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历史误读-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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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三个人的智力排列，应是赵一、秦二、岳三，人格排列正相反！
秦桧担当了历史非正义的不幸，自然有个人性格的内在原因。但是纵观两宋以来权奸，无一不是货赇无度，唯有秦桧算个例外了。后人可以说他是权奸，却不能把他列入巨贪行列之中去。两宋有名的巨贪，有梁师成、王黼、蔡京、朱勔、陈自强、贾似道，此六人有四人正式当过宰相；余二人梁师成为宦官，朱勔为军人兼官商。
作为强势宰相，秦桧与王、蔡、陈、贾四人的政治风格无多大的差异，不惜力量打击异已。但秦桧与四人最大的区别又在于不贪。
赵构一手导演的秦、岳之仇
王、蔡在秦桧以前，陈、贾在秦桧以后，唯独秦桧作为“巨奸”没列入贪官之属，也算历史的一个奇迹了！
是秦桧心计高深，还是史家的漏笔？前者无法确认，但肯定不是后一种原因。
中毒：他把自己想象成了诸葛亮
从历史逻辑角度来讲，秦桧的南归确实是金国主和派完颜昌的一个战略设计。绍兴初次议和（绍兴八年，1138年），金国就主动提出归还宋之陕西、河南两地。该两地原为叛国者刘豫（伪齐）所据，完颜昌主动议和前已经削去刘豫的帝号，废为蜀王（最后徒临潢即今内蒙巴林左旗，改封曹王）。由于归还陕西、河南两地一年之后，金国内发生政变，主战派完颜宗弼杀了主和派完颜昌，金人才复夺陕西、河南两地。
处于弱势中的南宋对于崛起中的金国是无可奈何的。经过一年的军事较量，南宋勉强维持不致全面崩溃的局面，再次回应金人的议和的要求（绍兴十一年），不过，这次制定谈判方针的是金国的主战派。万不得已情形之下，南宋只好以土地换和平，割唐、邓、商、泗四州及和尚原、方山原等地，划定了西起大散关、东沿淮河的边界。
南宋不甘受此辱，只是无可奈何而已！为了挽回历史的“面子”，他们不怕重复联合灭辽的后果，在以后又联蒙灭金，终于把自己置于了蒙古的全面威胁之下。
如果一定要点明整个南宋所犯的战略上的致命错误是什么的话，那么非联蒙灭金莫属。其严重的政治后果要比秦桧的弱势和平路线坏百倍有余！
当然，秦桧并非“一贯正确”路线的代表，他身上所带有的文化烙印特别深刻。对持不同意见者的排挤乃至陷害，接续了庆历以来北宋文人整体道德水平的先天缺陷。也正是这一点，说明秦桧不是一个孤立的历史“反面教材”。他的身上即有范仲淹的大话主义又有王安石的偏激急躁，王拱宸式的心胸狭隘也在他身上表露无疑。
“城门开，言路闭”的国家政治性格在他身上也表露无疑。当他除掉政治对手岳飞之
后，开始了收紧言论的行动，请求赵构下令禁绝野史。收紧言论是外交环境的一个产物，也是封闭社会的一种习性，作为遗传因素它已深入到知识分子心目当中。言论几乎不具备任何道德性，只是斗争的工具而已，因此封闭社会对待言论的态度也是机会主义的。在秦桧主张禁野史之后，著作郎林机又建议加大收紧力度，他说：“有些不得意的人，隐匿在附近的地方，窥视朝廷之事，私下编写野史，以兜售其邪说，请求加以禁绝。”
那个时代知识分子道德水平之低下，让人难以置信，然而那又是事实。从历史长轴上看：中国自东汉以后知识分子人格经历一次整体大衰败后，至北宋中后期和南宋初期再一次大跌，并且对后世的负面影响至今而不绝。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岳飞已经死了（被害）十四年了，竟然有人请求将岳州改为纯州、改岳阳军为华容军，因为带“岳”字就与岳飞有关系。多么荒唐，与以后秦涧泉“愧姓秦”何其相似乃尔！
不管时人如何议论，后人怎么评价，秦桧始终是赵构主和的助手。奇怪的是没有痛批赵构，反而一味地将罪责全归于秦松。整个文化体系，就是一部《水浒》写真版“只反贪污（奸）官，不反皇帝。”从本心上，赵构也不希望为秦松开脱什么，只是到了秦桧已死，有人试图在建议废主和政策时，他才讲出了问题的实质。绍兴二十六年（1156）春天，秦松刚死不到半年，进士梁勋上书，劝赵构作好防御金国兴兵的准备并批判秦桧的主和政策。赵构明确反对改变既定方针，把上书的梁勋流动到千里以外，向天下发诏说：“讲和之策是凭朕的意志决定的，秦桧只是辅助而已。怎么能因他的死活改变国策呢！近来无知之辈，鼓吹荒诞无据的谣言蛊惑人心，朕感到很惊骇，今后如再有此类事件，一定加重处理。”
秦桧死后的政治待遇的反复变化，几乎重复了王安石死的故事。王安石在主战派眼中成了与主和（时人认为主和即投降）同样有害的祸源，就在钦定赵桓正式即位的第一年（1126年）面临外敌入侵的危亡之际，大臣们还争议王安石的政治地位问题。杨时上书指出蔡京是今天乱局的制造者，而蔡京推崇王安石并给了王很高的政治荣誉（加封王爵，配享孔庙），因此王是今天败局的理论祸源。
赵桓就下诏停止王安石的配享资格，降级为从祀。这时，王安石学术地位的问题的斗争并没因此而止，到了赵构时代又发生了王居正与秦桧“交火”事件。王居正受杨时之托，用了十年的功夫完成《三经义解》，主要目的就是消除王安石理论的影响。绍兴十一年（1141年）月，兵部侍郎（国防部副部长）王居正指责秦桧的过失，被秦桧排挤出朝任温州知州；后又被秦派御史中丞何铸弹劾，撤消了知州职务。王居正衡量秦的标准是他批判王安石的理论体系。
由庆历经元丰而绍兴，宋朝发生了一场深刻且绵延历久的学术斗争；这场学术斗争以争夺话语霸权为目标，是为中国古代只上一场历时近百年的“文化大革命”。秦桧之于这场文化大革命，不过是一幕悲剧的小小演员而已！与蔡确死后的政治待遇之反复相比，秦桧的身后变故确实有些不足为道。
蔡确受贬，元祐八年（1093年）死于流放地（见第六章第三节所叙“车盖亭诗案”），第二年（1094）年，其子蔡渭拦御驾为父鸣冤。此时高太后已死，哲宗亲政，立刻下诏给蔡确平反，又给了一连串的荣誉：追复正议大夫、赠太师、谥忠怀，等等。同样的告状，不一样的结果。在蔡确未死之时，其母曾拦高太后【注5】的驾（元祐六年，1091），为儿子鸣冤求恩。高太后不准，并宣谕说：“处分蔡确不只为他讪谤朝廷，实在是他有眩惑人主的打算。我不忍揭穿他的奸谋，只是借讪谤之罪处置他。”－－这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一旦蔡确自称定策有功，那不等把太后放到小皇帝的对立面去了吗？
中毒：他把自己想象成了诸葛亮
实际上的效果也已如此了，何以仅仅过了三年，告状的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呢？在享受了哲宗的恩赐后，蔡确家族继续沐浴在浩荡的皇恩中：徽宗（赵佶）于崇宁初下诏让蔡确配享哲宗庙，并给蔡题写墓碑名号，称曰：元丰受遗定策殊勋宰相蔡确之墓。后来，又追封为清河郡王，由皇帝书写了碑文。
到了赵构时代，一切又发生反复。靖康二年（1127年）的五月即建炎元年，赵构即位的当月，就宣布追贬蔡确、蔡卞、邢恕的官位。蔡家无论死人活人所享受的荣耀顿时灰飞烟灭。这时，蔡确已经死了三十四年了。
那个年代就那么奇怪，中国的文化性格自北宋之后也变得越加奇怪，不可理喻，好像国家大事靠给什么人平平后、给什么人定定罪就能治好了的！
当赵构宣布蔡确为历史罪人时，秦桧正在金营里过囚虏生活。实际上，从蔡确被追贬之时，就已经为他秦桧的此后人生划好了路子、定好了模式！既便秦桧能走出宋代的“百年文革”也未必能走出诸葛亮的阴影。“好为《梁父吟》”，成为胸怀天下的文人的一个符号化追求，就象武人曹操读到蒙恬的临终表白一样；“三桃杀三士”，也早已变成了“武不敌文”的一种历史共识，一如诸葛亮之除廖立。
为了和平的实现，晏子除掉了反对和平的三士【注6】，秦桧也同样必须除掉主战派。观乎北宋末以来，主战派没有一个有好下场的，童贯、岳飞、韩侂胄、贾似道，不管他们最后被祭为精忠还是巨奸，结局是一样的！于是，诸葛亮神话的精髓——不在于主战与主和而在于如何掌控权力，才是秦桧的必选的政治策略。一如北宋亡国之君赵佶及赵佶前的杨广可能把自己想像成汉武复现一样，秦桧也可能把自己诸葛亮化了，只是他的上面不是一位懦懦的晚辈，而是一位工于心计、脸孔多变的强势君王而已。历史的想像影响着任何一位政治家，这是铁律！王莽可以把自己想像成黄（帝）虞（舜），秦桧为什么不能把自己想像成诸葛亮或管仲呢？！
【注5】高太后（1032－1093）宋毫州蒙城（今属安徽）人。英宗皇后。庆历七年（1047），归英宗于濮邸。八年，生神宗。神宗即位，尊为皇太后。哲宗立，尊为太皇太后，权同听政，以恢复祖宗法度为先务，起用司马光、吕公著等，斥逐变法派，凡熙宁、元丰所建新法，次第划革略尽，史称元祐更化。临政凡九年。卒谥宣仁圣烈。
【注6】在话本演义中高档（如明·冯梦龙《晏仲平三桃杀三士》），晏子除掉三士不主要因为他们群前无礼，而是反对齐楚的和平即对楚国求和使靳尚无礼，表明了他们的主战立场：“量汝楚国，何足道哉！吾三人亲提雄兵，将楚国战为平地”
宋江的投降是最优理性
赵佶这个人还是不错的
中国人从走卒贩夫到公卿巨宦都有皇帝心态，这是个不争的事实。要么，有些位高权重的大臣被判处死刑的理由总有“意欲篡弑”这一知条呢？岳飞说了一句自己的眼睛长得像宋太祖，就成了谋反的罪证之一；被破弹劾的经济案件往往伴随着政治问题，被搜查的时候，查出了龙袍以及其它的皇帝专用品，凡此等等。中国人当皇帝的机会有的是。刘邦从社会底层崛起的“帝起于细微”的故事太动人了，到了朱温，以降将之身，受赐“全忠”大为惊喜，这“人王中心”不是皇帝又是什么？作为军事将领的赵匡胤，一领皇袍加身，赶下了周柴天子。在他之前不到四十年的时间，这样的闹剧已经上演过多次了。
就像挤线较热的公交车一样，上不了车，着急；上了车，就不愿让别人再上来挤了。当皇帝前还有点沉稳劲儿，当上皇帝就有些沉不住气了，怕别人“重复昨天的故事”。所以，赵匡胤才玩了个“杯酒释兵权”。其实，杯酒释兵权不是什么新鲜招儿，刘秀早就用过，只是不这么叫【注1】。
聪明的皇帝有烦恼，糊涂的皇帝也有烦恼。不聪明的又不糊涂的皇帝就更难受了！相干点事儿，又没相应的才干；不干正事儿，又有一帮装模作样的大臣在不断地给予批评乃至顶撞。
是神，是人，自己也分不清。
宋徽宗就是既不聪明又不糊涂的那类。
在整个《水浒传》中他虽是个配角，但他所代表的心理倾向却极有价值。因为，他承接的是一个冗员无数、腐气冲天的烂摊子。
在位二十四年间，他也有过重大举措，不过多不奏效，便心灰意懒了。《水浒传》中所说的大办花石纲一事，在史书上也凿凿不磨。他上任之初，力复新法，也是寄希望国家气氛由此为之一新，而不惜采取了一些偏激的改革措施，比如崇宁三年（1104年）的重树元祐党人碑，没点政治胆量是不行的。在推行王安石派系传下的新法的同时，还改革了教育制度，把书学、画学、算学列为国立教程。这项改革实属不易，因为儒家一直把书、画、算还有工艺技术视为末计、小道，不能与四书五经的大道相提并论。
作为皇帝，他也能知错即改。过了三年，发现立元祐当人碑一事不妥。马上撤掉并解除对元祐党人的禁令。下诏求直言（——可以批评他这个最高领导人），并给一批冤假错案平了反。
一个末世皇帝能作到这样，已经十分不错了，尽管他想也没想自己会被掳到金国去。
干到第十个年头儿上，他还挺来劲儿，爱国主义情绪高涨，争取联金灭辽，拿回一些
【注1】《廿五史纲鉴》之＜东汉光武帝刘秀＞卷曰：“帝在兵间久，厌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乐息肩，自陇、蜀平后，非警急未尝复言军旅。邓禹、贾复知帝偃弇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拥众京师，乃去四兵，敦儒学。耿弇等亦上大将军印、绶，皆以列侯就第，加
