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冰之旅 作者:张胜友-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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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乡村的一场惊世骇俗的产业革命——她分娩出一个中国的“第二工业”。
三百年前，英国为完成它的资本原始积累，曾野蛮地将农民们驱赶出家园。而
今日中国，亿万农民却豪迈地义无反顾地从乡间汇入了工业化的洪流。
中国的农民是幸运的——他们第一次成为商品经济大海中的弄潮儿……
改革不容易，与改革共命运的农民企业家们更不容易。
让我们来观赏一组已成为笑谈的历史镜头——
卢志民（字慕：吉林省四平市红嘴子农工商联合公司总经理），一个看上去十
分普通的农村青年。
有一次，他乘坐的小轿车被交通警察拦住。
“谁的车？”
“我的。”
“你啥级别？”
“没级，我是农民。”
“农民？农民坐啥车！”警察毫不客气地摘走了车牌。
卢志民确实没有级别。然而，他游刃有余地指挥着一个固定资产3500万元、年
产值达4000万元的乡镇企业。
乡镇企业有如一个没爹没娘的野孩子，缺少资金，缺少设备，缺少原材料，缺
少高科技……却在广大农村奇迹般地成长起来了。
它顽强的生命力，包容在自身所拥有的优势上——
东莞模式——农副产品加工型的乡镇企业发展道路。凭借调整农业结构，发展
农副产品深加工业，对于中国绝大多数农村地区具有普遍的参照意义，是一条必由
之路。
东莞市1979年与1990年相比，经济综合指标年均增长21％，农村人均收入从19
3元提高到1359元，大大高于全国和广东全省人均收入水平，全市80％的农户盖起了
款式新颖的楼房。
温州模式——靠商业活动起家并逐步发展为依托外地市场加工业的乡镇企业道
路。摆脱了当地资源的限制，突破了地域性商业周转的范围，与全国性的市场形成
网状结构，对于促进城乡商品流通发挥了不可低估的桥梁作用。
被誉为“东方第一大钮扣市场”的温州永嘉县桥头镇，1979年由一位弹棉匠从
外地买回一批处理钮扣在镇上摆起第一个钮扣摊，一年之后，镇上卖钮扣的摊点发
展到11多家；迄至今日，全镇已有800多个钮扣店、摊，全国300多家钮扣厂生产的
1700多个品种的钮扣在这里均有销售。每天，除市面上有5000多人从事经营外，还
有9000多人在外跑采购和销售，组成了遍布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流通网络，
仅镇邮局每天收到的汇款单就多达10万元。商品的流通又极大地刺激了产品的开发。
钮扣生产厂家也如雨后野蘑菇般从这片土地上冒出来。
苏南模式——吸收沪宁一线大城市技术力量发展的乡镇企业道路。由于历史渊
源，大批城市科技人员和熟练工人下放在这些乡镇，他们适逢改革盛世，成为农村
商品经济大潮中呼风唤雨的人物，这是一条城乡工业协作发展的新路子。
声震全国的“丝绸之乡”苏州市吴江县盛泽乡，凭借雄厚的纺织技术力量，丝
绸产品远销至东南亚、欧美各国；全国最大的丝织品交易市场也设于此，年产值逾
10亿元。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赞日：“日出万绸，衣被天下。”
依托科技进步走入“全国十佳乡镇”行列的福州市洪山乡，1990年的社会总产
值达到4。2亿元，比改革前的1978年增长了46倍。
1987年，属于农民的乡镇企业，总产值首次超过农业。
1990年，乡镇企业出口创汇达130亿美元，占全国出口创汇总量的23。8％。
时至今日，乡镇企业发展到2000多万家，亦工亦农的工人超出1亿人。乡镇企业
创造的产值在全国社会总产值比重中，已三分天下有其一。
什么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如何消化10多亿人口的沉重
包袱。当今世界，发展中国家常常为经济起飞带来的城市人口膨胀和种种城市病而
头痛不已。中国乡镇企业的崛起，乡村城市化的大趋势，则表明从马克思到列宁到
毛泽东多少共产党人梦寐以求消灭城乡差别的美好愿望，今天在中国大地上已开始
成为现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中央有关部门曾通过分布在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近300个农村固定观察点，
对10938家农户逐户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是令人欣慰的——
字幕：87。4％的农户对农村改革感到满意。0。8％的农户持“不满意”的态度。
在满意的农户中，叨。4％的农户回答，满意的是“生产有了自主权”；57。2％的农
户回答，满意的是“感到比较自白了”；51。5％的农户回答，满意的是“集市贸易
活跃，买卖方便”……
从自然经济过渡到商品经济，它不仅仅是一个经济过程，一个社会过程，还是
一个农民自主意识日益觉醒的过程——邓小平深刻论证了这一“过程”的全部含义，
他指出：“这几年进行的农村的改革，是一种带革命意义的改革！”
一位市长的话则形象地预示了一种壮阔的前景：“农村经济改革的总体构想是
党中央作出的。但是，当亿万农民参与其中并得到了实惠，从而变成广大人民群众
的自觉行为时，就汇成了一股不可逆转的时代大潮……”
毫无疑问，农村改革的飓风，已越来越猛烈地摇撼共和国大厦的窗棂，必将大
气磅礴地推动中华民族迈上现代化的征程……
第三集 艰难的起飞
画面：镜头从高空俯瞰古罗马城堡、埃及金字塔、巴黎凯旋门、东京银座，以
及北京东区、上海外滩等大都会建筑群……
在人类发展史上，国家的出现是以城堡为标志的。
城市的诞生——象征着人类步入了一个全新的文明时代。
城市集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宗教、文化、教育、科技于一身，是生产关
系最完整最集中的体现。
从某种意义上说，城市——是一个国家或民族总体形象的窗口。
这些气势恢宏耸立云霄的高楼大厦，无疑是现代社会经济运作的中枢神经。
这里集结着共和国80％以上的财富。
每一道门槛，每一枚图章，乃至每一纸指令、计划、报表、分析，都如同大山
一般威严，不容置疑地操纵和指挥着华夏民族这部庞大经济机组的运行。
然而，这部机组出现了局部锈死。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在农村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之后，他睿
智的目光又瞄准了城市：“改革要从农村转到城市！”
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内有一句名言：“理解现实总是准备变革的
第一步！”
旧体制的弊端在哪里呢？
通过指令性计划分配资金、物资，以及多层结构的行政管理，是我国传统经济
管理体制的两大支柱——这种体制的根本缺陷在于，排斥、限制市场机制，漠视商
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在经济活动中的巨大作用，因而窒息了社会主义企业的活力和生
机。
让我们来讲述一段令人啼笑皆非的往事：一家每年接受国家1000万元巨额亏损
补贴的大型企业，向上级主管部门递交报告，要求将1000万元补贴款先期下拨，进
行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保证当年扭亏，次年盈利。答复是：要把在年底拨给的补
贴款提前到年初拨给，整套周密的计划就被打乱了，你们还是按原计划在每年年底
照领1000万元亏损补贴算了。
似乎是一则“黑色幽默”。
可悲的是，在传统产品经济模式中，这种嗷嗷待哺、患“亏损贫血症”的企业
俯拾皆是。
显然，一种惰性的病毒已侵入肌体的骨髓……
历史不容等待。
北京，终于拉开了大幕——
1984年10月20日，一个将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深刻影响和改变城市市民生活的
日子——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正式出
台了。
邓小平以战略家的口吻告诫全党：“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是使社会主
义企业和生产单位具有充分的活力。”
突破第一道坚冰的壮阔，也许已成为历史的陈迹。
1979年，以四川国棉一厂、天津自行车厂、上海柴油机厂等八家企业为发端，
实行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的试点改革。
同年7月13日，国务院颁发了《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
定》等5个文件；年底，全国试点企业扩大到4200家；次年，又发展到6600多家。
旗开得胜——无疑为中国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在一片乱草丛中踏出了一条新路。
让利放权，给企业“松绑”，成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出发点。
当产品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的转轨变型时期，最初的突破所焕发出来的冲击力
和诱惑力都是巨大的。
沙市、常州、重庆、潍坊先后成为综合改革的试点城市。根据各自不同的特点，
在生产、流通、分配、金融、科技、劳动组合、劳动工资以及政府机构职能等各个
方面进行改革尝试。
敞开大门，横向经济联合打破了长期闭锁的部门（即“条条”）与地区（即
“块块”）分割，企业开始按照经济利益来选择合作伙伴。
过去鲜为人知的厂长、经理们，成为频频曝光在社会大舞台上的风云人物——
改革者被人们赞誉为时代的新星。
改革——是勇敢者的事业！
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兴起于80年代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态势，重又呈
现出20年代中国民主革命所开辟的道路——农村包围城市。
将农村的“包”字请进城。
首都钢铁联合总公司率先进行了“上缴利润递增包干”试点，成为全国最早实
行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国营大型企业。承包六年，上缴利税累计达七十多亿元，平均
每年递增20％。
“承包为本”四个大字，不仅对首钢，对钢铁行业，而且对其他各个行业的企
业都提供了成功的经验。
到1988年，全国93％的大中型企业实行了下述多种不同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
两保一挂；上缴利润递增包干；上缴利润基数包干，超数分成；缴利亏损企业利润
包干或亏损包干；行业投入产出包干等。
实行承包经营，责、权、利关系十分明确，从而改变了企业吃国家“大锅饭”
的状况，使企业由行政机关的附属物变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同时，改变了职工
吃企业“大锅饭”的状况，激发了广大职工主人翁的责任感。
人们也许还记得《人民日报》刊载的一幅妙趣横生的漫画：西方资本家亏损了
50万元，急得要跳楼；中国的一位厂长亏损了100万元，却可以说句极轻松极时髦的
话：“交了学费嘛！”
时隔不久，中国人却从电视荧屏上看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几度审议《企业破产
法》时异常激烈争辩的镜头：作为法人代表的厂长们赞同《企业破产法》，但强烈
要求自主经营，抗拒“婆婆们”无所不在的行政干预；工人们同样赞同《企业破产
法》，但强烈要求真正成为企业的主人，有权自己选择厂长，当然厂长也有权选择
工人。
显然，厂长们和工人们全都不再感到轻松——长期吃惯了“大锅饭”、端惯了
“铁饭碗”的中国人终于吃惊地发现：那些经营不善连年亏损的企业真的纷纷破产、
倒闭，或被兼并了！
一位美联社记者在采访了东北某个城市之后，为《纽约时报》撰写了一篇题为
《为了经济利益，市长几乎出租了整个城市》的报道。这座被美国人称作“出租了
的城市”就是辽宁省阜新市。阜新号称煤电之城。然而，在1986年，当辽宁省的工
业企业人均留利已经达到600元至700元时，阜新还不到200元；省里每年给予阜新的
财政补贴多达5000万元，全市98％的企业是小企业，阜新人自己戏称为“一小二穷
三不活”。1987年春，市长王亚忱决心对城市进行大面积租赁，全市1264家工商企
业租赁了811户，整个城市顿然活了起来。
北京市百货商店试行将柜台出租给乡镇企业或个体户经营。仅西单商场就出租
了30％的柜台。
在全国，租赁很快就遍及25个省、市、自治区，将近5000家中小企业实行了租
赁制。
租赁经营比承包经营更进一步斩断了政府与企业之间千丝万缕的行政、经济关
系，使企业自然而然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另一方面，租赁经营更直接
体现了全体职工在企业的主体地位和主人翁地位。
1979年6月25日，《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