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板上的经济学-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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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无文化发财，有文化受穷是歪曲，不仅不符合现实，而且会使孩子走入歧途；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在市场经济中还是要勤劳加知识致富的。人力资本理论证明了人的收入与人受教育的时间存在高度正相关关系。而且，随着知识在经济中越来越重要，收入与教育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以美国为例；20世纪50年代；高中毕业生与大学毕业生的收入差距为42％左右；80年代这一差距已扩大到84％左右。在中国；每多受一年教育；收入增加6％～7％；根据深圳等地的调查；博士、硕士、大学本科和大学专科各种教育水平人员年收入的差别在1万元左右。有了知识能为社会做出更大贡献；也能拿到更高收入。这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一种不容置疑的真理。文盲大款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种有文化是穷爸爸；文盲才是富爸爸的观念早已被扔进了历史垃圾堆。
我们并不否认包括美国和中国在内的各国的教育制度都有缺陷；有些也许还相当严重。但我认为；以此为借口不让孩子上学；而去跟什么无文化的富爸爸学经商赚钱；绝对是葬送孩子前程的死路；每一个孩子总要从正规学校教育中获得知识与才能；这是他们人生成功的起点。科举制度下的教育体制还培养出了一批人，何况现在的教育制度再有缺点也比那种教育制度进步多了，像比尔·盖茨那样不读哈佛而成功的人毕竟是极少数，不是一般规律。盖茨也多次告诫青少年不要学他，还是要上学读书。《富爸爸，穷爸爸》对毕业于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和西北大学当教授的穷爸爸竭力贬低、丑化，而对没什么文化的倒爷富爸爸吹捧之至。如果孩子都以富爸爸为榜样，谁来推动科技进步，社会如何发展，下一代岂不要文盲大款化了吗？
应该说，这本书宣传的新读书无用论（或称洋读书无用论）已在现实中造成了不良影响，一些不爱学习或学习不好的孩子总以富爸爸为榜样。一些大学生不读书、不学习，一心想赚钱，对《富爸爸，穷爸爸》这本书爱之甚深。这岂不误了一代青年人吗？
这本书把投资作为致富的捷径也是一种误导。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劳动致富；以自己的智力和体力为社会做出贡献；增加社会财富；自己也得到相应的回报，是正常的。投资对社会当然是有大贡献的，得到高回报也是正常的；但投资的成功者永远只是极少数，这极少数成功人士的经验并不适用于绝大多数人。如果大家都去投资致富；谁来从事工人、农民、科学家这些社会离不了的职业；社会财富如何增长呢？投资者的成功是以大多数人默默无闻的劳动和奉献为基础的，没有这些普通人的努力，投资是变不成财富的。需要有指导投资的书，也要鼓励人们敢于冒险去投资，从事股市投机（也是投资的一种形式）也是理性行为。但对于孩子来说；重要的远不止这些；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成功之路并不在于投资，而在于年轻时学习知识；然后从事任何一项社会所需要的工作——包括本书作者总以嘲讽的口吻说的大多数人和中产阶级的工作。
孩子还需要一个相对平静的环境；这里应该有的不是市场经济的金钱至上；物欲横流；而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气氛。孩子要有理想。我非常欣赏当年肯尼迪总统的一句话：不要问国家为你做了什么；先问问你为国家做了什么。我们的孩子也不要问将来能赚多少钱；能发多少财；而要问我该为社会做点什么。孩子应该有这种理想。我们让孩子读的书中应该有这种理想主义精神。孩子还不应该太务实；像个小大人似的，而应该富于幻想，也许孩子的许多幻想离现实太远，或者根本无法实现，但富于幻想是孩子最可贵的地方。他们在成人之后的创造性思维正来自于这种童年时的幻想。这正是科幻类图书受孩子欢迎的原因。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未来幸福（并不一定要发大财）。孩子应该是在一种富有理想、幻想，充满天真的气氛中成长的。我不愿意看到《富爸爸；穷爸爸》之类充满铜臭和错误观念的书腐蚀孩子幼小的心灵。读《魔戒》，孩子以弗拉多为榜样战胜邪恶，读《富爸爸，穷爸爸》，孩子小小年纪就以富爸爸为榜样不思学习一心发财。你愿意你的孩子读什么书呢？
（罗伯特·T。清崎；荷伦·L。莱希特：《富爸爸；穷爸爸》；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9月第一版。）
从尊重农民开始——读《我向总理说实话》
当人们说一个人“笨”或“土”时，总爱说：“像农民一样。”其实再往前追一、二代，现在的城里人或精英们不也是农民吗？读了李昌平先生的《我向总理说实话》后深感，要走出农村的困境，必须从尊重农民开始。
在中国历史上，农民一直是最苦的。“万恶的旧社会”就不必提了。新中国建立后；农民也就是在土改时过了几天好日子。从农业合作化开始；农民就不断受折腾。城乡二元体制的确立和以牺牲农业实现工业化的实施，是农民受苦的根源。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都是农民。谁要犯了错误或当了右派就发配农村——流放地当然是选最苦的。改革开放以后农民过了几天好日子，总体上解决了温饱问题。但这些年城乡差别日益扩大，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他们还没有摆脱相对贫困状态。农民苦到什么程度，我们还是缺乏认识的。读了这本书；深受震撼的就是“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加入WTO之后；受冲击最大的恐怕还是农业和农民。如果再不解决“三农”问题，恐怕不仅小康云云成为纸上谈兵，而且社会能否安定都令人担忧。
中国的现代化关键是农村现代化，中国社会的小康关键是农民的小康。这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但“三农”问题为什么严重？如何才能走出困境？却是一个更令人深思的问题。《我向总理说实话》更多的是感性叙述，但这是我们进行理性思考的出发点。
农民问题的产生既有体制上的问题，也有基层干部的作风问题。这两个问题归根结底就是农民的权利得不到尊重。长期从事农业工作的杜润生先生在为这本书写的序言中明确指出：“解决问题的第一步：给农民以国民待遇；给农民以最基本权利。”这是非常有见解的。要做到这一点还要以真正尊重农民为前提。
改革开放之前，户籍制度把农民束缚在农村这块小天地里，国家通过工农业剪刀差剥夺农民，以损害农业为代价实施工业化。贫下中农与工人有同样的政治地位，但经济上却有天壤之别。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之类的话天天讲，但农业却停滞不前。这是“三农”问题产生的根源。改革之后，农业有了迅速发展，农民生活大大改善，但二元体制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流动到城市的农民干最重的活，赚最少的钱。在一些城市，农民动辄被“收容”。有些城市甚至公开规定某些工作不许农民做，要留给城里人。留在农村的人收入低；甚至70多岁的老人，无论收入多少都要交纳各种税费。书中描述的种种令人落泪的事实背后是体制上的不平等。
其实党中央对“三农”问题是极为关心的，每年都有发展农业、增加农民收入或减少农民负担的文件下发。但正如农民常说的“老和尚的经是好的，可惜让小和尚念歪了”。这本书在描述农民之苦时，也反映了某些农村干部的劣行。
在一些干部的头脑中，农民笨，不懂如何致富，所以就抱着富民的思想，今天让农民养鱼，明年让农民种果，甚至不惜用暴力强迫农民按他们的意愿办事。他们自以为动机正确，做起来理直气壮。结果脱离实际，养鱼，鱼卖不出；种果，果无人要。干部呢？有了政绩提拔上去了。这正如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所说的，世界上的坏事都是那些动机善良的好人做的。
还有一些干部，总认为农民是“泼妇刁民”；自以为比农民文明，是来管农民的。这种思想正是个别地方干部鱼肉乡民的根源之一。他们动辄对农民扣、押、关、打，逼得农民上访。不仅在这本书中，就是在现实中和新闻中，我们看到了多少这样的事件？当前农村干群矛盾激化是一些地方存在的主要问题。产生这个问题的责任主要在干部一方。过去我们常说“重要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现在看来“重要的问题在于教育干部”。大凡农民富裕的地方，总有一批一心为民的好干部；大凡“三农”问题突出的地方，总是腐败干部在掌权。
当然，大多数干部还是好的，像李昌平这样一心想为农民做好事的乡党委书记或村干部；还是大有人在。但他们有时也不得不做违心事。上面今天要这个达标，明天又要做另一个形象工程，今天要在这里开一个典型推广会，明天又要到那里视察。做这些事都要钱，只好加重农民负担。干这些活都要费时间，只好不干实事。跟着上面走可以升上去，如书中的Y书记；不想违背良心就要被淘汰，如李昌平。一批批的干部在做了种种表面文章，虚报了成绩之后上去了，给农民留下的是贫困和落后。
农民的权利得不到尊重，有制度的原因，也有观念的原因。没有观念上的改变，即使制度变了，也无法实现。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解决“三农”问题要从尊重农民开始。只有从这一点出发，书中讲述的令我们落泪的悲剧才不会再发生；才没有农民再给李昌平和其他农村干部下跪的事发生。
（李昌平：《我向总理说实话》，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
传记不好写——读《吴敬琏》
这篇文章的题目应该是“传记不好写，柳红的《吴敬琏》传写得不错”。这题目太长；就只用了前一句话。读这本书的一些想法，也从这句话谈起。
有资格立传的自然是伟大人物，或称“尊者”。中国文化的传统，对尊者是扬善抑恶，甚至神化。对他们的伟大之处，竭尽夸张之能事，甚至无中生有地编一点细节，以强化伟人之伟大。对他们的缺点或失误，统统不能写，即使是人人皆知的错误，也要为之辩解，甚至美化。你伪造了这些伟人的功绩，他们的子孙会默认；但你实事求是写出了这些人的错误，他们的子孙则与你没完，甚至把你告上法庭。司马迁写的传记中就有这种传统，什么刘邦乃其母与龙交配所生，岂非胡言？但平心而论，司马迁的传记值得一读。发展到今天，传记就越写越神了。伟人小时候，也会和非伟人一样偷过瓜，逃过学，或欺负过女孩子。放在非伟人身上，这些事不值得一提，或者是以后变坏的证据。放在伟人身上，就会具有以后成功的影子。同样偷瓜，意义完全不同。我从来不敢在饭后谈这类传记，怕恶心呕吐。
所以，当有人向我说起，陕西师大出版社想出一套“当代中国经济学家学术评传”时，我只说了一个字“难”。写死伟人的传记都不易，何况活伟人呢？
柳红女士写这套书中的《吴敬琏》传，书出来后，她送给我一本“雅正”。对吴敬琏先生；我一向极为尊敬，吴先生的学问与人品亦为我敬仰。所以，尽管我对当代中国人写的中国伟人传记一向都敬而远之，但这次还是认真读了，读过后的感觉是，这本书写得还不错。
吴先生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经济学家，正如吴先生在《回顾与前瞻》中所说：“我个人的生命是同中国的改革事业联系在一起的。”柳红女士正是从这个角度介绍了吴先生的经济思想发展与学术成就。也只有从这个角度，我们才能理解吴先生的学术贡献及其重要意义。
吴先生被称为“吴市场”；这个称号反映了他经济思想的核心。吴先生的思想与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进程是密不可分的。他对中国经济市场化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这也是理解吴先生学术思想的钥匙。
吴先生是20世纪50年代进入经济学界的；曾工作于人才济济的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在这里；他有过热情、奋斗；有过困惑；甚至被定为“中右”；也受过极左思想的影响；批过孙冶方；但他的学术生涯正是从这里开始的。这个起点对他以后的影响有两个方面。一是熟悉马克思主义理论；了解极左思潮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也明白计划经济下的经济运行。他相信过这些；但从旧阵营出来；反戈一击才更有深度。我想这是他市场经济改革思想的来源之一。二是孙冶方、顾准这些学者的思想对他的影响。有吴先生这种经历的人并不少；但有吴先生这种成就和追求的人并不多。吴先生能为中国市场化改革做出重要贡献；始终坚持市场化大旗；除了他的品格和能力外；还得益于他开放的眼界。他在耶鲁大学潜心钻研当代经济学；他与苏东经济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