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板上的经济学-第5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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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争论是人人都看到的，但他们之间有没有一致之处呢？他们是分歧与争论多呢，还是一致之处更多？许多经济学家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调查和分析，得出了许多与人们的传统看法不同的结论。
英国经济学家S·布里顿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一些重大经济问题征求经济学家、议员和政治评论家的意见，并把结果写成《经济学有共识吗？》（Is There on Economic Consensus？ London； Macmillan，1973）一书，得出了一些有趣的结论。第一，经济学家在许多问题上表现出高度一致性，尤其在需求管理、预算赤字和货币政策这类重要问题上，更为一致。第二，经济学家之间的分歧远远小于政治家，甚至小于同一党派的政治家。第三，经济学家对收入分配表现出极大关注。第四，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对价格机制有一种学术上的忠诚。第五，经济学家在微观经济问题上更为一致。
读了这本书，你就可以知道现代经济学家的共识与分歧是什么了美国经济学家丁·R·卡尔（丁·R·Kearl）、C·L·波普（C·L·Pope）、G·C·怀悌（G·C·Whiting）和T·C·温默（T·C·Wimmer）在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1979年5月号的《经济学家混乱吗？》（A Confusion of Economists？）中说明了，与宏观经济问题相比，经济学家在微观经济问题上有更多的共识；与规范问题相比，经济学家在实证问题上有更多的共识。换言之，经济学家的共识在有关价格机制的微观经济问题上，而分歧在宏观经济和规范问题上。但即使在宏观经济问题中，对财政政策能够刺激经济以及不应该用工资…物价管制来控制通货膨胀等问题仍有广泛的共识，分歧在于短期中通货膨胀与失业的交替关系。他们的结论是：关于经济学家之间存在广泛分歧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美国经济学家B·S·弗雷（B·S·Frey）等人在1984年12月号《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经济学家之间的共识与争论：一种经验研究》（Consensus and Dissension Among Economists： An Empirical Inquiry）。该文考察了美国和欧洲经济学家的共识和争论，结论是就国际范围而言，经济学家在价格机制的有效性和合意性这类问题上存在广泛一致性。但各国经济学家对宏观经济中政府是否应该干预的看法并不一致。一般而言，美国、德国和瑞士经济学家更倾向于减少国家干预，而奥地利和法国经济学家更倾向于政府干预。
经济学家最爱争论吗？1992年，美国经济学家R·M·阿斯顿（R·M·Alston）等人在《20世纪90年代经济学家之间存在共识吗？》（Is There Consensus amorg Economist in the 1990s？《美国经济评论》，1992年5月号）中比较了经济学家在十个问题上的共识。这十个问题是：租金上限、贸易限制、浮动汇率、财政政策、平衡预算、转移支付、财政赤字、最低工资、负所得税、排污许可证。经济学家对这些问题看法的一致性为93％~78％。
这些调查并没有否认经济学家之间的争论。经济现象是复杂的，受多种因素影响，不同的经济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问题，强调的重点不同，对同一问题有不同看法是正常的。而且，尽管经济学强调客观性，但在认识世界，尤其在政策问题上仍难以摆脱价值判断，因此，分歧也难免。正是这种分歧与争论深化了人们对经济规律的认识。在经济学中也和在任何一方其他科学中一样，真理越辩越明，认识越辩越深化。
这些调查所要强调的是，经济学家之间的分歧被大大扩大了。其实经济学家在争论之外还有广泛的共识。在微观经济学问题上经济学家存在广泛共识。在宏观经济学问题中，对长期经济增长、通货膨胀、自然失业等问题，经济学家没什么重大分歧，分歧主要集中在短期问题上。人们往往看见经济学家争的热火朝天，而忽略了他们之间的一致。例如，萨缪尔森与弗里德曼分别代表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他们的争论无人不知，但却忽略了他们对自由贸易的相同支持。
还应该指出的是，随着经济学发展，各派经济学家会有新的分歧，但也在更多问题上趋于一致。例如，新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都认识到要把宏观经济学建立在微观经济基础之上，这就是一种共识。美国经济学家斯坦利·费希尔（S·Fischer）形象地用汽车来比喻经济学家之间分歧的缩小。他说，20世纪50年代可以一眼把雪佛莱和福特分开，现在则觉得它们十分相似。
经济学界也与天下一样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但总是合大于分。为什么女经济学家不多话经济学人
为什么女经济学家不多
最近在一个大学演讲后，一位女同学问了我一个问题：女经济学家太少了，是不是女人不适合当经济学家？类似的问题，我已听过不止一次。看来这个现象值得研究。
与其他学科相比，经济学中成功的女性的确不多。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中至今无一位女性，有望获奖的名单中也没有女性。英国经济学史权威马克·布劳格（Mark Blug）编写的《凯恩斯以前的100名著名经济学家》中无女性，《凯恩斯以后的100名著名经济学家》中，女性只有艾尔玛·阿德尔曼（Irma Adelman）和琼·罗宾逊（Jean Robinson）两位。
但我想这不是女性天生不是经济学家的料，而更多是社会传统造成的。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母权制的颠覆是女性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此后妇女退出社会活动，相夫教子，成为男性的附属物。“文明时代的贵妇人表面上受尊敬，对于一切实际劳动完全隔离，她们比起野蛮时代辛苦劳动的女性来，实际处于无限低下的社会地位。”这样，许多有经济学天才的女性无法发挥其潜能，一些表现出其经济学才华的女性也没有留下名。在后一类女性中英国经济学家穆勒的妻子哈里特·哈迪和马歇尔的妻子玛丽·配第是有代表性的。
穆勒和马歇尔都是里程碑式的经济学家，他们的经济思想至今仍有深远影响。但他们的经济思想中有一些重要的部分来自夫人，许多名著是俩人合作的成果，无非是丈夫显赫的声名使这两位才女暗然失色。
老年时的琼·罗宾逊仍然不减当年风采穆勒的夫人哈里特·哈迪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女子。穆勒对她的评价是“从外表上看，她美丽而机智，具有一种使所有接近者都觉得自然高贵的气度。在内心上，她是个感情深沉而坚强的妇女，有洞察力和直觉的智力，又有一种好冥思的诗人的气质。”哈迪聪明好学，穆勒认为，她在气质和品格上与大诗人雪莱相似，但在思想与智力上，哈迪是“大巫”，雪莱则是“小巫”。哈迪在学术上也不乏闪光的思想和见解。尽管她没有自己的独立学术著作问题，但她的思想与见解溶入了穆勒的著作，并得以传世。穆勒认为自己在最终目标和实用这两方面“不论我以何种形式接受的或是创造的结论（包括政治经济学、分析心理学、逻辑学、历史哲学或其他学科）都应该深深感谢她，因为我从她那里学会一种聪明的怀疑态度。”
许多以穆勒署名的著作实际上是两人合作的结果，许多观点是在两人思想交流的过程中产生的。穆勒说：“要分清是谁的创见，是谁执笔这类问题，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因为“在我的全部作品中，她的贡献和我一般多，而且在我的作品中她的贡献是与年俱进的。”穆勒指出，在他的最重要经济学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吸收了哈迪许多见解。例如，“劳动阶级的可能未来”一章是在哈迪的坚持下才写的，思想完全是哈迪的，甚至是哈迪口授的记录。换言之，如果在今天，哈迪完全可以以此为题写一本自己的专著。穆勒的名著《论自由》尽管是在哈迪去世后出版的，但穆勒指出，与其他书相比，这是他们文字上更加直接合作的产物；其中每一句话都经过他们共同阅读、反复推敲、仔细斟酌。就思想内容而言，更难说出哪一种思想是谁的。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合著。为什么女经济学家不多
马歇尔的夫人玛丽·配第是英国古典经济学之父配第的曾孙女。也许是遗传基因的作用吧，她进入了当时妇女很少进入的经济学领域，成为剑桥大学首位女经济学讲师。马歇尔的第一本成名作是《工业经济学》。这本书虽然是一本初级入门读物，但其中包含着马歇尔渐趋成熟的理论的首次一般性叙述，在简单的表述背后隐含着极其复杂的理论。这本书是他们夫妻俩合作写成并联合署名出版的。这标志着马歇尔划时代经济理论体系的著作是两人合作的产物。马歇尔最著名的著作是《经济学原理》，这本书由马歇尔一人署名，但实际亦由两人合作写成。1881年，马歇尔夫妇到意大利休养。在这一年，马歇尔在配第的协作下构思并准备这部名著的撰写。他们在巴勒莫一家小旅馆的屋顶安静地工作了五个月，完成了《经济学原理》前几章的写作。这几章是他们共同写出来的。如果这本书由他们共同署名，配第也就如同马歇尔一样出名了。
如果在现代社会里，哈迪和玛丽都会是著名经济学家。但在当时的社会中，他们只能当默默无闻的幕后英雄了。他们的思想在丈夫的著作中流传了下来，而她们的英名却消逝了。这是时代的失误，并不是妇女没有成为经济学家的能力。
其实阅读琼·罗宾逊、阿德尔曼等现代女经济学家的著作，你会发现，她们比男经济学家有更多的人文关怀。他们对弱者更为同情，更加关注广泛的社会平等与关怀。当社会条件改变后，女性同样又成为更优秀的经济学家。就国内而言，朱玲、叶坦、江小娟、孙祁祥都是极优秀的经济学家。读她们的著作经常令我自叹弗如。以后一定会有更多女经济学家出现，愿女性相信自己的能力，在经济学中大展才华。女经济学家的特色话经济学人
女经济学家的特色
读叶兆言、张炜这些男作家和陈丹燕、毕淑敏这些女作家的作品，总感到性别对他们不同写作风格与内容的形成有重要影响。在经济学家中，女性也有自己不同于男性的特点。
与男性相比，女性更富于同情心。女经济学家更多地关注于发展、公正、平等、贫困这类问题。即使她们与男经济学家研究同样的问题，也更多体现出她们的人文关怀。出生于罗马尼亚的发展经济学家艾尔玛·阿德尔曼（Irma Adelman；1930~）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阿德尔曼是一个女才子。19岁时就从加州伯克利大学毕业，25岁时获该校博士学位。她曾在斯坦福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西北大学、马里兰大学等名校任教，也在世界银行工作过，现在为加州伯克利大学教授。在经济学界，她以研究发展问题而闻名。她的第一部著作《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理论》出版于1961年。这是一部纯理论评述著作，用数学模型表述历史上主要经济学家（从斯密到熊彼特）的增长理论。1966年她又出版了《经济发展的理论与设计》。她在发展经济学中的声望则是1967年与C。T。莫里斯合著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数量方法》。这部著作为发展过程中因果关系的定量分析建立了一种新的、互相制约的框架。作者运用43个发展中国家的横断面数据，分析了各种经济发展指标与涉及经济发展的各种大量经济、社会和政治因素之间的统计关系。她们采用经济学家很少用的因素分析法，把大量数据变为少数有解释力的因素，发现了政治稳定和金融市场复杂程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力。这种分析方法和结论至今仍为经济学家重视。
年轻的琼·罗宾逊应该是最漂亮的经济学家如果说这种因素分析并不是女性的专利，那么，阿德尔曼对发展中贫困问题的关注就有女性特色了。1973年；阿德尔曼出版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平等》一书。这本书用统计方法说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最贫穷家庭的收入份额。她证明了，经济增长并不自动等于社会整体发展，在传统的以工业化为中心的发展模式中，增长并不能增加穷人的收入，也没有改变他们的现状。无论是在最不发达国家还是中等发展中国家里都存在这种情况。1975年，阿德尔曼发表了《发展经济学：目标的再评价》，1977年又出版了《发展中国的收入分配政策：朝鲜的案例研究》。这两部著作继续发挥了这种观点，论述了传统发展战略中增长与平等的冲突，主张一种以平等为目标的增长。对这种观点，经济学家中争议颇大，但读她的这些著作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