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板上的经济学-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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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有制造假的好信息，掩盖不利信息的激励。封建包办婚姻种种悲剧的来源之一是媒婆对信息的歪曲。
婚姻市场上信息不对称，作为中间人的媒婆又无助于提供充分而真实的信息。这就要靠当事人自己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在求偶的双方（或父母之类代理人）中，主动的一方要通过发信号来传递自己的信息，被动的一方要进行信息筛选。发信号（Signaling）和筛选（Screening）是信息不对称市场上解决问题，做出决策常用的两种方法。在《世说新语》的这个故事中，郗家派门生去王家就是收集并筛选信息，王家诸公子的表现就是发信号。
在婚姻中，希望与对方结婚的一方是卖方（即希望把自己卖出去）。卖方也是发信号的一方。他们的做法是努力发出表示自己好的信息，而掩盖自己不好的信息。正如在二手车市场上，破车的卖者要把自己无法使用的旧车伪装成好车一样，婚姻市场上，急于与对方结婚的一方，也要装成“白马王子”或“天仙”。这种现象在信息经济学中称为“道德风险”，即把不够白马王子的自己以白马王子的身价卖出去。征婚广告中充满了谎言的根源正在于此。
在无数求婚者中选择的一方是买方（即希望得到好配偶）。买方是进行筛选的一方。他们要在求婚者发出的真真假假的信息中，筛选出真实信息，做出婚姻决策——嫁给哪个求婚者或娶哪个求婚者。筛选至关重要，如果受错误信息误导，做出错误决策那就惨了——一个女子把自己打扮成温柔的小猫，结婚后发现小猫变成了老虎，这个家庭暴力的代价可大了。如何进行筛选是一门大学问，关键在于抓住反映真实信息的信号。
想与对方结婚的一方如何发出对自己有利的信息，而且能经受对方的筛选考验，这是一门大学问。在我们用的这个故事中，王家诸子是想娶郗家小姐的求婚者，属于卖方。因此，当他们得知郗家来人收集信息时，都竭力用某种信号来传递自己的信息。“咸自矜持”就是在发信号。他们知道，郗家当然不图钱，王家的财富与势力是一种公开的信息。所以，不用装作有钱的样子。大概郗家这样的大户是希望女婿有贵族气质的。王家诸子也知道这一点。“咸自矜持”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装出一付贵族的样子。发信号的第一个原则是让对方获得想要的、而且对成功至关重要的信息。这就是说，信息很多，但选什么信息发出去是一个技巧。王家诸子都发出自己有贵族气质的信号，这一点还真不愧为大户人家子弟。这说明他们知道郗家重视的是人的气质，而不是其他。
王家诸子的失败在于发信号的方式不对。用什么方式来发信息极为重要。“咸自矜持”是故意装出来的，这反而不能显示自己的贵族气质了。气质是一种内心修养的表现，这就是“是真名士自风流”。装出来的“矜持”怎么看都是浅薄的，甚至有点暴发户装贵族的样子。这样，“咸自矜持”这个信号发出的信息就成为浅薄了。逸少“床上坦腹卧，如不闻”，就是与往常一样潇洒自如，并不伪装什么，对家财万贯、高干（太傅算得上是总理了）出身，又花容月貌的郗家小姐并不当一回事，这才是真正贵族风范。逸少是在无意中传递了自己不同凡响的个人气质。这个信号发得好。此时不刻意去发什么信号反而是最好的信号了。东床成快婿的关键就在于用合适的方法发出了正确的信号。这种信号的有效性在于传递了对方所需要而又可信的信息。
当然，郗太傅的筛选水平也非同一般。从“床上坦腹卧，如不闻”中知道了逸少的大家风度，如此之人，以后前途无可限量。事实也证明，郗太傅把爱女嫁给此人的决策是正确的。这种决策正确来自信息筛选的准确。毕竟是官场上的成功者，眼光非同一般。
《世说新语》是把这件事作为文人雅士的逸事记下来的。不过从今天的眼光看，这件事的意义绝非创造了“东床”这么一个词，或有了“东床坦腹”这么一个成语。它对指导我们做出正确的决策还有更多意义。
现实世界是一个信息不对称的世界。每一个人无论作为买方还是卖方都有筛选和发信号问题。不会进行筛选要吃亏，不会发信号任何事都难以成功。那些屡屡上当受骗者就是不会筛选骗子发出的信号，而对于很多人来说不会发信号，结果“赔了夫人又折兵”。婚姻市场不去说它了，那是一个充满假信息的市场，看看那些科幻式的征婚广告，你就知道什么是假信息了。在物品市场上企业广告就是一种发信号的方式。虚假广告颇有点王家诸郎一样“咸自矜持”。广告的生命力在于真实。那些把产品吹得天花乱坠的广告，有多少人相信？如果这种信号不能令消费者心动，为什么不换一种信号呢？各个企业真应该学学逸少，知道如何在无意之中发出一个极有效的信号。
发信号的最大误区还不在物品市场而在劳动市场上。每年大学生找工作时都要发出让雇主雇佣自己的信号，俗话叫“包装自己，推销自己”。求职者或者声称自己有多少个证，当过什么三好学生或学生会主席，或者精心打扮，甚至整容。这样发信号也类似于王家诸子的“咸自矜持”，结果也是未入选者多。这首先在于学生不知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信号中所体现的信息并非用人单位所需要的。其次就在于发信号中做假的成分太多——曾有一个学校的学生自称学生会主席者数十人之多，谁还相信呢？实际上发信号要像逸少那样求其自然、真实才能令人相信。一个广泛流传的故事说，某应聘者在面试时发现地下有张废纸，他习惯地捡起来放在桌上。这个信号真实地反映了这个应聘者的认真负责的作风，被录用了，而且以后成为一个成功的总经理。其他应聘者尽管简历如英雄一般，面试时口若悬河，但对地上的废纸不屑一顾，结果无一录用。这位捡废纸者也就是在一个小节上传递了自己的信息，如逸少“床上坦腹卧”传递了大家气质一样。此时无意胜有意，这才是发信号的真谛。
当然；像逸少那种从容自如或捡废纸者的认真负责一样，不是能装出来的，是其内在气质一种自然的外在流露。这些东西是不能东施效颦地学的。从这种意义上说，我们从东床坦腹中要学的不是逸少的那种做法，而是他的修养。做企业或找工作，也不是在发信号上下功夫，而是要真正树立为顾客服务和做一个好人的思想。莫当揠苗助长之农夫
揠苗助长或称拔苗助长是几乎所有人都知道的典故。这个典故出自《孟子》：
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
这个故事所讲的道理也无人不晓。但像农夫这样违背客观规律，好心办坏事的人今天仍然众多。家长逼孩子去达到本身能力达不到的目标，企业逼工人去完成无法完成的工作量，都属于这种农夫。不过这样的农夫只会给自己带来损失，倒也罢了；如果政府去揠苗助长地发展经济，那问题就大了。
经济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自由放任”的核心就是尊重经济规律，让看不见的手去调节经济自发地发展。这是市场经济的精髓。近代思想家梁启超先生在介绍经济学（当时梁氏把经济学译为生计学）时就认识到这一点。他在《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中指出：“政府宜一听其自劳自活自由自治，而丝毫不可有所干涉，苟干涉者，则是揠苗助长之故智而已”。
可惜这个平凡的真理几千年来一直被人抽象肯定而具体否定，理论上肯定而实践上否定。人类总认为自己太高明，以宇宙的主人自居，做出了许多破坏自然规律的事。政府也总认为自己全能，以社会改造者自居，对经济横加干预。像宋之农夫这样的智者何其多也。
计划经济不必多说了，这本来就是一个只相信“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不相信经济有规律的狂人时代。集中力量办大事就是把力量集中在拔苗上。于是就有大跃进，有人造梯田，有毁草种田，有围湖造田。总之有一种政府操纵的有计划浪费，有一种人为的拔苗。结果当然与那位宋人也一样——不一样的是宋人害了一家，而计划经济害了一国。
说起来现在懂得经济规律重要了，也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了，可令人遗憾的是宋之农夫还是太多。谁当了权都想行宋之农夫之事，拔之苗，让经济发展更快。其结果呢？又没有一个不步宋之农夫后尘而失败者。
先看看一个城市的例子。想当初天津可耐冰箱曾红极一时，但现在又有谁还知道可耐呢？可耐正是农夫揠苗而死的。1988年生产可耐冰箱的天津冰箱厂刚刚起步，技术与管理都不稳定，市里就开始拔苗，下达了30万台的任务。结果许多冰箱不制冷，有的发往外地的冰箱中还有旧皮鞋等垃圾。市场失去了，工厂很快垮掉。拔苗的结果不是苗迅速长大而是死掉。此津门农夫之所为也。天津曾经是中国北方的经济与金融中心，如今堕落到不如一个中等城市（GDP总量与苏州接近，而人均GDP低了许多倍）。这不正是政府拔企业这个苗的结果吗？
如果仅仅是一个天津也就罢了。但政府拔苗者决不仅仅是这个城市。我们有一句话叫做“搞好国有企业”，其不言而喻的主语是政府。“搞”这个字据说是“五四”时期刘半农造出来的，有高手摆弄低手之意。农夫当然比苗高明，所以，搞好国有企业就成了政府拔国企这颗苗。今天投入启动资金，让它辉煌，明天为它下指标，要它实现，后天又命令其中几个合并起来成为航空母舰。结果搞来搞去，国有企业也没有走出困境。一些本来还可以活一阵的企业也被搞死，或者搞得不死不活。这里的搞也就是宋之农夫的“揠”或者“拔”。企业发展有其由小到大的内在规律，不是想做大就做大，想做强就做强的。被农夫关注并花力气去拔的苗都死了，只有不被农夫拔的苗才能活下来。
国企是政府的亲儿子，亲爸爸去拔也就是了。一些地方政府还把手伸向民营企业，扶植民企做大，或者说拔民企这个苗。对一些他们认为不错的民企又是给贷款，又是下指标。结果又是欲速则不达。山西一家因老板被害而知名的民营企业，资产30多亿，债务也有30多亿。看来做得不小；但内部有许多问题潜伏下来。它的迅速膨胀也是政府拔苗的结果，没有政府支持，它能得到那么多贷款吗？许多民营企业在短短数年中经历了从盛到衰的全过程。这其间当然有民营企业家本身的问题，但政府为了使之发展更快而拔苗；不也是重要的原因吗？
政府想搞好国企也好，扶植民企也好，动机都是好的；但好的动机没有好的结果，能说动机好吗？宋之农夫拔自己的苗，谁能怀疑他的动机？记得自由主义思想大师哈耶克说过，世界上的坏事往往是那些动机良好的好人干的。坏人干坏事心里有鬼，总放不开手脚。但好人干坏事心安理得，干得才彻底。如果是邻人想给宋之农夫使坏，拔他的苗，一定拔得不彻底，心里老有鬼，拔一点就快逃。只有宋之农夫为了苗长得更快而拔苗才完全彻底。宋之农夫就是哈耶克说的干坏事的好心人。但他干的坏事比有坏心的邻居要大得多。我们那些干预国企或民企的官员们和这个良心大大地好的宋之农夫有什么区别呢？
宋之农夫能拔苗在于他是这块地和这块地上苗的主人，用现在的话说，他拥有土地及苗的产权。同样，一些好心的官员能干预企业也在于他们有产权。说起来国企的产权是全民的，但实际上采取了国有的形式，由政府作为产权代表。政府由官员说了算，他们自然也就成了实际上的产权代表者。天津冰箱厂的产权是市政府，它敢不听市领导的话吗？所有者要拔苗，其他人一点办法也没有。所以，要制止个别官员对国企拔苗，关键还在于产权改革。政企分开说了有20多年了，至今仍是一句空话，就在于由政府作为所有者代表的传统公有制的改革仍没有重大突破。
从理论上说；民企是私人所有的，为什么政府也可以去拔人家的苗呢？从根本上说，民营企业是在夹缝中生长起来的，它的产权从法律上并没有得到保护。政府仍可以用行政权力来合法地侵犯民企的产权。这样的事在国内也不是一起两起了。政府控制着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民企的发展在许多方面要依附于政府，甚至借用政府的权力。民营发展的这种特殊性决定了它对政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