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板上的经济学-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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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伊的分配理论以生产理论为基础。萨伊认为，生产不是创造物质，而是创造效用。物质产品和劳务都能带来效用。他认为，生产的三要素是土地、劳动和资本。在此基础上，萨伊建立了三位一体的分配公式。这就是说，参加生产的土地、劳动和资本得到相应的收入，即土地得到地租，劳动得到工资，资本得到利息。马克思主义学者对这种理论一直持批评态度，理由是这种三位一体的分配否认了土地和资本对劳动的剥削。但现在经济学中的分配理论是以萨伊的理论为出发点的，即承认土地、资本和劳动同样在生产中做出了贡献，应该得到合理的收入。我们现实的分配体制中，也承认了土地与资本收入的合理性。而且，即使在“文革”这样的极“左”时期，也仍然没有取消银行支付给储户的利息。现在地租与资本收入的合理性也得到承认。
在萨伊的理论中争论最大的是萨伊定理。萨伊定理最基本的内容是，供给创造需求，有供给就有需求，货币在交换中只起到瞬间交换媒介的作用，所以，不会发生普遍的过剩性危机。这一理论是马克思主义者一直所批评的，因为它否认了资本主义危机的可能性，而且没有认识到货币在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在西方经济学中，20世纪30年代之前，萨伊定理尽管也受到非主流经济学家的批评，但在主流的古典与新古典经济学中被作为真理。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打破了无危机论，凯恩斯正是在批判萨伊定理的基础上，建立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其核心是用需求决定论取代供给决定论，认为有效需求不足是引起经济危机的原因。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供给学派，则重新肯定了萨伊定理，供给学派正从重视供给而来。萨伊所为之辩论的是正在蓬勃发展的资本主义。
如何看待萨伊定理呢？从现在来看，供给决定并不是绝对错，在长期中决定一个经济的还是供给，即生产能力，需求则在短期中更为重要。现代宏观经济学把总供给与总需求结合起来分析经济。萨伊定理中的一些错误与当时的时代相关。萨伊否认经济危机的可能性是因为他生活的时代，经济危机还没有成为主要问题——世界上第一次经济危机1825年发生于英国。仅仅把货币作为交换中瞬间的媒介与当时法国的情况相关。那时正处于拿破仑时期，通货膨胀严重，人们认为“货币是烫手的”，拿到货币就赶快去购物。这种现实不能不影响萨伊对货币的认识，这就是时代局限吧。
我们过去对除古典经济学以外的其他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基本是一批到底。在强调实事求是的今天，有必要客观地评价历史上的经济学家，重写经济学史。我以萨伊这位历史上争议最大的经济学家为例，只是想引起大家对这一问题的关注。
神童穆勒
在经济学中，John Mill 译为约翰·穆勒，这是沿用了严复的译法，但在哲学或政治学中，John Mill 又译为约翰·密尔，音更准确一些。穆勒不仅是著名经济学家，也是哲学家、政治学家、逻辑学家，甚至在写得极好的一手散文的意义上说，也是文学家。集如此多之“家”于一身者，必是天才无疑。
穆勒的确是神童和天才。美国心理学家科克斯（Catherine Morris Cox）曾对1450年到1850年的杰出人物作过一项模拟智商（IQ）测验，结果穆勒以190分成为世界之最，远远高于大名鼎鼎的伏尔泰、莫扎特、拿破仑、贝多芬、达尔文诸人。还有一种说法是，穆勒是历史上惟一智商高达200（满分）的人。无论智商的具体数值是多少，他的天才是“地球人都知道”的。
张五常先生还介绍了穆勒的一件事。芝加哥大学斯蒂格勒教授印了一份经济学家的挂历。在穆勒的那一页上，引用了穆勒写给当时著名学者边沁的一封信：“边沁先生：你借给我的《罗马帝国史》的第一册，我已经读完了，觉得很有兴趣，现在托人交还给你。希望你继续将第二册借给我，我会很细心阅读的。”《罗马帝国史》（中文本名为《罗马帝国衰亡史》）是历史学家吉本的名著，看看日历和信后的日期就知道穆勒写此信时才三岁。一个本应玩耍的儿童却来读这种严肃的学术名著，不是天才如何能解释？
据《穆勒自传》记载，他三岁开始学希腊文，读《远征记》、《对话录》、苏格拉底《回忆录》等书。八岁又开始学拉丁文，并当妹妹的老师。穆勒童年时读遍各种名著，并帮助父亲编写《印度史》，对数学亦精通，还对实验科学颇有兴趣，读物理、化学、生物等方面的著作。13岁时又学习政治经济学，并结识了李嘉图。约翰·穆勒的父亲教儿子经济学的方法也很特殊。每天他们父子出去散步，父亲讲解，儿子回来后整理出来，直到父亲满意为止。这就是他父亲《政治经济学要义》一书的写作过程。父亲还用讨论的方式让他读李嘉图的书和斯密等人的著作。到14岁时，他的教育基本结束。穆勒回忆，“由于父亲的教导，我开始（受教育）的时间比同代人早25年。”
但是天才也有自己的困难，由于早熟，没有享受到童年的乐趣，心理成长与知识增进不成比例，往往会在成年后出现心理危机。穆勒也是这样，在20岁时他处于精神发展的危机而无法摆 20世纪70年代重印的穆勒名著《逻辑体学》（严复译为“名学”），这本书影响过中国一代名人，包括对西学并不像中学那样热爱的毛泽东。这本书当时也是由毛泽东指示而出版的脱。在与这种精神忧郁的斗争中，他认识到两点：第一“只有那些不为自己谋快乐而把心力用在别的目的上的人才是快乐的，为他人谋幸福的人，为人类谋进步的人，甚至从事艺术或学问，但不把它们当作谋生手段，而把它们当作理想目的的人才是快乐的。”第二：“我第一次把个人的内心修养当作人类幸福的首要的条件之一。”应该说，他童年读许多书时还缺乏理解（毕竟没有社会阅历），但这些知识在起作用，他努力充实自己，反复思考，终于使人生走上了一个新阶段。
当然，穆勒能摆脱这种精神状态还缘于他在1830年结识了比他小两岁的哈里特·哈迪。穆勒对哈迪的评价是“从外表看，她美丽而机智，具有一种使所有接近者都觉得自然高贵的气度。在内心上，她是个感情深沉而坚强的妇女，有洞察力和直觉的智力，又有一种好冥思的诗人的气质。”穆勒还认为，哈迪在气质和品格上与大诗人雪莱相似，但在思想与智力上，哈迪是“大巫”，雪莱则是“小巫”了。当时，哈迪已与伦敦一富商泰勒结婚，且有两个孩子。但泰勒略输文采，稍逊风骚，与哈迪在思想上难有共鸣。于是穆勒和哈迪陷入情网。1849年哈迪的丈夫泰勒去世后他们于1851年4月结婚。
应该说，他们俩人的相互吸引更多是精神上的。他们常有书信往来，也在一起探讨问题；散步，甚至外出旅游。哈迪是穆勒真正意义上的红颜知己。哈迪给予他的不单纯是男女之情，而是事业和思想上的帮助。穆勒说，我得到哈迪的友谊，“它是我一生的荣誉和主要幸福，也是我为人类进步所奋斗的或希望今后实现的大部分事业的力量源泉”。
尽管哈迪早于穆勒去世，但穆勒认为，自己在最终目标和实用这两方面“不论我以何种形式接受的或是创造的结论（包括政治经济学、分析心理学、逻辑学、历史哲学或其他学科）都应该深深感谢她，因为我从她那里学会一种聪明的怀疑态度。”穆勒说，他的许多著作是在两个人的探讨中产生的，“要分清是谁的创见，是谁执笔这类问题，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在我的全部作品中她的贡献和我一般多，而且在我的作品中她的贡献是与年俱进的。”穆勒还具体指出，《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吸收了哈迪许多见解，例如，“劳动阶级的可能未来”一章是在哈迪的坚持下才写的，而且思想完全是哈迪的，甚至是哈迪口授的记录。穆勒的名著《论自由》是在哈迪去世后出版的。但穆勒强调，与其他书相比，这是他们文字上更加直接合作的产物，其中每一句话都经过他们共同阅读，反复推敲，仔细斟酌。就思想内容而言，更难说出哪一种思想是谁的。
历史上神童或天才相当多，但最后成功者并不多，穆勒是一位成功的天才。他是李嘉图之后最伟大的古典经济学家，也是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他在1848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是当时最好的经济学教科书。这本书总结了当时经济学发展的成果，被称为经济学史上的第一次综合。他对谷物法、通货、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国际经济、消费与生产、利润与利息、劳工问题等都有论述。在逻辑学方面，他的《逻辑体系》；在政治哲学方面，他的《功利主义》、《论自由》、《关于代议制政府的探讨》，现在都已成为经典；在社会学方面，他关于性、婚姻和妇女法律地位的论述至今仍有影响。无论在经济、政治哲学还是社会问题，他围绕的一个中心是尊重个人自由。这是人类最高的价值观。
人们常说成功的三要素是天才、勤奋和环境。穆勒同时具备了这三个条件。他是幸运者，也是成功者。
经济学幽默大师
一个笑话说，某女士得了绝症，只能活半年。她向医生请教如何才能过好这半年。医生建议她与一位经济学家结婚，因为经济学家教条、枯燥、无味，“与他在一起度日如年，恨不得早点死去。”但是，如果这位
女士找的是这样一位法国经济学家——
法国议会正在讨论修建从巴黎到马德里的铁路。一位叫西米奥特的议员建议，铁路在波尔多中断一段，这样就可以使波尔多地方的搬运行李工人，商店、剧院和服务人员及老板，以及轮船上的船员等各种人、收入增加，从而波尔多财富增加，法国财富也增加。这位法国经济学家马上说，你讲得太好了，但不必以波尔多为限，翁古拉姆、波尔图、图尔，奥尔良等铁路通过的城市都该这样，法国不更富了吗？他还建议把巴师夏名著中文本这一节节中断的铁路命名为“起反作用的铁路”——不是有利于交通，而是增添麻烦。
当法国执政者建议提高关税，以保护法国工人时，他写信给商业部长说，这个建议真好，因为不让国外锋利的大斧进口，我们就用自己生产的小钝斧干活。大斧砍树要100下，小斧要300下。这样，一小时能干完的活，要三小时才能干完。劳动可以创造财富，三小时创造的财富总比一小时多啊！
当然，最有名的还是这位经济学家1845年写的《蜡烛商的请愿书》。他以蜡烛商的名义说，我们实在竞争不过太阳，太阳的光是无代价的，因此，希望立法者让全国用幕布遮天，让普天下永远黑暗，全国经济才能繁荣。他的这篇文章现在仍被广泛引用，这个故事经由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中引用已家喻户晓。读到这里，大家一定会猜到，我介绍的这位经济学幽默大师是巴师夏。如果这位女士有幸与巴师夏结婚，读这位大师的书，听这位大师侃经济学，她一定会每天开怀大笑，不想死去，也许绝症被欢乐战胜了呢！
克洛德·弗雷德里克·巴斯夏（Claude Frederic Bastiat； 1801~1850）的著作中充满了这种幽默的笑话和看似谎谬却使论敌无法回手的逻辑推理。他这类著作包括《经济诡辩》（Sophismes éConomiques； 1847）； 《看见什么和没看见什么，或一堂政治经济学课》（Coqúon voit et ce qúon ne voit pas； ou I’éconmie politique en une lecon； 1846），但他主要著作是《和谐经济论》（Harmonies économiques； 1850）。
尽管巴师夏写的书极富幽默感，其实他的人生并不顺利。他出在法国巴荣纳，九岁时就成为孤儿，但仍受到过良好教育，读书甚多。他在24岁时继承了祖父的遗产后，经过商、务过农，但都没成功。他有点像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中那个心地善良但笨手笨脚的皮埃尔伯爵。1830年波旁王朝逃出法国，但还招集了600名青年勇敢冲进一个波旁王朝的堡垒。结果里面的人不战自降，请他们共进美酒，英雄主义行为变成了笑谈。他一直住在乡下，被巴黎人称为“外省人”。1844年，他在《经济学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法国和英国的关税对两国国民前途的影响》的文章，抨击关税保护，倡导自由贸易，引起轰动，自此进入经济学界。此后，他发表了许多有影响的文章与小册子。他犀利、幽默、冷嘲热讽的文章在社会上比那些严肃学者的规范论文影响大得多，并于1848年当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