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的真谛-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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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又来了，邦德先生。”罗曼努斯说，仿佛邦德是个淘气的孩子，又被带到了校长办公室。

“我的姓是布赖斯。”

“请收起这些间谍的勾当吧，我们知道你是谁。你是替英国政府工作的公务员。我们在美国的列普罗凯亚诊所拍到了你的近距离照片。你在那边干得很漂亮。”

“那不是我炸的。”

“当然，是已故的阿丝丽·安德森医生干的。我们应当怀念她。不管怎么说，那个机构将被关闭。你所做的事，邦德先生，只是加快了它的进程而已。我们想甩掉那些可怕的‘供给者’成员，而你则促成了这件事。”

“那么，你就是德卡达的头头了？”

“我是莫那德，我是一，”他说。他聚精会神地盯着邦德。那家伙的眼珠子仿佛正在旋转，邦德无法不去注意他的眼睛。他发现自已被罗曼努斯施了魔术。那家伙的眼睛里有某种东西，正在促使邦德也瞪着眼睛望着他。但几秒钟之后，邦德的意志就警告他，罗曼努斯正试图对他施以催眠术。邦德竭力望着别处，不过这需要意志力。

邦德意识到，康斯坦丁·罗曼努斯是那种拥有独特的说服能力的家伙。如果他能催眠那些意志薄弱的人，用他那富有煽动性的演讲和充满哲理的学说，以及诱人的主题，让人们来信任他和相信他，那么他就会被看成一个天神（或是魔鬼）。

邦德现在开始明白，为什么罗曼努斯会拥有一大群追随者，并对他的异端邪说倾倒备至。“你究竟在追求什么，罗曼努斯？我知道你已经死到临头了，所以还是说出来为妙。”

“邦德先生，这很简单。我正在履行众神的使命。他们确实是存在的，因为他们对我说话。毕达哥拉斯的灵魂在我身上活着，而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人。”

“什么样的使命？”

罗曼努斯喝了口酒，他那充满火焰般的眼睛紧盯着邦德。

“我想我是可以告诉你的，因为你马上就会被处死。你的死将告慰我堂兄瓦西里斯在天之灵。你知道，他是我的七号。对我们的组织十分重要。他还是我的家人。你将为他的死而忍受命运的折磨。不过在这之前，我要告诉你我的故事。”

“如果事情不会有什么不同，我宁可立刻接受折磨，”邦德嘀咕道。

“当我们真的开始了以后，你就不会说那么多俏皮话了，邦德先生。我是个希腊塞浦路斯人，出生在北部城市克勒尼亚，也在那里长大。1963年，我刚从大学毕业，我是学数学和哲学的。我在尼科西亚北部得到了一份很好的教师工作，我在那里结了婚，有两个漂亮的孩子。我是个不同政治的人。这真是一种快乐的生活，不过那时我还不是一个得到天启的人。众神还没有对我说过话。正是一场危机打开了我和他们之间对话的通道。那一年，我的生活被彻底粉碎了，因为整个塞浦路斯爆发了战争。我们的前主席和精神领袖马卡里奥斯，对土耳其塞浦路斯人作了太多的让步。你们的军队和联合国的所谓维和部队开始人侵这个岛屿，他们试图维持和平，而他们的目的也确实暂时得逞了。”

“你忘了说塞浦路斯岛上的许多希腊人和希腊塞浦路斯人也消灭和摧毁了大量土耳其塞浦路斯人的家园。联合国和我们的军队进驻这个岛屿是为了阻止希腊塞浦路斯人大肆杀戮土耳其塞浦路斯人。”

“这正是土耳其的政治宣传想要你们相信的。”

“罗曼努斯，这是事实。不过继续讲吧，我们过会儿再来讨论它的语义。我们可以召开一个集会，大家都穿上凉鞋，然后到巴台农神殿去辩论。”

罗曼努斯对邦德的讽刺报以难看的一笑。他接着说道：“60年代末，一个广泛的和平局面是存在的，但也不时地爆发暴力事件。我把我的家移到尼科西亚郊外，不幸的是，这个地区到处都是土耳其人和土耳其塞浦路斯人。最坏的事也跟着发生了。正如你知道的，1967年，希腊发生了一场军事政变，马卡里奥斯重新夺回了对塞浦路斯共和国的控制权，然而，他在希腊树立了许多敌人。七年之后，即1974年，希腊国民自卫队驱逐了马卡里奥斯，在岛上建立了一个军人政府。马卡里奥斯从此流亡国外。这真是……一场闹剧。土耳其人利用这个机会占领了塞浦路斯岛。他们开始屠杀希腊人和希腊塞浦路斯人……”

“嗯，你忘了提到，当马卡里奥斯被放逐，而军人政权在岛上建立起来时，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土耳其人和土耳其塞浦路斯人身上。土耳其一直声明他们是‘进入’而不是‘侵入’。他们是在保护他们的人民。”

“这又是土耳其的政治宣传……”

“我不是在为土耳其辩护，罗曼努斯，”邦德说。“他们也在塞浦路斯干下了一些不可告人的事情。如果你问我的话，我会说，双方都有误解和偏见。这恰恰是两个民族互不理解达几个世纪之久的典型的例子。”

“你希望我们会走到一起，手拉着手，一起唱‘让世界多一点爱’？你跟英国的其他调停者的想法一样，他们曾想在塞浦路斯实行专制政治。你对我们的人民一点也不了解。如果你认为凭借几句话就能解决我们的问题，那你一定是疯了。”

“我可不是那种谈论不存在的众神的人。”

罗曼努斯朝赫拉看了一眼，用力地点了一下头。她向前跨上一步，在邦德脸上狠狠地抽了一掌。邦德跳起来，准备自卫。但罗曼努斯从他的夹克里掏出一把威慑PPK　手枪，对准了邦德。

“坐下，邦德先生，”他说。“噢，我想这是你自己的枪，我们是在二号的公寓里发现的。把他绑在椅子上，二号。”

赫拉低声笑着从一个船舱取来一些尼龙绳。她沿着邦德的胸口把他牢牢地绑在椅子的后背上。

“行啊，你已经抓到一个俘虏来作听众了，罗曼努斯，你还是继续讲你的小故事吧。”邦德说。

“我会的。战争爆发了。北部的三分之一领土被土耳其人占领，他们强迫住在那里的希腊人和希腊塞浦路斯人离开，否则就格杀勿论。”罗曼努斯顿了一会儿，故事的这一部分显然使他感到痛苦。“我们的房子被炸。我的妻子和孩子们死了。我头部受伤，死里逃生。所有我能记得的事情就是躺在南部尼科西亚的医院里，竭力恢复意识。我惟一的记忆是，在轰炸后不久，我看见了一些英国士兵。我乞求他们帮助我，可他们对我理都不理。”

邦德想，这大概解释了德卡达为什么要对英国基地发动攻击。

“我在医院里呆了六个月，”罗曼努斯继续道。“我不知道是否会失去意识，失去我赖以谋生的教职。我已经记不得最最简单的数学公式了。我也忘了拉丁语。只是到了我被辞退、逃到了希腊后，我才重新获得已经失去的东西。”

难怪这个人会发疯，邦德想。严重的脑伤已使他失去了理智。

“我得承认，当我到达希腊时，我的状况非常糟糕。我成了雅典街上的流浪汉，无家可归，身无分文。我酗酒。周围的人对我不屑一顾。接着，有一天，我睡在雅典的古阿戈拉遗址上。我在地上爬着，从废墟里找到了一个可以睡觉的地方。正是在那里，众神第一次和我说话了。”

说到这儿，罗曼努斯脸上的表情立刻就变了。他似乎对一个演说者的人格面具感到满足。他的嗓门也提高了，而且从桌前站了起来。他边说边在房间里走动，对着看不见的朝拜者做着手势。

“希腊众神向我传递只有我一人才能听懂的信息。一天夜里，我经历了至高的神对我的显灵。宙斯亲自对我发话，并且以毕达哥拉斯的灵魂使我确信无疑。康斯坦丁·罗曼努斯那天夜里死了，莫那德占据了他的位置。圣灵指引我来到了一个帮助无家可归的人民返回家园的组织。一旦我能证明我在战前曾拥有一份大学教职，我就在图书馆获得了一份工作。我阅读了所有我能找到的有关毕达哥拉斯及其哲学的书。

“我去听大学的演讲和学生的集会，因为通过在图书馆的工作，我结识了一大批年轻人。我开始卷进了一些激进地反土耳其的学生运动。他们也是希腊塞浦路斯人，跟我一样，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园，他们也希望干出一番大事来。结果证明他们是一个小小的民兵组织。他们有走私进来的武器弹药，并且计划向土耳其报复。”

“他们是谁？”

“现在已无足轻重了，”罗曼努斯说。“他们现在都已经死了。重要的是，我从他们那里学到了许多游击战争和恐怖活动的策略。正是这一经历使我找了一份工作，当了一个雇佣兵。我离开希腊，来到黎巴嫩，是在，让我想想，是1977年。就在我离开希腊那年，那个组织在塞浦路斯北部海岸，对一艘供给船发动了一场不成功的进攻。从此他们就杳无音信。不过我从他们那里学到的知识是不可估量的。我把毕达哥拉斯哲学同他们的教训结合起来。他们正在寻求使一变成多，而这也正是毕达哥拉斯想达到的理想。”

邦德现在明白了，罗曼努斯把毕达哥拉斯的教条跟游击队的智慧混合在一起。两种哲学被违情悖理地扭曲在一起，而他却相信它们。

“不过，我扯得太远了，”他说。“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我一直在中东当雇佣兵。我替各种人干活，也赚了不少钱。”

“你是说‘各种恐怖活动’，不是吗？”邦德插话道。

“我发现我有特别出众的才能可以组织群众和领导群众。众神给了我说服他人的天赋。1981年，我的命运出现了一个转折，我赚了一大笔钱。我决定离开雇佣军，返回希腊做我命中注定要做的事。我在雅典定居下来，做了几笔聪明的房地产买卖。我建立了新毕达哥拉斯学派。通过与希腊当局的联系，我在雅典大学谋到了一份教职。我写作并出版了一本专著。我突然发现自己”众望所归“，这就是说，我在希腊变得非常有名。人们事实上是付了钱来听我的讲座的。我接受国外的邀请访问他们的大学，进行学术讲演。80年代末，我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呆了五年，当然也时不时地返回希腊。我收拾了德卡达组织的残局，扩展了我的权势范围，并为希腊和塞浦路斯的未来政策制定者定下了基调，形成了一个崭新的德卡达。”

邦德朝赫拉瞥了一眼，看看她对这些事情的反应。她全神贯注地站着，两眼直直地望着前方，面部毫无表情。

“我选择了九个对我忠诚的信徒组成了德卡达的领导层。其中每个人都是他本行中的专家，每个人都有他自己可观的追随者来实施我们的行动计划。五个男的，五个女的，每个人都代表了毕达哥拉斯式的对立——奇与偶——奇是男性，偶是女性。我，自然地，成了一，莫那德。我任命赫拉为托德，即二。我已故的堂兄瓦西里斯，是七。我很遗憾我不得不用别的人替代他的位置了。你对我的两个成员的死负有责任，邦德先生。你必须好好地为此付出代价。”

“你为什么要攻击英国在塞浦路斯的基地呢？”

“是众神的要求。英国在1974年塞浦路斯发生的事件中扮演了一个不小的角色。他们对土耳其人的入侵不闻不问。”

“那么，阿尔弗雷德·哈钦森呢？你为什么要杀害他呢？”邦德转向赫拉说。“是你杀的，对吗？你是伦敦那个手持有毒的雨伞的攻击者。”

罗曼努斯替她作了回答。“是的，那正是赫拉。她是我的剑。我是在1978年的塞浦路斯遇见赫拉的。那时她还是个小女孩，对吗，赫拉？她是我在这个世上遇到过的最心狠手辣、也最危险的12岁大的小女孩。我们变得非常亲近，我并不讳言这一点。从那时起，她就跟着我了。”

“真是个动人的故事，”邦德说。“病态，但动人。”

赫拉又走上前来打了邦德一记耳光，但奇怪的是，她变得有些犹豫不决了。罗曼努斯继续往下说：“你问到了哈钦森，正如我刚才说过的，我在得克萨斯呆过一阵子。通过我的地下网，我跟美国的一个名叫‘供给者’的军事组织接上了关系。一个中介人把我介绍给查尔斯·哈钦森，一个被宠坏了的、富有的花花公子，替‘供给者’传递货物。他恰好是一位杰出的得克萨斯大学的访问教授的儿子。而那时我也正好在该大学做访问学者。这孩子和我——我们一起做生意。‘供给者’开始通过前哨站，向全世界出售冷冻的精液，向德卡达输送生化武器。我想出了一个计划，使‘供给者’的领袖，一个红脖子的名叫吉布森的人背上了黑锅。他被捕并被送进了监狱。从那时起，我事实上已成为‘供给者’的领袖，只不过这个组织的其他成员还蒙在鼓里而已。我控制了他们在全球的关系网，使得德卡达得以扩展其势力范围，并且赚得更多的钱。不过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