱送进来，郭文达说是机密文件，让她不要看，钱家珍看到纸箱或皮箱的外面都缠绕上了一道道胶布，就知道五花大绑的箱子确实是很机密的。她从来不看。
吃过山珍海味的钱家珍是第二天到郭文达那里上班的，郭文达将钱家珍带进略显空荡的屋里，很冷静地对她说，“干我们这行的，日子其实很清苦，很单调，有钱不能乱花，还不能住高级宾馆，更不允许跟当地领导打交道，像个出家的和尚。这里就是办公室兼我的卧室了。”钱家珍觉得这里的陈设与郭文达的衣服与发型差距太大，她就很疑惑地问，“你究竟是做什么工作的？”郭文达从西装口袋里面掏出国家安全局特别调查官的蓝皮证件递到钱家珍的手里，钱家珍看到“国家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