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第01期-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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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同学，便使出浑身解数说服王同惠。而王同惠却特立独行，敢于直言，从不唯唯诺诺，人云亦云。
王同惠的执拗刺激了费孝通的自尊心，也引起了他对于这位低年级女生的关注。当时，燕园的大学生习惯在节日期间互相赠送礼物，费孝通就选择了一本关于人口学的书作为节日，礼物赠送给王同惠。万万没有想到，正是这本不起眼的小书打动了王同惠的芳心，她被费孝通崇尚知识严谨治学的精神征服了，便经常向这位高年级的老大哥请教一些问题。
王同惠出身书香门第，长得端庄典雅，是很多男同学向往的青春偶像。她不仅思想超前，学习勤奋，而且肯于动脑，在语言上很有天赋。费孝通很喜欢这个知书达礼的小妹妹。那时候的费孝通才华横溢，他刚刚翻译完英文社会学著作《社会变迁》，很想好好地校对一下。他热情地对王同惠说：“同惠，你到图书馆去借一本原版的《社会变迁》，一边看一边帮我校对，将来这本书算是咱俩的合译本出版。”
王同惠深知费孝通的心思，人家辛辛苦苦地翻译了半天，你帮人家校对一遍就算是俩人的合译本，这本身就表达了费孝通对自己的一片情意。她满口答应，却又提出了一个对等的条件：“孝通，我正在翻译法文版的《甘肃土人的婚姻》，你帮着我校对一下，将来也算咱俩的合译本出版。”
好聪明的女孩儿，费孝通发出了会心的微笑。心有灵犀一点通，彼此的感情在交往中已经心照不宣了。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费孝通考上了清华研究院，搬到了风景秀丽的清华园。当他向王同惠告别时，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袭上了王同惠的心头。她这时才发现，自己那颗高傲的心，已经离不开才华横溢的老大哥了。
在清华研究院，费孝通师从俄籍教授史禄国学习体质人类学。史禄国对费孝通要求非常严格，不仅教他解剖各种动物，熟悉动物骨骼，而且还亲自安排他到清河的军营和北平的监狱去测量士兵和犯人的体质，研究人的类型。
距离产生美，虽然燕园和清华园近在咫尺，可毕竟不在一所校园。费孝通和王同惠正是从这一箭之遥的距离中发现了情之所系。他们从唇枪舌剑互不相让到穿梭往来朝思暮想，情感的温度直线上升。每逢周末，费孝通就骑上那辆破旧的自行车向西驶去。在未名湖畔姊妹楼南的女生宿舍红色大门前，经常徘徊着费孝通的身影。即使大雪纷飞天寒地冻，他也无怨无悔一如既往地等候着心中的女神，真可谓“痴情郎红门立雪，俏佳人含苞待放”。
而稍有闲暇，王同惠就背上书包向东走去。在清华园的西河旁边，有一栋绿瓦红墙的生物楼。这栋楼共有四层，研究室和储藏室大多在三四层，而实验室和教室大多在二楼。二楼东边的实验室是费孝通做学问的天地，里面摆满了骷髅、动物骨骼等标本。假日整个实验室空空荡荡，分外幽静，一个人呆在里面还有些疹人。王同惠的到来使得空旷的实验室里充满了欢笑。窗外芳草茵茵流水潺潺，室内书声朗朗温情脉脉。兴之所至，俩人或是结伴到一墙之隔的圆明园废墟散步，或是骑着自行车到颐和园漫游。
一天，俩人正在翻译《甘肃土人的婚姻》，王同惠突然问道：“孝通，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不能自己写这样的书？”
听了这话，费孝通深深地震撼了。他突然发现和这个文雅端庄的小妹之间不仅旨趣相投，而且在思想上有着强烈的共鸣。就在这一刹那，他下了决心，将来一定要写出中国人自己的社会学著作！
燕园和清华之间有一条看不见的红丝线，这根红丝线就是中国的社会学人类学事业！大瑶山是他们蜜月旅行的洞房
爱情使得费孝通如虎添翼，1935年，他出色地完成了学业，获得了清华研究院社会人类学硕士学位，并取得了赴欧洲留学的奖学金。
史禄国非常赏识费孝通这个弟子，建议他在出国留学之前先到广西的大瑶山做一次社会调查，为出国深造更多地积累资料。当时，广西设立了研究特种民族的课题，吴文藻教授亲自与广西当局联系，国民党桂系首领李宗仁批示同意。当费孝通把这个消息告诉王同惠时，王同惠高兴地跳了起来。她觉得实现梦想的时刻到了，坚决要求和费孝通一同前往。
看到女友这样坚决，费孝通心里乐开了花。两人同行一来可以减少思念之苦，二来对社会调查有利。女人天生有语言天赋，善于与人打交道，在社会调查中往往能够挖掘到很多男人挖掘不到的东西。
当他们把想法向老师和盘托出时，吴文藻和史禄国犯了难，按照当时中国的国情，两个未婚男女一同上路是要遭人非议的，惟一的办法就是尽快结婚，以夫妻的名义同行。
王同惠当时正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读大三，吴文藻同意她保留学籍，先下去做社会调查，待调查结束后再回来念大四。
1935年8月，在燕京大学未名湖畔的临湖轩，25岁的费孝通和23岁的王同惠举行了婚礼。临湖轩是当时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的住所，院子里种上了翠竹和玉兰，颇为雅致。一向疼爱弟弟的费孝通的姐姐费达生闻讯亲自从家乡赶到北平，参与主持弟弟的婚礼，证婚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司徒雷登校长。
望着一对新人恩恩爱爱的样子，吴文藻的心里涌出了几多感慨。多么熟悉的场景啊，多么熟悉的季节！六年前，自己和妻子谢冰心的婚礼也是在临
湖轩举行的。那也是一个炎热的夏天，也有这么多社会学同仁。临湖轩的名字是自己的作家妻子起的，临湖轩匾额上的字迹还是胡适先生的墨宝呢！多么可爱的司徒雷登老头，他经常把住宅借给教职员工举行婚礼。自己和冰心是一对恩爱夫妻，如今孝通和同惠小两口也是一对恩爱夫妻，他们由志同道合的同学，结为相濡以沫的伴侣。他们的婚姻是最理想最美满的，但愿他们能白头到老，比翼齐飞。
婚礼刚刚结束，费孝通和王同惠就要上路了。临行前吴文藻找小两口谈了．很多次话，这对新人的脸上闪耀着兴奋的光泽。他们的情绪非常热烈兴奋。吴文藻教授谆谆地教导着心爱的弟子：“要充分了解中国，就必须研究中国的全部，包括许多非汉民族在内。如果能够从非汉民族的社会生活上先下手研究，再回到汉族本部时，就会有比较客观的观点。这种国内不同的社区类型的比较，对于了解民族文化有极大的用处。”
吴文藻对心爱的学生悉心叮咛，史禄国对得意的门生更是依依不舍。这个俄籍老头一声不响地为弟子准备着行装。从全套的人体测量仪器，到进口的德国高级照相机；从远行必带的生活必需品，到亲自定制的高筒皮靴，他事无巨细考虑得非常周到。
一个朋友听说费孝通要到大瑶山，担心地问：“孝通这次去能有结果吗？”
另一个朋友说：“不怕，有同惠。她能说，也能做！”
从北平到广西的大瑶山路途遥远，依照姐姐费达生的安排，费孝通和王同惠先是坐火车到无锡度蜜月。在太湖的鼋头渚，小两口不舍得耽误时间，见缝插针地整理完了王同惠翻译的那本法文版的《甘肃土人的婚姻》。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位叫做许让的神父。费孝通为这本书写了序：“如果政府的政策不是压迫边境少数民族，了解他们是很必要的。”
蜜月还没有度完，他们就来到上海，又从上海坐轮船到了香港，再从香港乘火车经广东到广西。整整走了一个半月。他们辗转来到了南宁，会见了教育厅的政府官员。1935年10月的一天，他们从柳州东面的象县出发，用了三天的时间进入大瑶山的腹地。他们在东南乡，也就是今天的金秀瑶族自治县六巷乡住了下来。那时候的大瑶山是蛮荒之地，周围不但不通电，没有电话，连最近的邮局也要跑300多里地。
从舒适的大都市北平来到荒凉的大瑶山，费孝通和妻子真正懂得了什么叫做天壤之别。山路弯弯，他们拼命地向上爬着。万籁俱寂，只有叮咚的泉水在耳畔回响。山越来越险，周围方圆百里没有人烟，脚下是万丈深渊，他们进退两难，只好坐在石头上歇息一会儿。稍事休息，他们又互相搀扶着向深山爬去。
最要命的是下山的时候，翠竹满山，古树参天，仿佛一把遮阳伞遮住了山路。脚下的石块上长满了青苔，踩在上面滑溜溜的。一不留神就是一个跟头，小两口浑身上下摔得青一块紫一块的。走了几个小时的山路，腿肚子累得直打颤，稍不留意就是一个趔趄。生性开朗的费孝通竟然幽默地数起摔跟头的次数来。48个，49个，50个跟头。哎，上妙峰山还愿，一步一拜也不过如此嘛！
到了夜里，他们好不容易找到一间土坯房，房子没有窗户，里面蚊子、臭虫横行霸道无法五天，搅得他们不得安宁。他们只好睡在自己带去的帆布床上。夜深人静，费孝通被蚊虫叮咬得辗转反侧，王同惠摇着扇子为丈夫驱赶蚊虫。费孝通发出了香甜的鼾声，王同惠却久久不能人睡。亲爱的孝通啊，你太累了，好好地睡一觉，明天你还有很多事情要干呢！不知过了多久，劳累了一天的王同惠也睡着了，手里还紧紧地攥着那把扇子。
第二天一大早，费孝通和王同惠就早早地爬起来，来到瑶族兄弟家里。开始，乡亲们见到他们一个劲儿地往后躲，费孝通想起了史禄国教授的话：“做人种调查的必须会喝酒。”
他们把自己带来的香肠腊肉煮熟端到乡亲们面前，入乡随俗，与乡亲们一块抽烟，一同喝酒，一起吃肉。他的真诚赢得了人们的信任。在当地做人体测量时，他们对瑶族乡亲说：“你们不要害怕，我们是在给你们看病。”
在民族地区做调查，语言是个大难关。费孝通既不会说理族话，也不会说粤语，甚至连广西官话也说不好。到了大瑶山，他说的话山民一句也听不懂。多亏了王同惠，她很快就学会了山里的普通话，以自己出色的语言天赋和一个头人的妻子交上了朋友，从她那里得到了很多第一手的材料。
瑶族有很多支系，花篮瑶、长发瑶、白裤瑶、茶山瑶、山子瑶、坳瑶、盘瑶等等，据说，花篮瑶的祖先在贵州榕江，400多年前，他们乘船沿着柳江背井离乡向广西进发，有一半的人在途中丧命。经过艰难的民族大迁徙，终于走进大瑶山腹地。费孝通和王同惠重点调查了花篮瑶的社区、风俗、婚姻、丧葬、宗教、耕种、渔猎和通商情况。
费孝通要到附近的村子测量人体，山高坡陡，他担心同惠体力不支，就让妻子一个人呆在六巷乡。可每当他从偏僻山寨回来时，妻子总是眉飞色舞地向他报喜：“了不得，我都弄清楚了！”
他笑着问：“快说说，你都弄清什么了？”
于是，妻子便兴奋地向他讲述自己挖掘到的材料。这时候，费孝通惊讶地发现爱妻在社会调查中居然有这么强的能力。每次搞调查，她都是弹无虚发。她搜集来的材料十分有用，在坳瑶区域的古陈村居住时，费孝通和妻子就把这些材料汇总到一起，整理得井井有条；他们憧憬着回到北平后把这些素材写成书出版。
一天晚上，费孝通和妻子围坐在炭火边烤火。王同惠问道：“孝通，什么时候我们那部《中国社会组织的各种形式》能够出版呢？那时候，我们相对抽一会儿烟是多么有意思。”
费孝通兴奋地说：“别急，再等20年总有一些把握了。”
1935年12月16日，费孝通夫妇在古陈村完成了花篮瑶的调查，准备向罗运村进发研究长发瑶。向导一马当先走在前面，费孝通夫妇紧紧地跟在后面。毕竟是来搞调研的，他们边走边观察周围的风土人情，不知不觉就和向导失去了联络。前面是一个岔路口，究竟该往哪里走呢？他们走错了路。天越来越黑，路越来越险，他们深一脚浅一脚地摸索着前进。突然，眼前出现一片竹篱笆，他们以为有了人烟，大步流星地向前走去。费孝通刚想推门而入，只听轰隆一声巨响，硕大的石头雨点般向他袭来，他掉进了陷阱里。右脚脱了臼，骨头也断了，他被石头结结实实地压在底下。王同惠使出吃奶的力气，拼命地搬掉丈夫身上的石头。可费孝通的腿、脚和腰都受了重伤，根本无法行走。夜越来越深，天越来越冷，费孝通躺在冰凉刺骨的地上冻得瑟瑟发抖。坐以待毙等于死亡，王同惠决定下山求救。
临行前她对丈夫说：“孝通，你使我不放心，我们是生死夫妻，上帝保佑着你！”
望着妻子远去的背影，一丝不祥的预感袭上了费孝通的心头。他这时候才感到后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