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历史误读-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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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印、绶，皆以列侯就第，加位特进，奉朝请。”
失去的土地。所以，《水浒传》大书灭辽一事并把功劳记在梁山好汉头上，也不完全没有史实根据。
他的政治反省力与平衡术也不错，在给元祐党人平反后，并没把元祐党人的政敌贬下去，反而再次提高王安石的地位，追封王安石为舒王。王安石的儿子也被追封了爵位并从祀孔庙。
宋徽宗还是个富有同情心人，大概和他的艺术家气质有关。当时，宋朝的城市经济畸型地繁荣，破产的业户与农村的贫困人员便寄生于城市畸型的繁荣。以乞讨为生的人再遭
灾病，免不了死掉。宋徽宗批准蔡京采取了三种措施：建居养院，收养乞丐和贫困人口；设安济坊，给看不起病的病人提供医疗与护理；设立漏泽院，负责无法安葬的人的丧葬费用。所以，当代中国学者（2003，尚园子、陈维礼）高度赞扬说：“试想，在800多年前，今河南开封的一个没钱看病的穷人，就能到政府开设的免费机构得到治疗，吃到药物，这是一种多么了不起的制度。”
我这沉重的肉身啊！
面对一个江河日下的烂摊子能做到这些，已十分不易了。皇帝作为俗世的肉身，他是人。首先是人的儿子，而不是天的儿子；作为一个天才的艺术家，他的艺术家的气质决定了他向往美好精神生活的一面必然借助政治权力表现出来。
如果说联金灭辽是国家战略上的失误，那么尊崇道教的责任则完全要由个人来负责。在他执政的后半部分里，他的精神生活借助政治权力而充实，国家财政去因此承担了巨大的额外支出，像办什么“千道会”、造什么“万岁山”之类的。
这种精神生活只是一种形式上有效的东西，还不能解决一个名神（天子）实人（赵佶）的人的内心无奈，那种深度的无可奈何。在蔡攸的劝说下，他终于认可自己是人了，要尽可能享受人的享乐。蔡攸说：“人生能有多少岁月，岂能徒然劳苦自己。”
对，这话对！玩起来看。《水浒传》中写皇帝宠幸妓女李师师，也不是空穴来风。因为赵佶常“轻车小辇，出入于街巷郊野。”
宋代文人嫖妓成风。允许文人嫖，为什么不允许皇帝嫖？况且他还是个很有成就的书法家、画家呢！是个大牌的文人。
宋江的投降是最优理性
李师师不是个平常妓女，只图钱财。史载：李师师、汴京人，本姓王，染局匠之女，四岁父死，遂入娼籍李家。为名妓，色艺双绝，慷慨有侠名，号“飞将军”。徽宗微行，屡至其家。徽宗禅位，她曾献金助饷。抗金，并乞为女冠。“
不过，她的爱国主义的义举没得到理解。徽宗的儿子即位后，下令没收她的家产。一段夹杂着爱国主义的婚外情，以悲剧而结局。
一个曾为皇帝的人面对着一个心爱的女人的悲剧，也无可奈何了！
作为皇帝的无可奈何，他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他之前最有名的该是汉哀帝，此后的是明武宗。刘欣觉得当皇帝实在没意思了，当着众大臣的面说：要效法尧帝，把位子传给董贤。——在当时来说，是个不可思议的选择，现在看来真是一种明智的举措——谁还愿干自己已腻烦了的事儿呢？大臣们一齐反对，刘欣也没办法。对于一位上书者过激的指责，既不表示肯定，也不治罪。权当没这么回事儿。
无可奈何的皇帝还得当下去。但是大汉江山却在十年后落到了有一位雄心勃勃的政治家王莽手中。王莽也万万没想到，自己也收拾不了这么个烂摊子，并最终搭上性命。
还是明武宗【注2】好一点，就用性欲来排遣无奈吧！在每每短暂的刺激中，忘了无奈。
【注2】明武宗（1491－1521）即朱厚照。孝宗长子。弘治五年（1492）立为皇太子，十八年即位，年号正德。初期信用太监刘瑾，司礼之权高于内阁。后宠信佞臣江彬等，皆赐朱姓。好声色，建豹房，屡至宣府（今河北宣化）等地巡游；喜弄兵，自称威武大将军。因过度荒淫，无子。溺水得病而亡。
当了皇帝又能如何
《水浒传》写宋江一心招安，不想当皇帝，在多数人看来不可理喻。其实，宋江很聪明。当那个烂摊子的掌班人有什么用，还不如用手中的资本换个官职爵位为好。——用现代经济学术语来说，叫“搭便车”。尽管这趟车的尽头可能是万丈深渊，但到万丈深渊之前，驾车人还要费心思呀！
愿当皇帝的是傻种，能当又不想当的是坏种。这就是《水浒传》给后世野心家们的一项最重要的忠告。乍看宋江招安思路，觉得很庸俗，其实其内在却富有理性。虽然说整个招安的操作也很庸俗，实际上也是社会整体性无奈的一种表现。
经过理性的筛选、道德的磨合，宋江更进一步地认识到了皇帝的无奈：皇帝是最大的无奈的载体，所以也最不幸。不甘寂寞的郓城小吏，本来只想是在体制内进一步实现，没想造反，上了梁山也实属无奈。
“我不能从一种无奈跳进另一种无奈！”——这才是宋江最深层的意识。
第一番探道儿，见了李师师；第二番就让燕青去说实话。多亏师师是个侠肝义胆的风尘女子，才敢为招安牵线搭桥。
第二番时，宋江没亲临现场，完全由燕青一个现场操作。忠心耿耿的燕青回来后，一五一十地汇报。宋江除了对招安有了心理把握外，对一些细节，也不能不深思。
什么细节？
就是徽宗一番最人性的道白。
《水浒传》第八十一回中写道：
李师师叫燕青吹萧，伏侍圣上饮酒。少顷，又拔一回阮，然后叫燕青唱曲。燕青再拜奏道：“所记无非是淫艳词曲，如何敢伏侍圣上！”官家道：“寡人私行妓馆，其意要听艳曲消闷。卿当勿疑”。
一个“私行”说出苦衷，一个“消闷”说出无奈，一个“勿疑”说出人性。是呀，身为皇帝的人还不如当年他一个郓城小吏自由里哩。我宋江敢包一奶，不结婚，皇帝却不能这么做！我宋江敢同阎婆惜公开同居，皇帝却不敢。
这皇帝有个什么当头儿？！招安，还是招安好。
第二章圣人的道德谎话
虚构历史是中国儒家的两大看家本领之一，另一种本领则是按着自己的意志予以删削－－或干脆不记，或对不合自己口味的给换一种说法。后者为笔削之法，早为有见地的历史学家所批判。如唐代大史学家刘知几指称孔丘所编《春秋》为“断烂朝报”；特别是对孔丘的“史学爱国主义”不大义为然，指责《春秋》关于鲁国的史事，“事无大小，苟涉嫌疑，动称耻讳，厚诬来世。”
给政变一个美丽的托词
误读点评
●我们毫无疑问地接受了尧禅舜继的故事，并把它作为伟大人物的政治德性之一来看待。实际上呢，舜是发动了政变，强行夺取了权力。后来，启的儿子和大臣益发生了同样的争斗，终因一场流血结束了权力之争。
◎中国人大而化之的粗线条历史观，忽略了两个基本疑问：伟大的改革家王莽为什么一定要装神弄鬼般地让汉刘禅让；曹魏为什么也演了一套古装戏，而不直接了当地坐上皇位呢？
一切都由对历史的误读而复杂化！
只是汉献帝走下禅台时，不无揶揄的话揭穿了闹剧：“今天我算知道尧禅舜继是怎么回事了！”
道德说教实在起不了多大作用，最后还要凭实力说话。
●没人参透柴进造反的动机。“外行看热闹”——中国人大多只是看热闹者，怎么会明白柴进就是刘裕的好徒弟呢。要知道鼓动别人造反也是一门艺术。
虚构历史是中国儒家的两大看家本领之一，另一种本领则是按着自己的意志予以删削－－或干脆不记，或对不合自己口味的给换一种说法。后者为笔削之法，早为有见地的历史学家所批判。如唐代大史学家刘知几指称孔丘所编《春秋》为“断烂朝报”；特别是对孔丘的“史学爱国主义”不大义为然，指责《春秋》关于鲁国的史事，“事无大小，苟涉嫌疑，动称耻讳，厚诬来世。”
这正中了孔丘自己关于《春秋》作品的预言：“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儒家笔削历史的方法，已为历史所证，而虚构历史一端却隐于我们文化的精髓，成为史学贫血症的遗传基因。
关于尧舜的是否存在，历来争议颇多。当代史学家顾颉刚就特疑此点，指出“周人心中最古的人是禹，到了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等”。这是疑古派的主要结论。文物考古尚未证实尧舜的确实存在，但是尧禅舜继却成了我们历史文明中的美谈。
倘使孔丘通过他那个时代的考证，真地发现了尧舜存在的历史证物，但他的心思也不在考古上，而在于通过尧舜的典故给后人做一道德标本，寄托他自己空幻而美好的理想。孔兵赞叹尧“伟大啊！尧！崇高啊！天！只有尧能仿效！广大啊！老百姓简直不知道如何赞美他！崇高啊，他的成功！光明啊，他的礼制文采！”。（《论语·泰伯》）
为了使尧的形象更加完整，成为标准的后世道德样本，孔丘对尧禅舜继的故事进行“孔版创作”。《论语·尧曰》中的记载如下：
尧说：“啊！你，舜！上天的使命已经落到你身上了，要好好把握那种庸之道。如果天下老百姓贫穷困难，那你的地位也就完结了。”舜也这样地把位子交给了禹。
此版本就是尧禅舜继的始源。一心以继孔子春秋笔法的大历史学家司马迁【注1】对此也深信不疑，在《五帝本纪》中进一步美化尧的明智，即在自己的儿子丹朱与外姓人舜之间，选择了后者。说：“把帝位给舜，对天下人有利，对丹朱不利；把帝位给丹朱，对丹朱有利，对天下人不利。我（尧）终不能以天下人受害为代价，达到满足儿子的目的。”
如果这个事件是真实的，且能够成为传承的合法模式，显然它是古代部族民主的光辉典范。舜传给了禹，算是一个尊重宪法的选择的。但到了禹传位给益的时候，却发生了违宪事件。天下人皆认为禹的儿启贤明，去益而朝启，在诸侯们的推戴之下，启登上了天子位。而且，在这个过程中，益似乎很自知自明，一定要把禹传给自己的位子归还了禹的儿子启，自己避居箕山之阳。
按《史记》的记载，这又是一个让贤的典范。但偏偏有扈氏不服，认为启不当继位，双方在甘（今陕西户县西南）地发生了军事冲突。这场战争十分重要，决定着新君的地位稳定与否，因此夏师出师前宣了誓，史称《甘誓》。在誓师大会上，夏启说：“啊！你们六军全体将士，我告诫你们：有扈氏轻慢五行，不遵守正德、利用、厚生三大政则，老天要
【注1】司马迁（公元前145－公元前86年），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人。曾从今文经学家董仲舒受《春秋》，又从古文经学家孔安国问故。其父司马谈是汉武帝时的太史令，元封三年（前108年）继父职。得读“金匮石室”藏书，继父志撰写《史记》。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因李陵降匈奴，他被株连受腐刑，但仍忍辱负重，撰写不辍并成书。推崇孔子，在《史记》中专列《孔子世家》，说：“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称撰写《史记》是继《春秋》而作，“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断他的国运，现在我就奉天命讨伐他！”结果是，有扈氏被灭，慑于夏启的军事威力，“天下咸朝”。
令人不解的是，既然人家益不愿干，甘心让位，为什么还有人“气不份儿”呢？
离司马迁越近的历史，越能说明问题，越说明“禅位让贤”是一种带有美好愿望的虚构。看看秦始皇，他说：“从我开始叫始皇帝，我儿子叫二世，孙子叫三世，传诸万代而不绝”；再看看刘邦，他说：“皇位你们就别梦想了，王位呢也如此，从今以后不是姓刘的立为王，天下一定共同讨伐他。”
给政变一个美丽的托词
好在历史发现，不断给后人揭开谜底。《竹书纪年》终于让儒家的虚构像一个个的肥皂泡在历史的阳光下，飞散、破灭。也好让后人理解：为什么从夏启到刘协，只勉强地演成了一回“尧禅舜继”的古装戏，而且事后的代价还那么大－－中国自三国（公元221年）至隋统一（公元589年，灭陈），竟付出三百六十多年分裂、兵革、政乱的代价！
《竹书纪年》是一种竹简书，发现于西晋太康三年即公元281年，由汲县（今河南省卫辉市）的战国古墓出土。古代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