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历史上的黄金时代:贞观之治-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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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番话说得众人哑口无言。但是，即使无力反驳，不少人还是纷纷以为魏徵的道理不足信从。
智慧的人往往能够在不同的观点中分辨出优劣高下来。群臣还在纷言论争，太宗的脑海，已经被魏徵一番铮铮言辞充满。“圣哲之君！”太宗本不崇尚霸道，他觉得自己能够做一位圣哲之君。
这样的一场辩论，奠定了以后帝国治理的基调：仁政，教化，帝道。
这天，皇后到太极殿，问候过高祖。回来，看到太宗正在床边的墙壁上粘贴什么。
“陛下在粘什么，为何不令宫女们来做？”皇后走过去，原来太宗在粘一些臣子们上书言事的奏疏。
“唔，皇后快过来帮助朕。我怕宫女弄坏了奏疏，所以不令她们做。”
“难得陛下一颗孜孜求学的心。”皇后道，“陛下在旁指挥，让妾来粘。”
两个人趴在床上，就像一对布衣夫妇，忙得不亦乐乎。
但皇后很快发现，她做错了。太宗开了头，就止不住。他不断地要将奏疏往墙上粘贴，后来更是连某卷书上读来的某个句子、与朝臣们讨论的语句，都令人用楷书抄写了，往墙上粘贴。出入随时观看。有时候对着这满墙壁密密麻麻的文字，思索到深夜，不肯就寝。
随后，太宗还下令，于弘文殿聚四部书二十余万卷，置弘文馆于殿侧，精选天下文学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欧阳询、蔡允恭、萧德言等，以本官兼学士，日夜轮流值班。
他深知自己读书太少，对于治理国家的道理懂得不多。他需要加紧补课，于是在内殿设置弘文馆，安排一批文学之士，在上朝听政的间隙，把他们引入内殿，讲论前言往行，商榷政事。这种情形有时候要持续到夜半时分。
太宗明白自己治国经验不足、知识不够，他不敢有半点马虎和懈怠。
在行进中摸索治道政术（1）
武德九年（626）九月，太宗面定诸臣爵位和封邑。诸将争功，纷纭不已。太宗叔父淮安王李神通道：“臣举兵关西，率先响应高祖起义。如今房玄龄、杜如晦仅凭笔墨功夫，即功居臣上。不服，坚决不服。”
太宗从容：“当初起义，叔父虽率先响应，亦是出于自己利害的考虑吧！及窦建德独占山东，叔父全军覆没，刘黑闼整合窦建德余众再起，叔父又望风而逃。房玄龄等运筹帷幄，坐安社稷，论功行赏，自然应该在叔父之上。”太宗将双方事迹功业一一道来，孰为功高，立而可见。本来话说到这里已够，太宗仍不忘加一句：“叔父您是皇家至亲，朕不可以因私情而滥加封赏啊。”
这一句话，不是说给李神通听，而是昭告众人以公平：朕为天子，断不至因私恩而滥赏，亦不至以私怨而滥罚。
下朝后，太宗回到寝殿，对皇后说：“朕今日定了功臣等第。”
“可是顺利？”
“皇后说呢？”
“分赃难免起争端！”皇后笑道。
“皇后说话如此不入耳！”太宗亦笑。
“到底顺不顺利？”皇后追问。
“不顺利啊。房玄龄、杜如晦在淮安王之上，淮安王大喊不服。”
“公正来论，淮安王功劳的确难跟房、杜二位大人相比。”
“是啊。朕就将他们事迹功业一一摆出来，淮安王就无话可说了。朕还说：‘叔父您是皇家至亲，朕不可以因私情而滥加封赏啊。’”
“陛下是要昭告群臣以公平啊。”
“朕正是此意。当时朝臣听了，都各各服气，不再争功。”
“如是说，分赃还是顺利了！”皇后欣慰道。
“皇后侮辱大唐朝政，该当何罪？”太宗正色道。
皇后笑：“陛下长能如此，可以为圣君矣。”
太宗亦笑。“能否做圣君暂且不论。皇后啊，你说，何以周朝能享国几百年，而秦朝仅二十年就亡国了？”
“唔，臣妾一两句话也说不清。大概周尚德、秦尚法吧。”皇后有些疲倦。
“朕今天跟大臣们讨论过。朕说，‘周得天下以后，更加讲求仁义，而秦得天下以后，更加崇尚武力，这是周、秦享国长短不同的原因所在啊。所谓天下，或可以通过悖逆的方式取得，但万不可以悖逆的方式来治理啊。’”
“唔，陛下！”皇后听到后面，困倦全无。皇上已经完全摆脱了政变的阴影。她在内心思忖，“是啊，政权如何得来，臣子们皆知，天下人也都终将知道，讳言终是无益。皇上就以这样的一种轻描淡写的方式，一笔带过了得权不义的指责。何必庸人自扰，耿耿介怀于过去？皇上只是自信能以增仁修义的统治，赢得天下民心，赢得政权的延续。”皇后想到这里，不免欣慰地笑了。
“皇后缘何而笑？”太宗疑惑。
“笑陛下，原来为自己说辞！”皇后道。
“转眼半年了。每每想起，犹觉后怕，又觉痛心。不过都已是过往。朕只能时时警醒自己，要勤于国事，以天下之心为心。如皇后所说，不暴殄天物，才是要领啊。”太宗感慨道。
“陛下忧心勤政，日来已经消瘦不少。”皇后有些伤感。
“这皇位啊，坐上了才知道个中滋味。大事小事，内内外外，朕觉得再多几个脑袋都不够用了。”
但是皇后很欣慰，她每每用欣赏的目光看着她的陛下，觉得幸福和感动。
而太宗，总要在皇后欣赏的目光中，寻找更多的信心、更多的精力。他总记得皇后的那句话：“不要暴殄天物！”
“朕很是希望以仁义诚信为治，革除近代的浇薄之风啊。”朝堂之上，太宗对群臣说。
黄门侍郎王回答说：“弘道移风，乃是万代之福，但非贤才不足以承担这样的重任，说到底是要得人才行。”
“可是，”太宗苦恼地说，“谈何容易啊！朕连做梦都在想着要得到贤才啊。”
在行进中摸索治道政术（2）
近来，太宗真的是连做梦都是朝政国事。
给事中杜正伦进而对道：“每一个时代都一定有人才，随时都可以用，岂能等到梦见傅说，遇到吕尚，然后才求治理国家吗？”
太宗顿悟：“杜爱卿说得好。”他站起来，以浑厚的声音下令：“诸位爱卿，朕命你们举荐贤能，朕将量才任用。”
可是过了好多天，不见占据最高职位的尚书右仆射封德彝有所举荐，太宗不免诘问：“治国之本，惟在得人。所以让卿等举荐贤能，但这许多天来都不见你有所举荐。国家事务繁重，卿等总要为朕分忧才行。现在让卿举荐个人才都举不上来，还能让我有什么期望呢？”
封德彝辩解道：“臣岂敢不尽力，只是现在还没有遇到奇才异能的人。”
太宗搬出杜正伦的理论驳斥道：“前代明主，使人如器，都是用的当时的人，没见有向其他时代借人的。只要以己所需，用其所长，便是善于用人了。哪个时代没有贤才？只是你没发现而已。朕就是让你去发现人才的。”
封德彝无言以对。
很久以后，太宗还对侍臣说起：“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那时候，太宗已经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用人，对于国家治理何等重要。道理很简单，人用对了，事情就会顺利。行军打仗是，理家治国亦是。总要有人，才能办得好事情。
近日的朝会，太宗每每扫视群臣，褚亮、房玄龄、李靖、秦叔宝、程咬金、尉迟敬德……他们聚集在朝堂之中，个个气宇轩昂。太宗便会想起以前，少年李世民看到天下形势趋于大乱，遂有安天下之志，于是倾身下士，散财结客，咸得其欢心。那时候，是要收拢人才。太原起兵以后，李世民在大大小小的战争中成长。而这些聚集朝堂的文臣武将，都是在征战的过程中收纳的人才。太宗看到他们，心中便觉踏实，他怎能不对他们推心置腹、用之不疑。还有武德朝的旧人，东宫齐府的僚属，他们也都各有其能。真是各路英雄齐集一堂，太宗觉得自己很富有。
一日罢朝后，太宗对皇后说：“皇后看朕的朝廷啊，有武德朝元老，宇文士及、萧、封德彝是；有秦王府僚属，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是；而前所任用之原东宫僚属魏徵、王等依旧。有山东士族，封德彝是；有关陇贵族，宇文士及、长孙无忌是；有魏晋以来即常在朝廷中占据一角的江南贵族，萧是；亦有正在成长中的山东豪杰，魏徵、王是。朕是否很富有？”
“是啊，陛下。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但用人比招揽人才要难得多。陛下要让他们相互合作，共理国政，绝非一件易事呵。”
“所以朕常跟大臣们说：‘君主要正，臣子也要正。’‘君主若有不明，臣子要直言相谏，补救君主的失误。’‘君臣同治理乱，共系安危，君臣和谐，君贤臣直，才能家国俱存。’”
“陛下能时时有所意识就好啊。最怕就是，朝臣各为私心，利益争斗。其实朝臣之间的争斗，有时候可以损人利己，但大多数时候，只能是双方俱损，而朝廷国家，亦跟着受损。”
“是啊。朕常想，若君臣都能怀至公之心，朕就不必忧国家之治。前些日，御史大夫杜淹上奏，说：‘各司文案恐怕有错失，请令御史到各司去检察。’朕就其事问封德彝，封德彝说：‘设官分职，各有自己掌管的事情。若真有错失，御史应该纠察检举，但要遍察诸司，人为地去搜索错失，恐怕就太为烦琐，难免以小失大。’杜淹听了，默然不语。朕问：‘杜爱卿如何不说话了？’皇后猜杜淹如何说？”
“如何说？”
“杜淹说：‘封德彝所说，是识得大体，臣委实心服，不敢再说什么。’当时朕听得真正是大为高兴，朕说：‘卿等都能这样，朕还有什么好忧愁的！’”
“现在臣妾听了，也为陛下高兴。君臣都能如此，臣妾就不用再说用人不易。”
“朕正是要将不易事做好。否则，不是暴殄天物？”太宗信誓旦旦。
在行进中摸索治道政术（3）
皇后笑了。她习惯于太宗的自信。
几年之后，太宗不再需要满墙粘满群臣奏疏、先哲言论。他已经是如此得心应手、游刃有余的一国之君。皇后打开柜子，柜中落落大满，都是太宗曾经粘在墙上出入省览的奏疏言论。那些年，皇后不断地帮着太宗，把旧的撤下来，又把新的粘上去。撤下来的，皇后都令人小心收起来。竟然积累了如此之多！
皇后一页页地翻看这些奏章言论：
贞观元年（627），皇上谈及西域贾胡剖身藏珠，引申不可求贿枉法，纵欲亡国。
贞观元年，皇上对侍臣们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抚百姓，若损害百姓奉养自身，好比割腿取肉，以充腹饥，腹饱而身亡。若要安定天下，必须先规范自身言行，自古没有身正而影曲，上理而下乱的。”
贞观二年（628），太宗对侍臣说：“所有国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衣食保暖，应以不误农时为根本。而这需君王简静，才可以做到。如果兵戈屡兴，土木不息，而想不夺农时，怎么可以实现？”
贞观二年，皇上对黄门侍郎王说：“隋炀帝贪心不足，广积粮却不知赈恤百姓，最终亡国。仓廪储粮乃是为赈恤荒年，否则积粮满仓，又有何用？”
皇上曰：“以百姓之心为心。”
贞观六年（634），皇上曰：“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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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后不免感慨。“这些东西，是陛下一路走来的足迹啊。”她说。
“足迹？”太宗正好进门来，看到其情其境，亦不免感慨，“是啊，这些年，朕看了多少奏疏，谈了多少话题，做了多少事情？”
太宗的脑海里，也在回放着多年来自己操劳国事的那一幕幕。
贞观元年（627）正月，太宗命吏部尚书长孙无忌等与学士、法官更议定律令。在中国，律令制已有了几百年的传统，前朝开皇和大业年间都曾制定律令，本朝武德年间也修订了律令。到贞观律令，亦是延续了前面的传统。
太宗说：“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当时朝廷大开选举，有人伪造资历或门荫的品阶，太宗曾令他们自首，不自首者，一经查出，要判死罪。当时有一个人被查出来，大理少卿戴胄根据律令判以流刑。太宗得知很不高兴，他对戴胄说：“朕初下敕，不首者死。你现在断这个人流刑，不是让我失信于天下吗？”戴胄从容对道：“法律，是国家发布于天下的大信；陛下的敕言是发于一时的恼怒，怎么可以因一时冲动的话而失大信于天下呢？”太宗顿悟。
贞观二年（628）十月，太宗征卢祖尚入朝，祖尚拜谢，答应入朝，既而又后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