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板上的经济学-第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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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年代的智利的确出现过政治上独裁和工人失业贫穷等问题。但这些问题是转向市场经济不得不付出的代价。政治上的独裁是为了进行市场化改革（当然也许不该杀那么多人），一些工人的暂时失业贫穷是转型经济都会发生的问题。曾经有学者把智利成功的经验总结为独裁加市场化。这个公式是否有点简单化尚可商榷，但强大的政府维护社会稳定是市场化成功的条件却是无疑的。
　　弗里德曼在智利问题上蒙了冤，但皮肉没受苦，事业与声誉毫无影响，诺奖也领到了。今年已九十多岁的弗里德曼甚至被称为20世纪五位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弗里德曼尽管蒙冤但还是幸运的。其他蒙冤的经济学家可不都这样幸运了。这正是幸运的经济学家都是相似的，不幸的经济学家各有各的不幸。
　　关注弱势群体的经济学家
　　改善弱势群体的状况一直是经济学家关心的问题。亚当·斯密认为“下层阶级”（今天我们说的弱势群体）占社会的最大部分，“社会最大部分成员境遇的改善绝不能视为对社会全体不利。有大部分成员陷于贫困悲惨状态的社会，绝不能说是繁荣幸福的社会”。在现代经济学家中最早由于关注弱势群体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是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　1898~1987）。
　　缪尔达尔是瑞典学派的创建者之一，早期从事一般动态均衡理论的研究，代表作是1937年出版的《货币均衡论》。作为社会民主党人，他曾当选为瑞典众议员。他研究方向的改变是在1938年他受美国卡内基公司的委托主持一项有关美国黑人问题的调查研究。其结果是在1944年出版的《美国的两难处境：黑人问题和现代民主》。
　　黑人是当时美国社会的弱势群体。缪尔达尔在调查中目睹黑人贫穷、生活条件差、犯罪、受歧视的种种现象；事事触目惊心。但作为一名有理论素养的经济学家，他不满足于揭示这些现象，也不是简单呼吁道义与公正，而是分析其深层次的原因。他发现，白人对黑人的歧视和黑人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低下，是两个“鸡生蛋，蛋生鸡”的互为因果因素。这两个因素互为因果并不断加强，造成了黑人问题的严重。解决黑人问题要从打破这种因果关系，改变这种恶性循环入手。这就需要有一种理论来解释黑人贫穷和受歧视之间的关系。
　　缪尔达尔吸收了其老师维克塞尔的“积累理论”和卡塞尔的“社会过程理论”，建立了解释黑人贫穷与受歧视之间关系的循环积累因果原理。这个原理认为，在一个动态的社会经济过程中，各种因素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互为因果的。某一因素的变化会引起另一因素的变化，而这第二级变化反过来又推动了最初的变化，使事情沿着最初那个变化的方向发展。这种过程既可以是变好的向上发展，又可以是变坏的向下发展，关键在于最初的变化是好还是坏。黑人问题严重正在于“白人的偏见和歧视使得黑人的生活、教育、习俗及道德等水平低下。相对应的，黑人生活、教育、习俗及道德水平的低下又使白人更加歧视黑人”。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有“一些原因使白人的歧视或偏见减少，这可能会引起黑人生活水平上升；黑人生活水平上升又会减少白人偏见。”（原书英文版，第75~76页）做到这一点就要根据美国正义、自由和机会平等的信条，给黑人以平等的地位。缪尔达尔这一观点对以后黑人民权运动的发展，20世纪60年代肯尼迪政府废除法律上对黑人的歧视和以后约翰逊政府“向贫穷开战”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从黑人问题的研究中，缪尔达尔强调了经济变动中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因素相互之间的依赖性。他认为，不能局限于经济分析，而要注意跨学科的整体性研究方法。早在20世纪初，美国制度学派经济学家凡勃伦就主张用这种整体性方法来研究制度演进。现在缪尔达尔也从一个纯理论家变为制度学派经济学家，成为和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齐名的新制度学派经济学家。但他们不同于强调产权和经济增长“路径依赖”的科斯、诺斯等新制度经济学家的观点。前者对资本主义社会和主流经济学持批判态度，称为激进经济学，是经济学中的左翼，后者仍属于新古典经济学这个主流，是经济学中的右翼。
　　1957年，缪尔达尔受20世纪基金会委托，对南亚和东南亚11个国家的贫穷与发展问题进行了长达10年的调查活动。当时他的夫人任瑞典驻印度大使（他夫人曾获诺贝尔和平奖），给这种调查提供了方便。这次调查结果是三大卷的巨著《亚洲的戏剧：对一些国家贫困问题的研究》（中国出过此书同名的一卷缩写本）。如果说《美国的两难处境》是研究美国国内的弱势群体黑人，那么，《亚洲的戏剧》研究的则是世界范围内的弱势群体——发展中国家。因此，缪尔达尔又运用了循环积累因果原理。
　　缪尔达尔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特点是贫穷和落后。贫穷是收入和生活水平低，落后是生产率低下。“生活水平的低下大部分是由低下的生产率和收入水平所引起的，低生活水平又产生了劳动的低效率。”（中文版缩写本第307页）他提出，发展的目标，即“现代化理想”，是理性、计划化、生产率提高、社会和经济平等、制度和社会风尚改善、民族团结、国家独立、政治民主等。为此，发展中国家要进行社会制度改革（尤其是法治与教育制度和土地改革），优先发展农业，并实行保护贸易。
　　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像缪尔达尔、加尔布雷思这些激进经济学家的观点影响越来越小。但缪尔达尔对弱势群体所进行的分析以及他所运用的循环积累因果原理仍然是有意义的。缪尔达尔毕竟是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大师。今天当弱势群体问题又一次被全社会关注时，读一读缪尔达尔的书，了解他对弱势群体的分析是有意义的。
　　维护学术自由的斗士
　　舒尔茨的老年标准像一点看不出当年为维护学术自由而离开衣阿华的豪气　　经济学家是屈从于利益集团，甚至拿利益集团的津贴，为他们摇旗呐喊，还是维护科学真理，这是一个学者的原则问题。但是，在许多国家和历史上的许多时期，由于生存的需要、强大的压力或一己私利，学者们难以有学术自由。即使在美国这样以个人自由为最高原则，又有终身教职保护的国度里，要真正维持学术自由也不容易。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W。Schulta；　1902~2000）就曾遇到这样的事。
　　舒尔茨原来在衣阿华州立学院任教，在农业经济学领域声名显赫，并担任该校经济学与社会学系主任达10年之久。但1943年他遇到一件令他无法忍受的事。事情的起因是该系编辑了一套“战时农场及食品政策”丛书，其中有一本由本系年轻教授奥斯瓦尔德·布朗利所写的《在战时食品供给中加入乳制品》。作者认为，人造黄油是从植物油中提取出来的，在营养与美味方面比黄油更好，应当适当增加人造黄油的消费。但人造黄油的消费因联邦与州的限制性立法而受到伤害。政府利用税收等手段禁止或限制生产人造黄油的做法应当废止。
　　当年舒尔茨为了维护学术自由而离开了照片上的衣阿华大学（当时称为依阿华州立学院）衣阿华是牛奶产区，牧场主们感到这项建议威胁到他们的利益，就对政府和学校施加压力，依阿华州农业署也支持牧场主。这场争论持续了几个月。院长考虑到学校的利益和迫于压力，命令收回这本书，并以与牛奶业合作的态度进行修改。舒尔茨对学校这种向利益集团让步不坚持学术自由的做法极为愤怒。他给院长写了一封信批评学校的这一做法及其他行为，宣布辞职，并公开发表了《衣阿华州立学院与社会科学研究》，谴责学校违背了学术自由的原则。舒尔茨毅然离开这个他经营多年的地方并且带动了一批有为的人离开。这个美国当年“最活跃、最有成就、最有影响的社会科学研究团体”就此瓦解了。他的辞职声明至今仍被视为维护学术自由的典范。
　　无辜的奶牛成为舒尔茨离开衣阿华的导火话经济学人舒尔茨离开依阿华之后来到芝加哥大学，继续研究农业经济学，另有《不稳定经济中的农业》、《农业经济组织》等书。在学术研究中，舒尔茨也表现出不受传统束缚，创立新观点的自由主义风格。这体现在他1964年出版的《改造传统农业》中。
　　传统的观点认为农业经济学隶属于农学的范围，研究农业经营中的具体问题。他反对这一传统，认为农业经济学应该是一般理论经济学的一部分。他按这种思路研究农业经济问题，为现代农业经济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20世纪50年代初，他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农业问题，探讨农业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当时，经济学家主张通过工业化来实现经济发展，认为农业充其量是为工业化提供市场、资金和劳动力，甚至提出了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政策。舒尔茨坚决反对这种观点。他论证了欧洲、日本、墨西哥等国正是通过发展农业而实现了经济发展。这种错误的根源是对传统农业的认识。舒尔茨批评了长期流行且影响深远的两种观点：农业中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低下和农业中存在隐蔽性失业。他用事实证明了这两种观点的错误。但依靠传统农业是不能发展经济的，舒尔茨用收入流价格理论证明了传统农业落后的原因是资本收益率低（即获得收入流的价格高）。资本收益率低引起储蓄和投资不足，这就无法打破长期停滞的均衡状态。
　　舒尔茨著作的中文本问题找到了，出路呢？要使农业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必须把传统农业改造为现代农业。改造传统农业的关键是引进新的现代农业生产要素，降低农业收入流的价格，提高资本收益率。这就要建立一套能给农民以刺激的市场激励制度，以及其他相关的制度保证（如保护产权）；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为引起新生产要素创造条件；并且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如教育与在职培训。舒尔茨的这些理论已得到广泛运用，并在发展中国家取得了成效。
　　舒尔茨在经济学中的另一个贡献是人力资本理论。尽管舒尔茨不是第一个提出人力资本概念的人，但对人力资本理论的系统化和传播，以及把人力资本运用到发展经济学中，都做出了重要贡献。舒尔茨根据他对美国农业生产力和发展中国家农业生产力的多年比较研究，得出了人力资本是经济和社会发展重要原因的结论。早在50年代末，舒尔茨就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他把人力资本投资概括为：医疗和保健；在职培训；正规教育；成人业余教育；个人和家庭变换就业机会。他强调人力资本的作用，认为“经济发展主要取决于人的质量，而不是自然资源的丰瘠或资本存量的多少。”他认为发展中国家缺的不是自然资源或资本，而是人力资本投资。舒尔茨的这些观点在今天看来是一般常识了，但退回去50年，在那个重视资本和自然资源的年代，这些观点使人耳目一新，而且，对现实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
　　作为一位学者，舒尔茨始终保持与政治的距离，以维护自己的学术自由。但他并不是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生。他同样关心世事，做一个学者能做的事。他早年曾担任美国农业部各种委员会的委员或顾问。后来又担任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美国农业部、商务部、联邦储备委员会和美国国会各种委员会的顾问，也曾参与了美国经济政策和援外政策的制定。在这些委员会，他是顾问，起到专家的咨询作用，但绝不是官员。他在这些地方发表的是他个人的见解，并不为什么利益集团说话，也不为某个官员的讲话做注解。这是学者真正的出世而又入世。也正是这种态度使他能更好地发挥学界领导人和政府顾问的双重作用。
　　还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儿子威廉·舒尔茨子承父业也是一位经济学家，在耶鲁大学担任经济增长研究中心主任。他的成就虽然还不及乃父，但也是事业有成。这对父子经济学家也是经济学界的一段佳话。
　　另一位发展经济学的先驱
　　惟一获得诺奖的黑人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　　写到舒尔茨就不能不写刘易斯，他们俩在1979年由于“对经济发展，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做出了开创性贡献”而共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但他们进入发展经济学的原因与观点完全不同。
　　舒尔茨是以对一般农业经济理论和发展中国家农业问题的研究进入发展经济学的，可以说主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