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案实录-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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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在全国几百万辆机动车，要找一辆最最普通的白色桑塔纳，无疑于大海捞针。干警们奋战了50多个日日夜夜，案情仍没有大的突破。破案工作陷入了僵局。　
　　经过一番缜密的分析，指挥部的决策者们把侦查重点指向了江城武汉。开封市公安局长武和平立即率一支精干的侦查小队进抵武汉。此时，武汉市公安局副局长潘贤仁和他的助手们，正组织三镇干警与先期到达的开封市公安局张天增支队长率领的工作组并肩战斗。　
　　“先带大家游览一下如何？”武和平笑着问道。　
　　“好。”武汉公安局副局长胡安太心领神会地答道。于是在年轻局长的导游下侦查员驱车进入闹市区。这群不速之客，首先来到了中南商业大楼。接着，车又停在了武汉铁路分局。此时，侦查员们恍然大悟：这不是嫌疑人在东京大饭店住宿时填写的单位吗？　
　　使人惊诧的是，铁路分局对面是一个军事机关，而距此不远的珞珈山麓则坐落着武汉大学。“陈纳德”等人在郑州金桥宾馆“买车”时曾自称是“省军区的”，到开封博物馆“参观”时又称是“武大教授”。　
　　偌大个武汉市，这三个单位恰好如此集中地在一起！　
　　“我们就以这一带为重点，重点调查。”武和平断然下令。　
　　武汉市公安局副局长潘贤仁与市局刑侦处处长，在听取了武和平的提议后，经认真研究，当即召开了专门会议，要求各城区刑警队长及市局防暴、治安、户政、交通的负责人到会。全市的行动开始了。　
　　通过十多天的紧张工作，武汉公安机关发现了一些与“9·18”案件有关的线索，侦查范围逐渐缩小，最后缩小到不到一平方公里的范围。　
　　同时指挥部命令从小在武汉长大，对武汉地理、人际关系较熟悉的王伟，同在局治安科工作的妻子李静萍一起携女儿以探亲访友的名义前往武汉开展工作。　
　　12月1日上午10时，身着便装的王伟携妻带女在汉口南京路由东向西漫步。　
　　行至鄱阳街与南京路十字路口时，由北边驶来一辆白色桑塔纳。说时迟，那时快，夫妻俩犀利的目光同时盯准车牌：“K43－1008”！“快叫的士！”王伟边给妻子下达任务，边飞步追向“K43－1008”驶去的方向。　
　　“跟上那辆车，我是公安局的！”小王坐上“的士”，出示工作证，命令司机加速前进。　
　　宽阔的马路上，“的士”紧紧咬住“K43－1008”。拐过几个弯儿，目标在武汉海关大门外北侧戛然停下，从车里走出的两个人步入海关大院。这时，王伟指挥“的士”也悄然停在了海关大门外的南侧。王伟举起事先准备好的照相机一面拍照，一面命令妻子“给指挥部打电话报告情况”。拍完照后王伟又走进海关院里查看，“的士”中只留五岁的小女儿坐守。　
　　接到李静萍的电话，张天增支队长率领侦查员火速奔向海关。　
　　然而，在张天增一行尚未到达时，“K43－1008”已驶离海关，飞驰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上，王伟乘坐的“的士”紧追不舍。追逐中，突然一辆公共汽车斜插过来，“的士”司机只得猛踩刹车，当“的士”超过公共汽车时，目标已无影无踪……　
　　经辨认，王伟所照的司机就是化名叫唐国强的人。得知这个消息，武汉市公安局潘贤仁副局长立即表示：“既然目标在武汉，我们挖地三尺也要把他揪出来！”当晚，武汉市公安局3000多名干警分扼三镇主要街道、路口，张网以待。　　　
　　擒魔武汉（2）　　　
　　2日，通过对海关的调查，查明了乘白色桑塔纳轿车到武汉海关办事的人叫刘昱，男，30岁，住江岸区花桥二村67号4楼2号。刘昱于1日上午8时15分左右到海关办理到珠海拱北海关摩托车转关手续，并已于当天上午11时50分乘飞机去广东拱北海关提货去了。　
　　下午3时许，“K43－1008”终于出现了。武昌交通大队民警王先进在武昌区小东门发现并扣留了一辆挂K43－1008军照的白色桑塔纳轿车及司机的驾驶执照，司机同一乘车的女人却狡猾地溜掉了。根据被扣驾驶执照，了解司机名叫刘进，男，1959年12月17日生，身份证号码是420102591217001，家住武昌民主路458－6－3－5号，女的是刘的爱人艾某。查对白色桑塔纳轿车发动机号，知其确系郑州金桥宾馆内被盗车辆。　
　　而此时刘进已成了“热锅上的蚂蚁”。他实在太爱玩车了，对这辆崭新的白色桑塔纳轿车更是爱不释手，而且他自认为“9·18”案件作的天衣无缝，警察无论如何也不会找到他头上。因此尽管他一向佩服的“大哥”警告他“千万不要再开车出来，不然会惹祸”的忠告，他也不屑一顾。三天前，他就开始四处兜风。　
　　当被交警拦住时，刘进这才感到大难临头了，于是他四处托人打探消息。　
　　“K43－1008”被扣，成了公安机关顺线追踪、侦破“9·18”的突破口。警方决定按兵不动，守株待兔，让罪犯自投罗网。　
　　12月3日下午6时，武昌交通大队、汉阳分局民警得知，有一称杨长明的人在打听扣车的事，并要求将被扣留的白色桑塔纳轿车取走。潘贤仁副局长和胡安太副局长果断决定：“抓获杨长明，顺藤摸瓜！”　
　　12月3日，汉阳公安分局将杨长明等人在汉阳区和平新村4门4楼抓获。12月6日晚，公安机关依法对杨长明家进行了搜查，在梅岩村44号，刑警搜出了五件文物，其中有万历哥窑青花蝶纹瓶、青花绘纹瓶、黄釉瓷炉等。经查对这五件文物，都是“9·18”开封博物馆被盗的珍品。　
　　在铁的事实面前，杨长明交代了内弟刘农军（化名陈纳德）伙同刘进（化名林沙）、文西山（化名唐国强）、李军四人9月18日盗窃开封博物馆的事实：　
　　1992年9月20日，刘进、刘农军等人，从郑州开白色桑塔纳车回武汉，打BP机给杨长明，让他准备一些纸箱和碎纸条等包装物，说是有一批东西需要打包。杨长明就找了几个纸箱和一些碎纸条。后来刘农军又问杨长明“有没有空房子”，杨长明说“有”。　
　　当晚，杨长明去找刘农军时，他神色诡秘地让杨长明在门外等一会儿。约过半个小时，杨长明进屋发现刘农军的朋友彭坚（武汉监狱民警）和汪义强（彭坚之姨夫、亮晶晶精品店经理）也在屋里。当杨长明看到屋里那些包装整齐的纸箱问“是什么玩艺”时，刘农军神色阴鸷地说：“文物。说出去就会交炮（枪毙）！”那12箱文物，当晚转移到彭坚家9箱，刘农军和李军带走1箱，剩下两箱放到了杨长明父亲家。　
　　12月6日，武汉市公安局将彭坚抓获。彭坚交代：10月12日，彭坚和汪义强用一个18吋凯歌电视机箱子和两个音柱箱将9箱文物伪装，于13日由彭国礼开车，汪义强、彭坚护送，将其运到王家墩机场，送上4031号飞机，运往广东佛山机场。尔后，刘龙军、汪义强俩人乘当日飞机至佛山，到佛山机场接货。　
　　12月10日，公安部向全国发出了通缉令，对案件的主要嫌疑人刘龙军、刘进进行通缉。　
　　迫于政策和法律的强大攻势，南逃广州的汪义强返回武汉投案自首，并提供了刘农军、刘进在广州的活动情况。　　　
　　青岛收网　　　
　　武汉告捷，并没有使侦破“9·18”案件的指挥员们心头的大石落下：案件虽已明朗，但犯罪分子很可能闻讯藏匿起来，为下一步的抓捕和追赃增加困难。　
　　为防止被盗文物和主要案犯出境，指挥部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在广州一举围歼案犯。　
　　十多天后，一个神秘的电话打到广州市公安局，表示愿意将文物交出，但惧怕抓人，不敢前往。　
　　经广州市公安局11处的同志精心运筹，55件被盗文物辗转至穗，于12月23日0点55分交到广州市公安局11处。　
　　喜讯传来，“9·18行动”指挥部一片欢腾，一颗颗忧虑已久的心瞬时间得到平静。祝贺之余，公安部领导要求参战干警一鼓作气抓获另外四名主犯，其余的九件文物终于“完璧归赵”。　
　　1993年1月9日12时40分，赴广州工作组获取了一条重要情报：刘农军派人于当日到广州活动，筹集出逃所需的资金。　
　　情况紧急，关系重大，如何引蛇出洞呢？参战干警与犯罪分子开始了斗智斗勇。工作组留守人员在童年根的主持下，制定出一套战斗方案。　
　　1月9日下午2时40分，当一个穿茄克、戴墨镜的年轻人神情慌张鬼鬼祟祟地出现在广州街头时，被守候在此的干警当场擒获。从他身上搜出了刘农军与其妻凌海滨的两本化名为凌达伟、凌海红的委内瑞拉护照、两张香港至伦敦的飞机票以及其他钱物。据其交代，刘农军正潜伏在青岛，准备做整容手术后出境。　
　　这一情报的分量不言而喻，赴广州工作组的同志于当日下午5时将信息反馈到指挥部。青岛市公安局闻讯而动，于1月9日晚抓获了“9·18案件”首犯刘农军。　
　　刘农军，29岁，武汉市武昌区人。中学毕业后，在武汉市公安学校就读，曾因盗窃学校教学器材被开除。之后，在湖北江汉大学自修毕业。1983年以来，他长期流窜在外，并与港、澳黑社会组织搭上关系。为了盗取文物走私境外，他闭门谢客，潜心钻研文物书籍。由于他反应灵敏，诡计多端，黑社会称之为“计算机”。　
　　刘农军自以为“9·18”案作得天衣无缝，公安机关根本无法破案。于是，当公安人员讯问时，他像没事人一样，时而答非所问，夸夸其谈；时而态度傲慢，避而不答。面对不可一世的刘农军，干警们不急不火，将计就计，先任其大讲特讲，而后从中找出矛盾与漏洞，集中火力一一批驳，挫其锐气。三天后，刘农军最终交代了策划、指挥、盗窃开封博物馆文物的犯罪事实。之后，侦查员在刘农军的一个落脚点摸清了文西山的潜藏地址。　
　　文西山，33岁，湖南省东安县井头圩镇有江村人。1983年他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九年。1986年5月被减刑提前释放后，长期流窜作案，在黑道上号称“江洋大盗”。　
　　文西山在与其他盗犯分开后，一个人偷偷溜到了东北。当获知同伙一一落网后，文西山准备再次潜逃。正当他于吉林市劳动局招待所匆匆结算完住宿账目准备逃离时，干练的吉林市公安局刑警队员们如神兵天降，挡住了他的去路。　
　　文西山与刘农军被捕的消息，让干警们为之振奋。大家信心十足力求尽快抓获其余二犯，追回被盗文物。　
　　1月17日下午4时许，赴广州工作组接到一个可靠情报：刘进将于晚间6时在广东省中医院门口出现。　
　　刘进，30岁，住武汉市武昌区民主路458号。他15岁那年因杀人被少管；1982年因盗窃被劳教，解教后长期流窜在外。　
　　17日下午6时10分，广州惠府路。一辆红色桑塔纳轿车由南向北驶来，驶进中医院门口。守候在此的开封市公安局刑警蔡永刚、许大刚互相交换了一个眼色，跃身翻过路边护栏，飞步向那辆车奔去。此时，那辆车正缓缓而行，刘进发现车后有两名北方大汉向他冲来，意识到事情不妙，遂关紧车门向司机吼道：“快开车！快开车！”但为时已晚，许大刚已手持手枪以身体抵在车前，将枪口对准司机，大声喝道：“不许动！”面对黑洞洞的枪口，司机熄了火。与此同时，蔡永刚紧紧握住右后门拉手，脚蹬车体，运气用功，只听得“嘣”的一声，锁坏门开，蔡永刚如饿虎扑食般冲向车内。刘进惊恐万状，惊问：“干啥？干啥？”蔡永刚怒目圆睁，伸开铁臂，像老鹰抓小鸡似地将刘进从车内提出，掼出车外，周围干警一拥而上，将其捆绑。　
　　1月19日，刘进、文西山分别被押解至开封，此时，“9·18”案件的主犯只剩下了李军。　
　　李军，年至而立，吉林省吉林市永吉县人，长期流窜作案，从事流氓、炒车票等违法犯罪活动。　
　　开封市公安局预审组抓住案犯惊魂未定之机，对文西山进行了突审。经审讯，文西山不但交代了作案全过程，而且提供了李军在吉林的隐藏地点。信息再次反馈到吉林，吉林市公安机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正在家里准备过年的李军生擒。　　　
　　案情大白　　　
　　随着国际文物走私黑浪卷起，刘农军早已把贪婪的目光投向了开封博物馆馆藏文物。他于1991年6月在广州将各怀“绝技”的犯罪分子刘进、李军、文西山纠合在自己麾下，开始了盗窃文物的罪恶勾当。为增强作案的机动性，他们先在广州窃得一辆红色夏利车。然后通过彭国礼将驻汉某部“K46－1008”军车牌照改为“K43－1008”，挂在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