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星之子 作者:康奈尔-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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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知道他是否对可怜的汤姆有任何帮助,但他觉得心里舒坦些了。我的感觉就这样。
一位名叫“银角”的基奥瓦人把华什他战斗绘制在一条平纹布上,它现存放在加利福尼亚高地公园的西南博物馆里。“银角”的画面中心是一帮围成椭圆形的印第安人,画面上到处点缀着飞箭,U型马蹄铁印,也装点了一些印第安人的圆锥形帐篷与战棒。威严的美国军队如同一个方形女子合唱队,整步同时从四面八方开来。所有士兵的来复枪都朝一个方向开火,他们身着淡绿色军上衣蓝色裤子,每个士兵都长着金黄色头发。头发可能并没有涉及卡斯特将军,仅仅是表达白种人的识别特征。
这是卡斯特在大平原上的一次重大胜利,它既使南方夏安人感到恼怒,也使其它几个部落感到沮丧。
战场确实到手之后,卡斯特即令清点掠夺到手的物品:573件野牛皮袍子,241个马鞍,75把矛,12个盾,35个箭袋,大量的短柄小斧,捉马用的麻套索,马勒,300磅烟草,等等。还有几袋面粉,袋子上贴有“内政部”的标记,显然,这是在“巫人棚屋”会议上得到的礼物。他选了一个结构特殊、建筑比较好的白色棚屋作为个人纪念品,然后命令弗雷中尉把其余棚屋和所有财物全烧光。什么袍子呀,马鞍啦,箭袋啦,弓啦,盾啦,食品啦,以及头皮装饰和绑腿,能烧毁的物品全部烧光。
戈弗雷认为这样做是浪费,但还是照办了。“我从村子北头开始焚烧,把圆形棚屋拽倒,把几个合在一起,架在棚屋杆上,把它们点着……”
一团呈漏斗状散发着臭味的黑色浓烟,在河流的上方袅袅瓢动着。
“一个士兵拿来一件我曾见过的束腰袍子,这是一件羚羊皮制做的礼服,上面装饰着珠子、麋牙,它如同平绒一样柔软。我动身想叫将军看看,求他能把它留下,但走过一个火堆时,心想,有什么用,‘命令就是命令’嘛!于是,便把它扔进火焰中。我一直为这场毁灭而懊恨。”
卡斯特转向这群小矮种马,他先让军官和侦察员们选留他们想要留用的马,之后,由翻译罗密欧向53名妇女与儿童发命令。罗密欧明白,是要她们也去选择可骑乘的马,她们没必要步行赶到离这70多公里路的宿营地。接着,卡斯特指派戈弗雷中尉和四名士兵把剩下的动物杀掉。因为他不想让夏安人重新得到它们。再说,要把这么多的动物成群赶回营地也是不可能的。戈弗雷的死刑执行者们起初想割断它们的喉头,但令人吃惊地发现这极其困难,因为它们不能容忍白种人的气味,不管士兵们想怎样接近它们,它们拼死挣扎。戈弗雷说,过了一会,他的士兵们便累得精疲力尽。所以,他增派人员,用枪弹将这些可怜的家伙击毙。然而,即便增派了人员,还是费了好一阵功夫,因为有近800头矮种马与骡子。当把它们全部杀光后,覆盖着厚雪的俄克拉荷马的田野突然开满了黑色的花朵。
在夺得了由“老熊”与“公狗”管辖的村庄之后,库鲁克也相继进行了这些程序,但由于某种原因,这些人们没有遇到多少麻烦,他们甚至可以用斧头、刀子将它们砍死。在解释了这一任务的必要性外,伯克的话语似乎令人感到十分悲痛:“听着从切断了的气管里涌出来的牲畜还在呼吸的呻吟声,和将要死去的动物的凄凉的喇叭般的鸣叫声(我无法找到其它词语来表述我的意义),实在叫人感到悲哀、可怜。悬崖上听到这种哀呜声的印第安人们,必定明白这儿在发生什么事……”
1874年9月,麦肯奇也以相同的方式处理了科曼契、基奥瓦与夏安人的矮种马。由基特卡森作向导,麦肯奇突然袭击了“红河”源头的印第安人,把他们从棚屋中追赶出去,烧毁了他们的家园,数英亩的地面上,有1400头印第安人矮种马的死尸。战略惨忍至极,战绩极其辉煌,万物不留!
尽管有关“黑水壶”的死亡传说不完全相同,但大致差不多。好似他跳上一匹矮种马,把妻子拉到他的座前,开始渡河,但未能跑出多远。他的后背被击中,妻子(她难以处理的名字近似于英语的“女巫”)后来也被子弹击中,死在他身旁。
数年之后,一名叫“向后移”的老太太讲述了这场战斗和有关寻找“黑水壶”的事。她说,这位首领和她的妻子躺在水下,“滚下”,“疥癣”,“怕河狸”与“粗人”四个人把他们的尸体拖到河岸边,“粗人”铺了块毯子,把“黑水壶”和他的妻子放在毯子上,此时天已很晚,所以,“向后移”和其他人便离去。他们骑马朝西边走去,在他们穿过这些男女父老儿童们的尸体时,可能停下来查看了尸体,数说了这些死者的名字。然后,爬上了华什他山,直至来到“歪手腕”的棚屋。“那儿有我的许多亲友,他们叫我留下来,我……。
另一位印第安人的故事则说,“黑水壶”与他的老婆在结冰的溪流中躺了整整一夜,直至第二天才被幸存人员发现。这位首领被骑兵击毙时67岁。他是一个苏人,他们部落中有一个来自东北部的人,他为这些印第安人带来了“太阳舞”。他讲和夏安人相同的语言,但也有自己不同的地方语。
利特尔·菲尔焦急地监视着战斗的进展,他从战地总部海斯堡出发,长途跋涉来到卡斯特设在加拿大北部叉口的宿营基地,卡斯特是在该军团出发前的两三天抵达这里的。
11月29日晨期天早晨,卡斯特的两名侦察员返回来,一个是邋遢的怪人“加利福尼亚乔”,另一个是他的伙伴杰克·科宾。当时,声音悦耳的戴本尼·威尔·仑道夫三凯姆是驻在该营地的一名记者,他把乔描述为老练的志愿兵,长着长长的头发,火红的连鬓胡。两个人都曾睡在地上,好似他们的样子可以谅解,但乔显得有些失态的污秽,连鬓胡子与头发上沾着干草、树叶与灰土,围在脖子上的一块大手帕,看起来好像印第安斗士的犊鼻裤。
谢立丹问他们为什么这么快就跑回来?莫非印第安人跑了?
乔用一条粗麻布片当手绢,他必定是流鼻涕了,因为在呈上卡斯特的快信前,他先用这块粗麻布片擦了擦鼻子。
谢立丹迅速读了快信,然后令他们给卡斯特带了复信返回去:
华什他河战斗是所有我们秘密战斗中最彻底、最成功的战斗。它又是在这样恶劣的天气与环境下进行的,从而也反映了你和军团的崇高声望。
随同这封短信,谢立丹还附上他自己的正式电告复页。卡斯特命令副官W·W·库克大声朗读。
印第安地区N·Can河狸湾叉口兵站密苏里作战部指挥部1864年11月29日电告:
将军第6号战地通知:
Cmdg少将向该部队通告,第七骑兵团于27号清晨在印第安地区、安特鲁普山附近的华什他河岸,击溃了由著名首领“黑水壶”领导的夏安人主力,由“小渡鸦”领导的科曼契人以及“色旦他”领导的基奥瓦人的增援力量。战斗结果,野蛮人损失了103名斗士……
12月1日,听说凯旋归来的军团就要抵达。谢立丹立即整理好军装。
卡斯特对这样的场景也有相同的意识。在他的第七军团就要进入视野之前,他命令部队停下来,重整军容。他把自己的向导安置在队伍前边,他们扛着生野牛皮盾,来复枪,矛,弓。编成辫子的头皮上,拖曳着一串串羽毛和刚刚缴获的夏安人的银装饰品。凯姆目睹了这场戏剧性行进,他看见那挂在一杆杆长矛上的一张张血淋淋的头皮,并说,甚至奥沙古人的矮种马也用头皮与夏安人的一条条红蓝毯子装饰着。在这些勇敢的人们中,最突出的要算“快步走的人”了,他炫耀着一张头皮,并声称,是在这场了不起的战斗结束之后,从“黑水壶”的头上揭下来的。后来,据首领“鹊”说,这不是事实——“黑水壶”的头皮未被取下,“快步走的人”也没和他交手。
奥沙吉人向导后边,是骑着马的白人侦察员,不用说科宾与“加利福尼亚乔”在队伍里。卡斯特好似把乔看作是喝醉了的小丑,然而他是值得这样颂扬的,因为不管睡着还是醒着,他的头上总是压着一顶肥大的宽边帽。他还扛着一根长长的从后膛填装子弹的老式步枪。卡斯特在《我的一生中》写道,他总是骑着一头骡子,“它的速度与耐力博得了他的信任”。卡斯特对乔仅止了解这些。
乔的全名是摩西·埃默布里·埃尔纳,他是肯塔基人,是从家里逃出来的。在墨西哥战役中为卡尼当侦察员或赶牲口运货,也去过加利福尼亚探测金矿。接着来了南茜·埃玛·瓦茨,她年仅13岁。他们结了婚,有了四个孩子,本可去过安静的家庭生活,但这差不多使他窒息。把南茜·埃玛和孩子们安置在俄勒冈的一个大农场之后,他又重操旧业——冒险。1876年10月29日,在“鲁宾逊”堡,他被一名叫托马斯·纽康门巴的人从后面开了黑枪。纽康门巴在兵站肉店工作,那天他同乔发生了争吵。争执显然已经调停,两人握手言好。但到了大约下午五点钟时,乔站在“白河”岸上和一些朋友交谈,纽康门巴潜入军需主任军官的畜栏中,镇定地在一辆运货车的车轮上固定了一支温彻斯特式连珠枪,从而使乔送了命。瓦伦·J·麦吉库迪医生于1922年给历史学家布林斯图写信说,他们曾经向东内布拉斯加领导人讲述了这件事,但无人关注它。“四天过去之后,也无人问及此事,我们被迫把纽康门巴释放了……现在,他依旧作为一名捕猎的向导,在蒙大拿的园林地生活着”。
麦吉库迪医生在乔的坟墓上放了一块红松板,可许多年之后鲁宾逊堡的公墓重新安置,唯一能表达加利弗尼亚·乔的最后一点直观可见遗迹的那块红松板好似被扔掉了。乔曾经是韦尔德·比尔·希科克的朋友。据公众说,一帮赌徒安排处死了希科克,可能由于他自己的一番不明智的议论吧。
不管哪种情况,在乔与他的伙伴的右后侧,总是骑马的赛拉斯·佩普恩中尉的平民侦察员,接下来的是兵团乐队,佩普恩中尉听起来似乎同纽康门巴一样,也是个品格令人讨厌的人。他后来因玩牌作弊而遭指控,并被列入军事法庭的名单中。据说,他在乞求控告他的军官们撤消对他的指控遭拒绝后自杀了。
接下来的是这位著名的年轻军官,他身着有装饰的鹿皮服装,跨在一只小跑步的黑色种马上。
再下来是愁眉苦脸的俘虏:五名孤儿和一群孀寡,她们全身缩里在毯子与袍子里,仅露出一双双惊恐忧伤的眼睛。凯姆说,这些女人们眼睛直呆呆地盯着前方,一直未向两边瞥一眼,她们认为自己很快就会被枪毙的。
排在队伍后边的是士兵与军需供给人员。
在一个合适的时刻,卡斯特朝前跑了几步,向他的上级问候,此刻乐队奏出了《加利欧文》。太阳把温和的橘黄色光芒投撒在大地上,积雪开始融化。夜晚,奥沙吉人举行了头皮舞会,谢立丹将军对卡斯特的那个棚屋纪念品充满了倾慕。
听起来好像这场战役完美地收场了。可是,第七军团士兵的心情十分阴沉。因为由乔尔,埃利奥特少校带领的18名骑兵的分遣队至此还没有归来,至少有人看见他们顺河而下,尾随一些逃窜的夏安人。起先,由于兴奋,没有在意这件事,但几个小时过去了,仍未见他们归来,到了傍晚,卡斯特派出一个搜寻队,但什么也没见着。
为什么他忽略了对这块地区安全性的考虑?永远也不会得充分的解答。我们只能从他的《我的一生》中得到这样的解释:一由于当时我们兵力短缺,时值夜晚,我们必须摆脱这些印第安人,他们在山岭中依旧有很强的实力……”
雷安军士的“备忘录”几乎是在半个世纪后写成的,文中也暗指卡斯特确实曾命令即时进行搜寻,但印第安人增派的兵力阻止了这次行动。雷安评论说,要是我们原知道埃利奥特已被杀的话,也就没有必要带回那些印第安人质了。不管情况怎样,也不管卡斯特做何反映,埃利奥特少校的神密命运成为1868年一个棘手的问题,也是留待此后历史学家的一个敏感的问题。
近两个礼拜无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12月初,由谢立丹陪同,堪萨斯第19志愿兵团10个连队,记者戴本尼威尔和卡斯特的第七兵团一同从“供给营地”出发,去收拾那些红肤色的威胁者们。谢立丹说:“要是我们能不止一次给这些印第安人迎头痛击的话,我们的兵团就会使他们闻风丧胆了。”路线几乎完全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