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板上的经济学-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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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一种情况下由政府用税收提供公共物品。
　　庇古认识到市场失灵，并主张由政府干预来解决市场失灵，这是一个进步。但作为剑桥学派的掌门人，他还是坚持自由放任，主张让市场机制调节经济的，国家只是在市场失灵的地方发庇古的名著《福利经济学》英文本，何时能出中文本？挥一点补充作用。1929年包括英国在内的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历史上空前的大危机，失业极为严重，要求经济学家作出解释。1933年庇古出版了《失业理论》一书。庇古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实际工资由劳动供求决定，而且实际工资的调节可以实现劳动市场均衡。如果劳动的供大于求，工资下降，使愿意就业的人都有工作，如果劳动的供小于求，工资上升，使劳动需求减少。总之，只要实际工资有充分伸缩性，所有愿意工作的人都可以有工作，所有需要工人的企业都可以雇到所需的工人。这就是说，在市场调节之下，劳动市场总处于均衡就业状态。引起失业的原因是工人不愿意接受低工资，或一些难以克服的变动。前一种情况称为自愿失业，后一种情况称为摩擦性失业。这种理论显然是来自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
　　然而，庇古在剑桥大学的弟子凯恩斯不接受这种理论。他认为，自愿失业和摩擦性失业仍然没法解释如此严重的失业。于是，凯恩斯写了《通论》，驳斥了庇古的观点，用有效需求理论来解释失业。凯恩斯认为，失业的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解决方法是国家干预，即政府增加公共支出，以弥补私人需求的不足。凯恩斯背叛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成为剑桥学派的叛徒。庇古尽管以绅士的态度接受了凯恩斯的某些观点，但仍坚持新古典经济学的立场，对凯恩斯进行了批判。不过从此之后，剑桥学派就衰落了，新古典经济学在经济学中的主流地位也被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代替。
　　作为一代经济学大师，庇古在经济学中的贡献还是很多的，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创立了福利经济学，他1920年出版的《福利经济学》一书至今仍是经典。
　　庇古福利经济学的基础是边沁的功利主义，即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福利最大化，福利可以用效用衡量，所以，每个人都追求效用最大化。功利主义的目标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即社会总效用的最大化。福利经济学有两个基本命题。一是福利的大小可以用效用衡量，国民收入总量越大，所带来的效用越大，福利也越大。因此，要增加福利必须增加国民收入总量。增加国民收入总量就要实现资源配置最优。资源配置最优的标准是边际私人纯产值等于边际社会纯产值。边际私人纯产值是私人增加一单位投资所增加的收入值，边际社会纯产值是社会增加一单位投资所增加的收入值。在完全竞争条件下，通过市场机制调节可以实现资源配置最优。如果存在外部性和公共物品问题，则需要政府干预，才能实现资源配置最优。
　　二是边际效用是递减的，所以，富人单位货币的边际效用小于穷人，将富人的一部分收入再分配给穷人，可以在国民收入不变时增加整个社会的福利。因此，收入分配越平等，社会福利越大。实行累进所得税，增加社会福利，有利于收入分配平等和社会福利增加。当然，这不是说收入要绝对平等，因为收入平等有降低效率的“漏桶效应”。
　　庇古的福利经济学被称为旧福利经济学，现在已被新福利经济学取代。但他主张的收入平等化政策已被各国所采用。
　　庇古去世已经40多年了，但庇古效应（物价变动对财产和消费的影响）、庇古税（对污染征收的税）仍然是现代经济学中使用频率极高的名词。这说明一代大师的智慧已成为人类思想宝库的一部分。人类知识大厦正是由这一代又一代大师构建起来的。
　　平民的代言人
　　每个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总有一个贫富分化加剧，劳动人民饱受苦难的时期。每当这种时期出现时总会有人站出来为民“鼓与呼”。读这些人的书总为他们的人文关怀精神所感动，但仔细想来他们的观点都是感情压倒了理性，空想的色彩极为浓厚。美国19世纪后期的经济学家亨利·乔治（Henry　George，1839~1897）正是这样一位平民代言人。
　　19世纪后半期是美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时期，也是贫富对立，劳动人民不堪其苦的时期。这一时期发生的平民党运动（Populist　Movement）　则是保护平民，尤其是农民利益的一场运动。亨利·乔治正是在这一场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经济学家。
　　乔治出生于美国费城一个海关税务员之家，他从小就不安分，12岁起辍学，外出当学徒。当加州发现金矿时，他也加入采金大军，失败后进入《旧金山时报》（Sanfrancisco　Times）　当排字工人。由于勤奋努力，居然升至该报主编。1872年又与好友创办为工人代言的《晚邮报》（Evening　Post），经营失败。此后他积极参与社会与政治活动，1886年由纽约中央工会（New　York　Central　Labour　Union）　推选为纽约市市长侯选人。1897年又一次竞选纽约市长，未当选，并于当年去世。
　　今天我们仍然记得乔治，不是由于他当年在平民党运动中的各种活动，而是由于他在1879年出版的《进步与贫困》（Progress　and　Poverty）　一书。这本书的中心是认为，资本主义社会贫富对立的根本原因是土地私有。解决的办法是对土地征收单一税和土地国有化。以后他还写过《土地问题》（The　Land　Questions；　1883）、《社会问题》（Social　Problems；　1884）、《保护还是自由贸易》（Protection　or　Free　Trades；　1886）、《政治经济学》（The　Science　of　Political　Economy；　1898）等书，但影响并不大。
　　19世纪后半期，受苦最深的是美国农民。由于南部农业欠收，货币（黄金）短缺、通货紧缩；债务沉重，农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平民党运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乔治的《进步与贫困》正是力图揭示农民这些苦难的根源，即“巨大财富和得不到满足的欲望之间鲜明对照”的根源。
　　乔治认为，土地、劳动、资本是生产的三要素。土地是自然资源，劳动是人的努力，资本是能生产更多财富的财富。土地是生产财富的基础，是劳动的前提，资本是劳动的结果。在生产中是有土地才有劳动，有劳动才有资本。所以，这三种生产要素按其重要性的排序是土地、劳动、资本。但他特别强调，土地本身并不能生产财富，土地所带来的地租并不是土地产生的，而是劳动作用于土地带来的。劳动使土地有价值，劳动产生的财富积累而成资本。因此，在财富创造中起中心作用的是劳动。乔治对劳动在生产中作用的肯定表明他为民代言的立场。当然，这个“民”是劳动人民。
　　乔治的《进步与贫困》中文本乔治分析生产是为了说明分配的决定。劳动的收入工资取决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资本是劳动的形式之一（物化的劳动），其收入利息取决于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并随工资变动而变动。产品中扣除工资与利息剩下的部分都是地租。当土地私有权存在时，它可以允许或排斥劳动和资本使用土地，从而支配着劳动与土地。正如一个百人小岛上，一个人占有土地，其他99人都成为其奴隶一样。这样，随着经济发展，人口增加，对土地的需求增加，地主不劳而获的地租增加，贫富差距就加剧了。解决的根本办法是废除土地私有，实现土地国有。考虑到传统与习惯，实行土地国有不容易，现实的办法是取消一切赋税，只对土地征收赋税，即实行单一土地税，由这种税承担政府的一切支出。由于地租在不断上升，这种税可以保证政府财源充分。
　　乔治的这种观点在当时引起欧美的广泛关注。他在1886年得以参与纽约市市长竞选正是由于这本书的影响。美国的自由土地协会（Free　Land　Society）和英国的土地回归同盟（English　Land　Restoration　League，后改名为English　League　for　the　Taxation　of　Land　Value）都以乔治的土地改革主张为宗旨。乔治关于收入分配的论述也影响了克拉克（John　BatesClark）的边际生产力理论。直至今天弗里德曼仍然认为“亨利·乔治在许多年前主张的按原始土地价值征收的财产税危害最小”。
　　乔治的这种观点也是孙中山三民主义中民生主义的来源。孙中山先生一生为革命奔波，1896年夏秋曾在美国住了几个月。这正是乔治的思想影响最大的时期。孙中山正是受乔治影响提出了“平均地权”，主张征收地价税并实行土地增价归公。这些主张显然与乔治的思想一致。
　　乔治是一个关注经济进步中不幸者的社会改革家。这种人令人可敬，但并不能改变现实。美国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还是在经济发展后才得以改善的。发展是硬道理。一切主张，无论多富有人文关怀，只要无助于经济发展，就不能实现，也不能改变劳动人民的根本状态。平民的代言人，徒有其名而已。
　　放荡不羁的经济学家
　　经济学家尽管也不乏情趣、幽默，但作为学者还是举止有度的。如果谁像艺术家那样放荡不羁，那就会被指责为异类了。美国经济学家芒德尔即使获得了诺奖也由于行为怪异而受到指责。不过就生性放荡而言，芒德尔与制度学派的创始人凡勃伦相比，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凡勃伦出生于一个以养牛为生的美国北欧移民家中，从小只知看书而不干活。获得了耶鲁大学博士学位之后，闲呆了几年，然后在许多大学任教和写书。无论在什么地方，从事什么职业，他都是不修边幅，终生穿灯心绒西服，上下色调不调和且不挺括，不分四季戴浣熊皮帽，好像从不上洗澡间，浑身臭气，烟不离口，肮脏邋遢。而且，好色无度，到那里都以追求异性为乐，对他的女学生更是穷追不放。身为教师，从不认真讲课，常遭学生投诉，甚至连考试也不考，一律给学生“C”以了事。不喜讲话，讲课阴声细气，常望窗外树木发呆，甚至当选为美国经济学会会长都因不愿发表就职演说而不就。
　　但就是这样一个怪人，居然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耶鲁、康奈尔、芝加哥、哈佛、斯坦福这些名校任教，并且是接纳欧洲流亡学者的纽约新社会研究院（诺奖获得者莫迪利亚尼曾就读于此）的创立者之一。他的学术著作有10大卷之多，成为一代制度学派的首领，对今天的经济学家亦有影响。他写的《有闲阶级论》至今仍是最受重视的经济学经典之作。在他生前，尽管如此放荡，爱他之女性仍然前仆后继，大有段正淳（《天龙八部》中的风流才子）之魅力。说来，凡勃伦还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其实也只有这样的天才才有放荡不羁的资本。也正是这样的个性才会在学术上标新立异，创立学派。天才还是有人理解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凡勃伦的老师约翰·贝茨·克拉克（以他命名的克拉克奖无人不知）很喜欢他，只是认为他是个“不适应环境的人”。
　　认识凡勃伦和制度学派的意义还要从当时的时代特点开始。凡勃伦生活在美国内战后和一战前的这段时期中。这是美国历史上一个剧变的时代。一方面，美国经济迅速增长，建立了世界上最大、最强有力的工业体系，成为头号经济强国。另一方面，社会贫富对立空前加剧，垄断集团财富快速增长的同时，劳动人民生活痛苦不堪。作家德莱塞称这是一个“镀金时代”，光辉的表象之下掩盖了许多罪恶和贫穷。凡勃伦的古怪行为之中蕴含了对主流社会的强烈愤恨。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是为现存的制度辩护的，凡勃伦代表的异端制度经济学正是要向正统社会秩序和主流经济学挑战。
　　从制度角度研究经济问题的经济学家早已有之，如19世纪上半期的英国经济学家理查德·琼斯。但美国制度学派的鼻祖是凡勃伦。他的《有闲阶级论》、《企业论》、《工程师和价格制度》、《不在所有权》等建立了一套制度学派的形体，成为以后制度学派经济学家都遵循的“凡勃伦传统”。
　　“凡勃伦传统”主要有两点。一是批判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建立以研究制度演进过程为基本内容的经济学体系。凡勃伦反对新古典经济学以边际效用为基础，把个人从特定社会关系中抽象出来，分析个人欲望及其满足的途径。他也反对马歇尔用均衡分析来解释社会现象，把各种矛盾的力量归结为最终的调和。他认为，经济是整个社会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经济学应该研究人类经济生活借以实现的各种制度。他把社会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