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谱电子书 > 文学名著电子书 > 我已出发 >

第8部分

我已出发-第8部分

小说: 我已出发 字数: 每页4000字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尹卫东要赶时间,不过毕胜利不让他走,他说要和他讲一讲佛学,因为他觉得,尹卫东已经被商业化了,对于金钱看得太重,他让我也一定要一起来听,其实他自己已经不记得,就在我们第一天见面的时候,他讲完了他的疫苗和其他,就打开计算机已经和我讲了一遍他理解的佛学。他说,在他的实验室里面,除了科研成果,每个星期每个人都要进行人文话题的交流,因为他相信,科学和人文是相通的。
    看着这两个曾经走过同样生活轨迹的人,我忽然觉得这是一种很好的搭配,因为如果只是埋头在实验室里面的话,如果没有像科兴这样的公司,很多东西都不能够成为可以为大家所用的东西。而像尹卫东这样的人,又代表了另外一种——专业的公司管理人员。我和他聊过,他关心的是如何通过科学的管理,通过资源的合理利用,来把科研和生产结合在一起。
    其实毕胜利非常知道企业的重要,他自己就是不少生物制药公司的顾问。他说,如果没有他的这些企业家朋友,他真的很难进行他的实验。每个月,他的电话费可能是上万块钱,他现在开的车,甚至是他的助手开的车,都是这些企业家朋友给他使用的。不过他说这样已经很知足了,因为他需要使用这些东西,并不代表他需要拥有这些东西。对于他来说,最重要的是他的那部莱卡相机,他的办公室里面到处都是他拍摄的照片。每天下班,惟一要锁起来的,就是他的这部莱卡相机。他说,这部相机是他的眼睛,可以记录他看到的一切美好的东西。

    他们带给我们希望    在我的眼中,毕胜利是一个相当自信的人,有的时候可以说是自负,当然他不承认,他说他只是一个爱玩泥巴的人,一切都是好玩。就像他敬重的钟南山曾经说过,自己进行SARS的研究,不是因为高尚的爱国情绪,而是因为科学的探知精神,而毕胜利说,他真的连这样的想法都没有,他还是因为觉得好玩。就像我问他,为什么在美国的疾病控制中心工作了四年,结果要回来,他说,因为觉得在中国更加好玩。虽然可能生活的条件没有在美国好,但是现在他有朋友给他开的车,有自己的一个很好的团队,他已经非常满足了。
    尽管他大部分的时候说话都像他说得那样,很好玩,但是当他说到这次SARS给中国带来的影响的时候,他变得严肃起来。他说:”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这句话到现在还没有过时,如果中国的科学家们都跑到了海外,开着轿车,守着自己的老婆孩子,到海边去度假,中国这次出的事会更大。”
    从毕胜利的身上,我看到了在中国的这样的一批科学家,他们兢兢业业埋头苦干,没有想到用发表多少的文章来包装自己,没有想到要不要去争什么第不第一,但是正是这些科学家,正在给所有的SARS病人带来希望。
    只是因为各方面的配合不当,让这些科学家们在进行研究的同时,常常要为其他的事情而操心。我真的希望,这次SARS,能够让大家明白,只有病毒才是大家共同的敌人,只有大家一起,才能打赢这场仗。

              祝福中国    终于结束了在北京的非典报道工作,还有几天就要飞往莫斯科,有其他的报道任务等待着我。世界如此精彩,如此复杂,每一分钟都会发生意想不到的事。
    机场异常地安静,整个离境大堂空空荡荡,估算了一下,包括我自己在内,只有三四个看上去像是乘客。抬头看大型屏幕,从下午四点钟开始,只有五班国际航班。问了航空公司的地勤人员,他们说这班飞机大约有三十多个乘客,而我是第一个,不过情况已经在慢慢改善。这让我想起来,就在十九天前,当时4 月30号,也就是北京的疫情还非常严重的时候,我坐的那班从香港到北京的飞机,一共只有六个乘客。而今天这个数字,已经让我觉得有点意外。
    过了检疫关卡,出入境工作人员认出了我。他们热情地说,每天都看你有关非典的报道,怎么你说走就走了呢?我脱口而出:“情况越来越好了,我不就可以走了吗?”我想情况真的是越来越好。这十九天来,我去了医院,去了研究所,去了政府机构,去了餐厅,去了很多的地方。别人问我,到底你怎么看这次疫情,我只想说,真的,情况是在越来越好!    碰到那些我的观众(各行各业的都有),还有我的很多同行,很多人都会问我,你觉得政府的数字是不是真的。这个问题也曾经困扰过我,我也问过世界卫生组织的代表,直到现在,我相信,我们看到的数字并不是政府故意制造出来安慰民众的。
经过这一次SARS事件,政府意识到诚信对于一个国家形象、对于政府在民众心目当中的地位的重要性。
    就在我离开北京的前一天晚上,一个老朋友带我到后海酒吧街去走了走,结果正好撞到一个北京女孩和两个老外吵架,听了老半天,似乎是女孩开的车碰到了女老外,结果这个女老外把女孩的车踹了一脚。而在理论的时候,男老外则动手推了这个北京女孩。这场争执吸引了不少人围观,两个女生分别用中文和英文,越讲越大声,结果终于有了一个讲英文的旁观者出面调停,不过女老外看来火气很大,突然用英文大声地说:”Damn your Chinese SARS“,这一下,调停的北京男孩像是被火烫了一下那样,用极大的声量大叫一声;“No SARS ”。  男孩的反应之快让我吃了一惊,因为我没有想到,他是这样的敏感。事后我的朋友说,看来这是非典时期的非典情绪,人都变得暴躁起来。不过我一直想着的却是这个劝架的男孩,他的声音一直在我的脑海里萦绕不去。女老外的气话,反映了她潜意识里面,觉得SARS的蔓延全部是因为中国没有做好,而这种想法,相信不单单是她一个人的,而从那个北京男孩的身上,我看到了SARS给中国人带来的无形和有形的压力。     其实SARS让我们看到,这不只是袭击中国的一个敌人,同样袭击着全世界,病毒没有国界,SARS再一次地证明,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这个世界独善其身。
    从70年代末期开始,中国在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在同样的时间里积累了很多的问题,虽然有人也看到了,但是总是不愿意停下脚步,回过头来面对这些问题。不过即使是现在开始正视这一切,我想也并不算晚。
    天色正在渐渐变黑,我坐在机场候机大堂的咖啡厅的一角,如果是过去,我想我会巴不得现在这样的安静,但是现在,我想我宁愿在我的身边能够有嘈杂的人群,能够感受到北京国际机场的繁忙。
    我想起几天前,我和几个朋友坐在一家餐厅的露天座位上,惬意地喝着土耳其咖啡,抽着中东水烟,轻拂着我们的是北京夏夜习习的凉风,就像现在,在我坐着的地方,因为打开了窗户,我可以感受到窗外的一点点的凉意。当我们习惯了中央空调,却在很多时候,已经忘记了曾经陪伴我们成长的这种感觉。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生活总是要继续。
    我想我的中国,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总是在向前走着。

           我眼中的王岐山    熟悉王岐山是在1997年。那个时候,他还是中国建设银行行长。记得第一次采访他,是在香港的会展中心。他出席完一个活动离开会场的时候,成为我们这些等候的传媒追逐的对象。我还记得,我跑得很快,等我把“凤凰”的话筒递到他的面前,我都忘了要问什么问题,只记得当时很紧张地问了几个问题,他都一一回答了,让我和我的同行们非常高兴,因为不但可以交差,还能够写出一个不错的故事。
    1997年香港刚刚回归的时候,香港人对于内地的官员总是有一种感觉,那就是这些官员特别严肃,尤其抗拒传媒。香港的传媒,面对它要采访的对象,不管是谁,统统都是拿着话筒蜂拥而上,劈头盖脸就开始问问题。当一个重要人物出现的时候,他会马上被摄影机和话筒团团围住,形成一个人球。很多时候,人球跟着被采访者移动。自己在里面采访的时候没有感觉,偶尔站在外面看着这个场面,觉得我们这些记者真的有点像黄蜂,飞来飞去,看到目标就黏着不放。香港的传媒其实很好对付,被访者只要有问必答,不管你说的是什么,都会成为被传媒喜爱的人。王岐山没有回避传媒,他给香港传媒留下的第一印象就不错。
    之后,王岐山成为广东省常务副省长。因为要处理广信和粤海重组的事情,他经常要来香港。每次来香港,他都会成为我们追访的对象。当时,粤海重组在刚刚经历了金融风暴的香港,是大家最为关注的事情,因此王岐山在香港的一举一动,都成为传媒的报道热点。每次的记者会,王岐山对记者的提问有问必答,非常简洁,不兜圈子,也没有官腔。说到关键问题,比如同香港银行家之间的问题如何解决,他强硬的态度,让不少香港的银行家到现在提起来还是心有余悸。就在宣布王岐山出任代市长的时候,我正好看到香港一些报纸的评论,其中不少提到了当初他处理粤海问题的表现。
    和王岐山正式面对面地聊天,还是在他担任国家体改办主任的时候。我跟随国家领导人外访,而他是代表团的成员,于是我们有机会聊了起来。他问我海若的情况怎样了。听说情况越来越好,他毫不掩饰他那种将信将疑的神情。他让我感觉到,虽然他知道自己面对的是记者,但是并没有影响我们非常自由自在地聊天。他讲话非常幽默,经常把我们逗得哈哈大笑,有的时候他讲话也非常直接,甚至直接得出人意料。他似乎对于一些礼节性的活动很没有耐心,经常当酒会还在进行当中的时候,会一个人跑出来,说是需要透透气。不过,那次给我印象最深刻的,除了他爱抽烟,还有就是他的打扮。因为有自由活动的时间,他换上了便服,格子呢的西装,脚下却是一双黑色的布鞋,也就是香港人称为功夫鞋的那种。乍看上去,我觉得有点另类,不过,他看上去非常满意自己的装束,上街去了。
    刚刚过去的两会,我们在人民大会堂的门口挥手打过招呼,之后知道他被调到海南出任省委书记。当时我的感觉是,以他的特点,今年海南的博鳌论坛一定会搞得有声有色。
    再后来,我去了海湾。在伊拉克的时候,我知道他被任命为北京市代市长。就在回到香港的第二天,也就是准备飞到北京的时候,我在电视上看到了他,他的记者招待会。晚上到了北京,同事们谈论的都是他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表现,这个时候我才有时间看他的记者招待会的重播。当时我的感觉是,外国记者应该感到满意了,因为他能够讲的已经都说了,不能够讲的,他也明确地表明了态度,对于传媒来说,这样已经足够了。这场记者招待会,确实是传媒期待已久的。事实上,如果当SARS在北京刚刚爆发的时候,就有这样的安排,对于北京的形象相信会有很大的帮助,因为当你越让传媒觉得难以获得资讯的时候,传媒就越会穷追猛打。
    我到了北京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在5 月1 日,也就是他的记者招待会的第二天,就采访了他。
    这次采访非常辛苦,因为早上七点钟之前就要到北京市政府北楼,他工作和目前居住的地方。我有点好奇,因为过去他一直是从事经济领域的决策工作,但是现在,他担任了市长,而且是在非典横行的情况下,他要处理的事情要具体和琐碎得多,他会怎么做呢?
    八点二十分,他准时从办公大楼里面出来。他走得很快,没有留意到在他面前拍摄的我们,就匆匆上了他的大面包车。他穿着黑色的西装,显得非常精神。我想,在金融界工作了那么久,西装对于他来说,应该曾经是他工作的一部分。他的第一站是北京天坛公园。
    下了车,他看到了我,马上说,“我关注你在伊拉克的报道”,而我马上响应说,“我关注你的记者会”。

    他和晨练的市民聊天。几乎每个在场的市民都说:“我们认识你,看了你昨天的记者会。”而他也非常关心民众对于他的这场记者招待会的反响。听他和民众聊天,才发现,原来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北京人,言谈中常会冒出很多北京土话,有的时候我根本听不懂。我们抓紧时间采访他,他说自己刚刚来到北京,选择天坛,是希望看看北京的市民是不是真的因为非典而不敢出门了。
    这个上午,王岐山的行程非常紧凑,从居民区到大学,两个小时走了五个地方。
虽然有的市民投诉的问题当场获得了解决,或者是至少明确有人来负责,但是我更

返回目录 上一页 下一页 回到顶部 0 0

你可能喜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