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关东军侵华罪恶史-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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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称呼有所忌讳。于是，关东军决定改组协和党，使之成为辅助伪政权的组织。在关东军参谋片仓衷的指导下，以协和党为基础创立了协和会。1932年7月该会在伪都新京成立，关东军司令官、伪执政溥仪等日伪首脑出席了成立大会。
大会推举伪国务总理郑孝胥为会长，伪执政溥仪任名誉总裁，关东军司令官任名誉顾问。其骨干都是满洲青年联盟、大雄峰会以及原自治指导部的成员。并拉拢了一些汉奸以示“协和”。大会发表了协和会《成立宣言》和《纲领》，宣称成立协和会的目的在于“遵守建国精神”，宣扬“王道政治”，实现“民族协和”。并标榜该会的宗旨是，以“融合民族感情”和“共存共荣”为出发点，铲除“军阀余毒”，肃清“赤化思想”，辅助“政府建国”，以及“振兴农业”，“改革产业”等等。《宣言》和《纲领》的词句虽然冠冕堂皇，但其实质是为日本关东军进行法西斯殖民统治涂脂抹粉，麻痹东北人民的民族意识，以巩固法西斯殖民统治。
那么协和会究竟是个什么性质的组织？与伪满政权是什么关系呢？
协和会成立伊始，关东军和伪满当局就对其进行了定性，溥仪按照关东军的旨意发布了《训词》和《敕令》，委婉、含蓄地表达了一个意思：建立协和会是为了进行思想统治。关东军也表示协和会是“国家机构的团体”。但是，在协和会成立初期，由于吸收许多地方实力派入会，曾与伪满地方政府产生了某种对抗，引起了关东军的不安。因此，1934年9月，关东军对协和会进行了第一次改组，由伪国务院总务厅次长阪谷希一接替山口重次兼任协和会中央事务局长，其他首脑人员也几乎由伪满政府中的日本官吏充任。通过这次改组，协和会日益变为“准政府机关”的组织，走向与伪满政府的一体化。经过几年的试验，关东军认为以协和会作为组织工具，是推行法西斯“国民组织化”的有效方式。于是不断加强协和会的建设，到1936年出现了所谓“大跃进时期”。是年7月在关东军的主导下，协和会进行了第二次改组，重新制定了《纲领》、《章程》和工作方针，确认协和会是“惟一永久的举国一致的实践组织”，与伪满政府“表里一体”。接着9月以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的名义，发表了题为《满洲帝国协和会之根本精神》的声明，对协和会的性质及与伪满政权的关系做了定论。文中指出：协和会是体现和维护“建国精神”的进行思想教化的政治实践组织，它“并非政府之从属机关，亦非对立机构，乃政府精神之母体”。即如阪谷希一所比喻的那样，伪满洲国好比一件衣服，伪满政府是面，协和会是里，两相结合而成为一件夹衣。经过这次改组，协和会发展迅速，1936年时有分会1800个，会员数37万，翌年就猛增到分会数2607个，会员数81万人。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伪满政权被纳入日本法西斯侵略战争体制之中，为进行“总体战”的需要，关东军加快通过协和会进行“国民组织化”的步伐。1937～1938年协和会进行了第三次改组，谋求把协和会真正变为“全体国民”的组织，拓展了吸收会员的广度，并改变原来的按职业和阶层建立分会的原则，规定以地区和岗位建立分会，开展活动，使协和会的活动更加广泛。
第四部分：刺刀下的“新国家”关东军的法西斯统治体制（7）
到1940年底，随着日本法西斯体制的进一步强化，关东军在东北推行的“国民组织化”运动也更加深入。从1940年底到1941年4月，协和会又进行了第四次改组，重点是彻底实现伪满政府与协和会的“二位一体制”。通过这次改组，协和会各层次的头目均由伪政权相应首脑兼任，使伪政权各级官吏获得了“国民动员指导者”的资格，协和会完全成了“官民一体”的机构，从而实现了“举国一致”的体制，到1942年5月，协和会的分会数达到4298个，会员数为289万人。关东军推行的“国民组织化”基本得已完成。
协和会作为与伪满政权“表里一体”的政治组织，其根本任务就是通过“国民组织化”运动，把伪满政权的所谓“国政”贯彻到人民生产与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通过“宣德达情”等活动方式，维护日伪统治，这是日本法西斯推行殖民地化政策的重要表现形式和特征。
协和会在成立伊始，就在其《纲领》中提出了“宣扬建国精神”、“实行王道政治”、“促进民族协和”的任务。其根本点就是要把东北人民变为日本法西斯统治下的“顺服臣民”。所谓“建国精神”，就是强迫人民接受伪满建国的“合法性”；所谓“王道政治”，就是以君主立宪装饰门面，以中国传统的“王道治国论”作招牌，实则实行法西斯政治独裁；所谓“民族协和”，就是强迫东北人民承认“日本是优等民族”，并服从其领导。为完成上述任务，其根本方式就是所谓的“宣德达情”。按照协和会骨干小山贞知的解释，“宣德达情”不是简单的上意下达，下意上达，“宣德就是宣扬帝德，而达情则是将奉仰这种帝德的草民的心情上达”。也就是说，皇帝要爱惜其子民，百姓要尊崇皇帝，上下一心一德。不难看出，这完全是日本天皇至上主义和封建君臣论的翻版。其目的就是愚弄和麻痹东北人民的意志，听任日本法西斯的摆布。
为实现“宣德达情”的目的，协和会可谓不遗余力。其主要表现有：①协助日伪当局镇压和瓦解抗日武装。在日伪对抗日武装进行军事围剿过程中，协和会派出了大量随军宣抚班，挑拨民众与抗日武装的关系，进行各种招降、策反工作。②出版各种读物，如《协和》、《新青年》、《王道月刊》等，鼓吹“日满一体”、“王道政治”，腐蚀、毒化东北人民。③发展外围团体，控制和奴役人民，特别是青少年。早在协和会成立之初，就组织了“满洲童子团”和各种青年团，1938年将各青少年团体一律改为“协和青年团”，并规定“满洲国的青少年无论其属何民族，不分男女，都由协和青年团、少年团予以一元化组成集体”。同年还组织了“协和奉公队”，强迫人民为伪满政权服务。此外还有国防妇人会，军人后援会等团体，都是协和会的外围组织，协和会对这些团体负有监督与指导责任。④大搞“国民运动”，支持侵略战争。如所谓“振奋精神”、“奉献劳力”、“捐献钱款” 等各种“国民运动”，大肆搜刮民众血汗。⑤大肆进行反共反苏“防止赤化”的活动。1936年12月，原协和会内设立了“排共委员会”，在各地举行“排共大会”，还专门培训对苏思想战的骨干人员，充实到边境地区开展反苏活动。
总之，协和会的活动遍及东北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层次，可谓无孔不入，成为关东军推行“国民组织化”的主导力量，是日本对东北进行殖民统治的重要力量。当时东北人民把协和会称为“蝎虎会”或“协和坏”，表现了人民对它的厌恶与痛恨。
第四部分：刺刀下的“新国家”围剿抗日武装第1期（1）
第六章关东军的军事围剿与东北人民的民族抗争
以日本关东军为首的日伪军事围剿，与以中国共产党为首的东北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是一场侵略与反侵略，法西斯统治与反法西斯统治的斗争。这场长达14年的斗争，从关东军进行围剿的角度重点分析，大致可以分为四大时期。第1个时期，从“九·一八”事变到1933年春，关东军军事围剿的主要目标是东北抗日义勇军。第2个时期，从1933年春至1936年春，关东军军事围剿的主要目标是抗日义勇军等部和由中共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个时期，从1936年春至1941年春，关东军军事围剿的主要目标是中共领导的抗日联军。第4个时期，从1941年至1945年日本投降，关东军军事围剿的重点是所谓“西南地区”的八路军。下面按各时期叙述日本关东军疯狂残酷的军事围剿和中国人民英勇顽强的抗日斗争。
第一节围剿抗日武装第1期（1931年9月至1933年春）
一东北抗日义勇军奋起抗战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开始了侵华战争，同时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也随之开始。中国共产党率先发出了抗日救国的号召，主张“以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国民党民主派和其他民主党派及无党派爱国人士也积极反对内战，主张一致抗日。每一个有爱国心的中国人，都以不同方式表示对日本侵略者的仇视，形成了全国范围的抗日救国浪潮。在全国人民的支援和鼓舞下，东北爱国官兵和广大民众，冲破国民党政府的阻挠，以武装斗争与日寇殊死搏斗，前赴后继，开辟了中国抗日战争的东北战场，用血肉之躯与日寇战斗了14年。与此相对应，日本关东军和伪满政权，为扑灭抗日烽火，以武力和“谋略”等手段，对抗日武装进行残酷镇压，一场围剿与反围剿的斗争在东北大地展开。
东北抗日战争初期的基本特点是，具有全民性和自发性。
在东北的爱国官兵、各民族各阶层的民众群起抗日，在各地自发地组织起许多抗日武装，东北义勇军是沦陷初期各种抗日武装力量的统称。从组成上看主要有：①由原东北军爱国官兵转化而来；②由绿林武装发展而来；③由各阶层爱国人士、青年学生组建而成；④由大刀会、红枪会等帮会组织发展而来。从武装性质看，可分为：①正规性武装（原东北军）；②地方性武装（如自卫团）；③民间、社会性武装（如大刀会等）；④绿林武装。从成分上看：爱国农民约占50％；原军警官兵约占25％；绿林出身者约占20％；政、工、商、知识分子等约占5％。从组织指挥系统看主要有：①东北军系统（名义上仍服从国民政府）；②救国会系统；③后援会系统；④其他分散各自独立的系统。从特点上看，义勇军未能建立统一的领导体系和建制，发展不平衡，带有较强的自发性和群众性。从时空看，义勇军遍及东北四省；大规模武装坚持到1933年2月，小规模活动持续到1935年。义勇军累计总人数达55万。参见孔令波《对东北抗日义勇军人数为55万人论证》；《东北地方史研究》1992年第1期。
1辽热地区的抗日义勇军
在辽西、由爱国将领黄显声（时任辽宁警务处长）等人在由沈阳向锦州撤退途中，将散在的抗日武装编成“辽宁抗日义勇军”， 为东北义勇军成立最早的。后由救国会继续组织，于1931年12月改称为“东北民众自卫义勇军”，委任22路，约6万人。较为著名的有耿继周、王显廷、潘士贤、郑桂林等部。此外，绿林武装高鹏振部等也有一定的影响。还有朱霁青组织的“辽吉黑国民救国军”活动于辽西、热边，其中马子丹、李海峰部较为活跃。
在辽南，最早有项青山，张海天、王全一等，后李纯华在救国会的帮助下，将各部联合起来，于1931年底组成以海城为中心的辽南义勇军，逐渐发展到8路。4个支队，总人数达3万人。
在三角地带（辽宁三角地带系指“满铁”路，安奉路所夹面临黄海的地区，主要有凤城、安东、岫岩、庄河等县）；卸任警官邓铁梅，回故乡凤城发动抗日，于1931年10月组成“东北民众自卫军”，初时二、三百人，不足1个月就发展到1700人，到1932年3月总兵力达16万人，编成18个团，3个支队，1个大刀队。后被救国会委为第28路。还有刘景文、李子荣，鞠仁清等部也相当活跃。三角地带的义勇军总数达到3万人。
在辽东，原东边镇守使于芷山投敌后，驻桓仁第1团团长唐聚五起而反抗。在救国会的帮助下，联络东边各县实力人物及抗日武装，于1932年4月成立“辽宁民众自卫军”，推唐聚五为总司令，初编18路，加上王凤阁部为第19路。直接控制兵力为7路，约7000人。8月发展到37路，13个大队（支队）编成7个方面军。兵力达10万人。成为辽宁义勇军最大的一支队伍。
在辽北、热边，1931年10月原东北军军官高文斌受张学良之命组建辽北蒙边专员行署，收编蒙古军包善一、韩色旺部，组成辽北蒙边骑兵。还有于德霖、张士林、贾秉彝、赵殿良等部在这一地区活动。
辽宁义勇军的兴起与发展，与救国会和后援会的关系密切。至1932年3月，接受救国会委任者发展到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